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這篇文章是在扎鐵工潮後寫的，本欲探討勞動市場失衡跟政策規劃的關係。
在「第二屆香港社會論壇」，其中一個課題是思考今年區議會泛民主派失利和社運的關係。
在此，我想把問題集中一些，就是「泛民」為何失利？
我看泛民其中一個不足，是未能把民主討論從政制層次縮小到社區層次。在此，期望這篇籍比較蝴蝶邨和天瑞邨規劃差異從而產生完全不同社區面貌的文章，能為有志社區工作的朋友帶來一點新衝擊。畢竟，從政者應具備的，不單是實然的認識，更是應然的想像。而社區工作的想像資源，可以是不過是十多分鐘車程相隔的鄰近社區。
打破勞動比賤，以蝴蝶邨作討論切入 (上) 阿丙
對於2007年的扎鐵工潮，政府的姿態一直是想置身事外，最後亦只願擺出一副「中立的」「調停者」角色。然而，今次扎鐵工潮的一個重要背景，是香港基層市民的勞動市場出現了嚴重失衡，低下層的勞動力出現供過於求。問題是，這純是因為香港政府或一眾「(新) 自由主義」學者所說的經濟轉形問題嗎？現在的基層勞動失衡以致工資比賤鬥平，形成「勞動鬥獸場」，到底政府在城市規劃或是房屋政策上有沒有起著推波助瀾，雪上加霜的作用？這裡將嘗試從蝴蝶進入作探討。
因工作關係，本人需要到各區工作，今年初，本人斷續地到蝴蝶邨工作近一個月。對於這個83年入伙，至今已二十多年邨齡的屯門屋邨，其興旺程度直教本人意外。根據過往經驗，這類屋邨不少已成了「老人邨」，商場及街市一般不太興旺，甚至有些屋邨街市近半結業，亦經常發生。
記得初到蝴蝶邨商場，便看到一眾老人家在商場涼冷氣打牙骹，這跟香港其他屋邨的情況沒有兩樣，然而再細看，便發覺除了公公婆婆，商場和街市還有很多年青的媽媽推著BB車買餸，還有很多外籍傭工在穿梭。待到街市一逛了一圈，直是覺驚訝，公共屋邨的街市怎會這麼大，賣菜的竟接近二十檔，賣肉的、雜貨鋪同是過十檔，此外數檔賣雞鴨的籠又全是滿滿的 (即使大型街市，如此數目的活雞亦不常見) 。一個公共屋邨街市，規模竟比得上很多區級的街市，非常罕見。
街市外圍，是數個熟食檔冬菇亭。在很多屋邨，冬菇亭已是頻臨絕種。然而在蝴蝶邨，卻是頗為興旺。尤其一檔賣點心的，在亭邊數尺的簷蓬下和樹蔭下，擺滿小櫈子，坐滿老人家，八塊錢的點心雖不算特別價宜，但花十塊錢吃頓早餐，消磨一個上午，對老人家而言也許已是一天最大的享受。
蝴蝶邨冬菇亭的一個有趣地方，是不少「公仔佬」 (紋身的) 在工作，以我觀察，最少三檔的廚房有紋身師傅 (全港計，最多紋身漢任職餐廳的應首推旺角)。我特意提出這點，並不是為了歧視「公仔佬」，而是為了稱讚蝴蝶邨街市冬菇亭。尤其現在政府大力宣傳叫大家接納「新生」，卻設置重重排拒制度 (當保安亦要拿良民証，談甚麼「新生」？)，多麼虛偽。冬菇亭卻在實踐著真正的共融。讓這城市一些即使曾經風風火火的，到一朝厭倦，仍有其安身之所，這才是真正的有容乃大。何用多作無謂宣傳？此外，看到「撻」著拖鞋的大排檔伙記，感覺是多麼親和！
不管是街市還是冬菇亭，很多鋪頭皆貼上招聘告示，好奇問了一檔冬菇亭大排檔說急聘女工的。店主狐疑地看著我，只好辯說是替一位住在屯門的嬸嬸問的。答道從下午二時至收工，每月休兩天，人工是七千多。細節沒問清了。由於我也曾經從事大排檔，覺得如此待遇已不俗，尤其若計上大排檔吃的兩餐，實際收入便接近八千了。兼且熟食工作一般是一輪輪的，勞動一會休息一會遠比呆坐八至十二小時的保安強吧。
說到保安，近年一個教人心酸現象，是在不少屋邨或屋苑不時看到廿來歲的青年當上保安。若問為何當保安則很多是因為長時間找不到別的工作。在蝴蝶邨，從個人觀察多是中年女性。我沒有意圖貶低中年女性，只是認為年青人更應「壯有所用」罷了。
至此，我想介紹一個較蝴蝶邨遲十年入伙的屋邨，天水圍的天瑞邨。查看地圖，天瑞邨跟蝴蝶邨都是由12棟樓宇組成。然而置身兩屋邨的感覺相差甚遠。因為蝴蝶邨每棟只有約二十層，配上很多六七層樓高的棕梠樹，在香港這石屎森林，已給人小鎮式悠閒感覺。相反，於93年入伙的天瑞每棟卻近四十層，壓迫感強多了。由於天瑞邨主要是Y型和十字型公屋，每層單位數目應跟蝴蝶邨相若，若以兩倍樓層數量計，人口該是一倍以上了。
