在香港，屬勞動三權之一（自由結社權、集體談判權及罷工權）的集體談判權，早於主權移交後的臨時立法會，被工聯會丶民建聯及自由黨在《僱員代表權、諮詢權及集體談判權條例》的修例中被廢除。
然而，工運界爭取集體談判權重新立法至今已經超過二十年，但成效仍然毫無寸進，原因為何？在爭取修法以外，我們仍然可以透過什麼方法行使另一種集體談判權？實施例子為何？在台灣最近「一例一休」再度修法中，為香港帶來怎樣的啟示？
工運界的變與不變：法律丶政體已經轉變，工運模式有追上嗎？
早在主權移交後第一個五年，香港已經不能維持其法律下的自主性，自從1999年第一次人大釋法開始，已經告示了《基本法》的本質從來只是一紙任人擺佈詮釋的空文，香港法律制度自此之後從不可靠，一直走向「中國式」法律。只要人大代表想解決任何香港問題，動一動指頭，釋一釋法，所有香港發生的事情都要為其讓路。
而且立法制度從移交一開始已經不公義，功能組別議員工商界別幾乎佔大半，只要是政府提出議案，政策幾乎都可以通過，導致立法條文偏向「發展主義」模式，總而言之「發展就是硬道理」，在發展之下，所有的障礙都可以透過立法後的法律幫助除去。
在政權移交後，香港已迅速由半民主政體轉化成為威權政體，儘管我們仍然有直選議會選舉，但是議會運作已經是有人為限制的，包括篩選政見（如：DQ立會參選人)，限制其言論表達自由（如：宣誓DQ案）。只要政府要你消失，便可以隨時透過法律DQ議員，DQ參選權；或者在議會外，政府可以利用最新的國歌法，在你身邊播放國歌，然後以「沒有對國歌表示尊重」拘捕你。
說白了，香港現在法律及議會的情況跟「中國式民主」「中國式法冶」其實沒有差太遠，早已經再不是走溫和行政吸納路線的英殖年代了。
現今工運的困境就正正在於仍然停留在英殖年代的工運模式，我並不是指上街示威遊行無效，而是方向發展錯了，我們的目標並不應該停留修法階段，上述現況已經告訴大家，在不義的體制下，法律即使立了，也可以隨時被「人大」以其意思詮釋。更何況，現今政權已經變了，在威權體制下，不公義的議會是「發展主義」的機器，法律已經成為一種武器，勞動權益修法幾可肯定無甚機會，所以，工運模式必須隨之改變，除了針對法律以外，發展其他可行的方法推動。
新的集體談判權實踐模式：服務者與被服務者的互動關係
所以，我們為何不試試用另一個方式實踐集體談判權？就例如，套入資本主義發展出來的需求市場，以被服務者（customer)的角色做助力，協助服務者（service-provider)針對管理者(management)進行集體行動。
以往的工運裏，常常是部分服務者（service-provider)自發性不滿管理者(management)的行為，然後依靠領袖（leadership) 帶領其他餘下的服務者達致階級意識覺醒（cognitive liberation)，共同對抗資方，要求資方進行勞資談判。左翼理論如是說，然而，香港在缺乏法律保障集體談判權及罷工權下，當中的漏洞很容易被資方發現：例如收買領袖丶集體解僱不滿的員工或反動員另一批員工作對抗。
以往工運的公式就像是：服務者（service-provider) -- 不滿 -- 管理者（management) ，只有兩者之間的互動關係。
而我提出的是，以往的工運並沒有包含被服務者（customer)的元素，工運就像只有勞方跟資方兩方而已，其實不然，被服務者（customer)可以做的事其實可以更多。主要原因是被服務者（customer)是管理者（management) 的財政命脈，如果進行罷買罷消費，無論是在哪個政體的市場下，都是合法合情合理。比起服務者（service provider) 進行罷工，其實管理者（management) 更懼怕停止消費的行為。對資本家而言，「人可以炒，人可以換，法律可以改，但錢不能停」，他們懼怕得罪他們的「老闆」。
所以，新的公式應該是：服務者（service-provider) + 被服務者（customer) -- 不滿 -- 管理者（management) 。
被服務者（customer)要取代以往領袖（leadership) 的角色，成為造成階級意識覺醒（cognitive liberation)的起點，。因為被服務者（customer)有太多，資方不能全部收買，而且集體解僱員工反而會造成更大的反彈。故此，我們是利用「商業行為」反制「商業行為」，我們需要一群已經覺醒的被服務者（customer)逐個擊破剝削的企業。
實際例子：爭「櫈仔」丶美麗華商場「換衫」事件及大專院校工運抗爭
理論不是紙上談兵，需要有更多實踐例子作參考及檢討。類似模式而成功的例子有爭「櫈仔」丶美麗華商場「換衫」事件及大專院校工運抗爭。
在爭「櫈仔」事件中，程展緯先生及零售、商業及成衣業總工會運用其被服務者及工運者的雙重特殊身分，動員消費者群眾向百佳、屈臣氏及惠康施壓，最終成功；美麗華商場兩名清潔工因商場更衣空間不足，到育嬰室更換衣服遭人投訴而解僱，消費者群眾不滿，集體向商場施壓，最終無人受處分；
在教大保安工潮，原外判商龍衛保安競標失敗，拒絕支付遣散費予工友，學生介入，要求校方履行監督外判商的責任，成功追討大部分遣散費用；在嶺大工潮，在新外判商的投標過程，學生進行介入，要求校方向外判商施壓，要求提升工友薪酬等待遇至可生活水平，並進行多項勞動調查；在浸大工潮，同樣是轉新合約期間，原外判商龍衛拒絕支付遣散費，並無理提出以特惠金形式息事寧人，學生介入，並要求與校長進行談判，最後成功取得全數遣散費。
從以上可見，並不一定要先有法例，才後有集體談判權。在法律失效，而且未來修法會更艱難的情況下，集體談判要成功，就要用法律以外的其他方法進行集體行動迫使資方談判。台灣最近針對一例一休的二次修法告訴我們，法律並不是最可靠的，隨時可以立，也隨時能夠廢除或修改。"Ideas are bulletproof" 唯有共同信念，才是真正值得信賴。
結語
「工運唔係咁樣搞架小朋友！」「你地咁樣算咩工運呀？」或者可能是吧，對老工運者來說，工運有一套既定的遊戲規則，要按著軌跡走。但世界一直在變，而且變得很快，工運不見得有跟上世界變遷的步伐，說不定可能未來有一天，工運界再不是爭取改善勞動條件，而是爭取AI經濟下整個人類族群的工作機會。我希望的，並不是故意挑起工運新舊路線之爭，而是提出有沒有新方法的可能，應付新的環境及挑戰，僅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