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經常看到一種對社會運動的差別待遇。香港人似乎覺得爭取民主、一人一票選特首是比較基礎而理所當然的訴求，而爭取勞工待遇則是較激進、「共產」。前者是建基於政治平等，每人都有選擇自己統治者的天賦人權，但後者卻似乎是和公共事務無關，勞工待遇只是私人公司和僱員之間的問題。因此戴耀庭教授的佔領中環計劃可說是一呼百應（當然也免不了有一些質疑聲音）。而葵涌貨運碼頭的罷工工潮雖然也吸引不少支持者，但聲勢終究是不及佔領中環運動，還被資方暗地裡扣上「損害香港國際聲譽」的帽子。
然而民主真的只是一人一票選特首這麼簡單嗎？想像一下，今天佔領中環成功了，每人都有平等選舉權，然而碼頭工人待遇依舊，情況會怎樣？工人現在雖然有一票投選特首了，但他們有時要一連工作六天（甚至要不眠不休工作72小時），連午飯時間也沒有。剩下一天假期，多數也是倒頭大睡、補充精神。他們有多餘的精力和時間了解政治嗎？他們有時間思考那個候選人更能改善他們的生活嗎？這樣龐大的生活壓力下，他們恐怕連候選人有多少個也未必記得清楚！
再者，工人們薪金微薄，待遇甚至比1997年時還要差，根本追不上通脹。他們有多餘金錢去進修自己、讓自己具備理解政治的基礎知識嗎？如果根本沒有這些基礎知識，他們如何分辨那些候選人是幹實事為他們謀福利、那些候選人不過是玩弄政治詞彙而實際上以權力自肥？
勞資雙方的權力極不平等，資方可以經由外判商隨時解僱工人們。如果資方有政治立場，想動員旗下勞工幫他們投票，或是出席選舉活動幫他們「做勢」，工人們有多少資格say no？
普選其實和工作環境息息相關。沒有合理的工作環境，所謂普選不過會淪為財閥間的民粹遊戲，根本不能體現政治上人人平等的理想。美國政治哲學家 Joshua Cohen 就認為，民主不單單只是普選，一個好的民主制度，必須保障每個人都有平等機會去影響政治環境（equal opportunities for effective influence on the political environment），而這和每個人的經濟和工作環境息息相關。舉例說，勞資權力必須對等，讓資方不能利用其權力去發揮政治影響力，令勞工不必因為生活壓力而成為資方棋子。政府需要給予人民基本教育，讓所有階層的人民都有基本的議政能力，能夠理解政策，作出合理的政治選擇。人民的基本生活需要應該得到保障，他們不必憂柴憂米，不必為糊口而把大部分時間花在奔波勞碌上，而可以有足夠的餘暇時間去參與和思考政治。
因此，勞資關係、工作待遇非但不是私人公司的事務，它們其實和民主發展關係密切。Joshua Cohen 甚至主張，要保障真正的平等政治參與，就必須要有強大的工會，拉近勞資雙方的權力關係（例如設立集體談判權等）。（註1）這樣子工人就有足夠權力爭取理想的工作空間，而不需要為老闆勞勞役役而犧牲自己的政治參與時間。政府也要提高最低工資，保障人民不會被工作壓力和生活壓力壓垮。這背後的精神，我認為是令人們不致淪為資本主義社會的一粒螺絲釘。人們必須有時間和資源獨立自主地思考，理解社會，參與政治。試想，如果你天天朝九晚十二，回到家就倒頭大睡，你那兒還有時間知道香港政界在發生什麼？你投票時真的清楚每人的政治立場和政績嗎？你投票的候選人真的代表你的利益嗎？真正的民主社會不可能由工作的奴隸組成。沒有合理的勞工待遇，經濟不平等就會轉化成政治不平等，令民主的政治平等理想成為空話。
為什麼爭取普選，是因為我們不想像奴隸般活著。我們希望憑自己的力量決定自己的統治者，而不是像奴隸般「接受」一個統治者。然而，儘管我們免於成為政治上的奴隸，如果我們依舊是經濟上的奴隸，那又有何差別？說到底，爭取普選、爭取改善勞工待遇、爭取勞資關係平等，其實都是爭取同一樣的東西︰我們希望有尊嚴地活著，建立一個平等、互相尊重的社會。
（註1）Joshua Cohen 稱之為 secondary association，這些組織能夠幫助民主社會的健康運作。相關主張見 Joshua Cohen, “Associations and Democracy”, in Joshua Cohen, Philosophy, Politics, Democracy: Selected Essay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