雖然人口估計是蝴蝶邨一倍，可是天瑞邨的食肆卻少得驚人，全邨只得一間酒樓，一間連鎖式快餐店和一間麥當奴。相反，蝴蝶邨的食肆包括商場內的一間酒樓，一間中型中式餐館和兩間西式餐廳，一間地鋪麥當奴，再加冬菇亭的五，六檔食肆。
單從數字上比較，這已是一個很大的差距。人口應只得一半，蝴蝶邨的食肆數量卻是天瑞邨的三倍有多。由於同樣是一間酒樓 (聘用的人手較多)，故此兩者在招聘人數的距離應稍近，但估計亦應會是天瑞邨的兩倍或以上。若計算一倍人口差距，則蝴蝶邨單在食肆聘請的勞動數目該是天瑞邨的四倍或以上。
天瑞邨的餐廳屬連鎖式餐廳，雖然不是全港最出名那幾間，但運作模式應相近。若以幾間大型連鎖式餐廳作參考，則天瑞邨餐廳員工的工資該是前線服務員五千多，清潔工約四千。若以剛才提及蝴蝶邨冬菇亭女工工資作比較，則兩者工資差距便是三至四成了。對基層勞工，這是很大的收入差距。
在天瑞邨的餐廳，不會見到「撻」著拖鞋的樓面跟客人聊天，撩逗細路，滿身龍虎的大漢在奶茶咖啡，而只有穿上劃一制服的中年男女站在各自崗位，默然地勞動。
(下) 政府兩種規劃模式，帶來兩種社會生態
回看不管是董建華或是現在的曾蔭權，其施政口號均提出需要解決諸如貧富懸殊，低下層高失業等問題，並擺出一副政府正在構思各種政策以示其決心，像董年代的ABC港，再培訓計劃，或是曾蔭權的社會企業或兒童基金，背後共通處是營造一種抽離的、中立的角色，塑造政府在貧窮問題上本是沒有責任，因為這些都是「社會問題」，政府願意推出各種政策已是「皇恩浩蕩」。然而從蝴蝶邨跟天瑞邨的簡單對比，可看到貧窮問題，低下層的普遍高失業，低工資問題，從一定程度上，是政府城市規劃政策的結果。即是，政府的角色從不是問題的發現者和解決者，而是使這些問題發生或嚴重惡化的黑手。
從蝴蝶邨和天瑞邨的比較可看到，正是規劃的不同，可導致低下層勞動市場發生明顯差距。同樣的工種 (飲食服務業)，在一個以大量個體戶為主的社區比一個以集團式經營為主的社區，工資可高近三至四成，吸納的基層勞動人口比例更可相差達四倍，結果是大大紓緩近年低下層面對的勞動市場惡化，勞動力爭相比賤問題。此外，更帶來了完全不同的社區生態，工作選擇的多樣性，邊沿社群的接受與共融，以致老年人能否更有尊嚴地生活，年青夫婦是否以此作為安樂窩，養育下一代的社區環境等。
兩種規劃思維的社會背景
這便產生了一個問題，到底是甚麼原因，導致80年代的蝴蝶邨跟90年代的天瑞邨在規劃上出現如此大差距，其社會背景有甚麼差別呢？
這裡嘗試從兩個年代的失業率作切入點。在82和83年，香港的失業率分別是3.6%及4.5%，隨後逐年下降，直至87年跌至1.7%，從87年到94年，失業率一直都是不高於2%。
從失業率的比較，可看到在80年代初，香港的失業率跟其他發達國比較雖不算嚴重，但在勞動人口那時才只得約250萬的情況下，失業人口也接近10萬，如何在發展新市鎮之餘，給這10萬失業人口以生活安頓，便成了當時規劃新市鎮的一個社會背景。從蝴蝶邨的設計可看到，社區就業在整個規劃中佔有一定位置。
只是到了1987年至1994年那種平均低於2%失業率，近乎全民就業的經濟狀況，令不少工作工資作出了大幅上揚，例如部份建造業 (如扎鐵，搭棚升上日薪過千便主要得益於此階段 ) ；此外貨運業的工資也是升得很快，其中往來中港兩地的貨柜車司機在90年代中也能日薪過千，還有現在月薪才六七千的跟車送貨，那時近萬是平常。
面對社會各行業工資迅速上升，市況欣欣向榮，社會上便出現了一項有關「過低失業率」或「近乎全民就業」的經濟論述，內容大意是在一個健康的勞動市場，應當有某程度的失業率，這樣才能確保勞動市場「正常運作」。當一個社會出現 「近乎全民就業」，比如在89年，勞動人口已超過270萬，同期失業人數卻不足3萬 (人數計不及82、83年的1/3)，意味著勞動市場的「調節機制」失效，長遠言會窒礙經濟增長。
天瑞邨便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規劃和興建的，由於市場勞動力緊絀，使得九十年代這些屋邨在設計上不大重視社區就業這項因素，甚至用更大膽說法，政府的規劃在這個時期是有意地將居民迫向社區以外的勞動市場，以期紓緩勞動市場的求過於供問題，確保勞動市場的調節機制「正常運作」。
過時規劃思維，害苦基層市民
然而回顧香港經濟，從1995年起便逐漸走出低於2%失業率的近乎全民就業時期。若說從80年代到90年代香港出現了經濟轉型，因製造業工序外移，製造業的勞動人口從接近四成急降至不足兩成，大量勞動人口被新興服務業吸納；則從94年起香港的服務業同樣出現工序外移的情況。服務業諸如銀行，或當時盛極一時的傳呼業皆將大量工序移往內地。失業率於95及96年遂升至3.2% 及2.8%。及至金融風暴，香港的經濟進一步受衝擊，失業率在99年標升至6.2%。受股市樓市大幅下滑的影響，香港更經歷了長達5年的通縮。及至03年的沙士疫症爆發，香港的失業率已達 7.9%。
這裡不嫌簡略地回顧香港過去二十多年的經濟情況，是為了指出打從90年代中，香港便已不再是「超低失業率」或近乎「全民就業」的城市。在回歸以後，整體失業率甚至較諸80年代初更高。在2003年，實際失業人數已超過27萬 (勞動人口是340多萬)。
若從宏觀角度審視今天的城市規劃，則今天的規劃建設目標之一，應是解決或至少紓緩整體失業問題，尤其著重透過社區經濟以吸納部份勞動力，就如80年代初的蝴蝶邨。然而殘酷的現實在告訴香港市民，尤其基層市民，在特區政府的規劃思維中，解決就業問題並不是重要考慮。現實在告訴香港市民，即使就業市場不斷惡化，特區政府的規劃思維仍逗留在那「美好的」90年代初，其最大關切是如何透過土地賺取穩定收益，籍以維持官僚體系的運作，倒忘了城市規劃，本是造福社會整體福祉，包括提升社會就業的重要手段。
可以說，今天香港在極富裕的同時，卻出現極嚴重的貧富懸殊，低下層爭相勞動比賤的一大原因，正是特區政府在城市及社區規劃上欠缺社會承擔，欠缺人文視野、人文精神，並沒有把低下層的就業需要作為施政目標。回看不管是董建華的「商人治港」模式，或是現在曾蔭權的「公務員治港」模式，都沒有真正關切低下層就業問題。對董建華而言，低下層就業不過是在滿足商人獲利後「分享」的剩飯餘羹，對曾蔭權而言，在低下層仍在水深火熱的時候，最急切卻是增加公務員人工，使人感到公務員士氣，而不是小市民生計，才是曾蔭權的最大關切 (對於一位真正政治家，兩者本不是對立的)。明顯的，是特區的領導屬，都沒那主宰70年代至80年代初香港政策，具備工黨背景的港督麥理浩，那份關切社會問題，關切低下層就業和生計的承擔精神。
建立真正回應市民訴求的管治模式
要從根本地改變這情況，香港需要真正從下而上的管治模式。不是那只懂大叫急市民所急的「商人特首」，或是那愛耍嘴皮，把政治視為不過做好場騷的「公務員特首」。讓政治真正回應和滿足人民的需要。
比如若大家同意城市規劃或社區規劃本應兼顧創造就業，解決失業問題的社會功能，則政府在規劃上便應回應社會訴求。比如在規劃時，設定一些指標。例如，在新建的公共屋邨，可倡議諸如「社區就業五份一」運動 (這只是例子，詳細比例有待大家作進一步探討)，即新社區的建立，除了提供居住環境，更要提供區內五份一勞動人口以就業機會。
作為全球最富裕城市前列，香港的貧窮問題是整個城市的恥辱。要解決貧窮問題，一個方向是制訂最低工資，最高工時保障。另一個同樣不容忽略的方向，是解決低下層勞動比賤問題，如何透過規劃增加社區就業，是值得作進一步探討的課題。面對只懂諉過低下層的政府 (香港的一大不幸，是政府官僚承傳了太多戴卓爾技倆) ，要真正解決社會問題，爭取社會公義，便唯有透過市民聲音的匯聚，集結力量一同去爭取了。
編按：圖為天水圍天瑞邨，取自這裏。另，在網上一查，就會發覺網上公共屋邨的相片真的很少很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