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建誠 (2004年12月18日)
本港時下一些對勞動力市場的分析，均把就業率的增加或失業率的減少視作就業問題的改善。不過，就業率等指標只是從數量上去計算福利，不能反映工作能否為工人提供滿足感，與把經濟擴展視為社會進步的範式有同一限制。僱傭關係彈性化及相關的勞動保障問題是論者所忽略的一項重要課題。
西方工業國家普遍於在上世紀七十年代增加對勞動力市場的介入，透過法律規管解僱僱員或裁員的理據及程序，一定程度上確立了工作的權利，在很多國家裡工人代表均有權參與企業及工廠的解僱、裁員及其他諸如關廠、合併等影響大量員工的重要決定。但自八十年代開始，解除對勞動力市場的規管成為右派大力鼓吹的思想，指責勞工法律﹝特別是僱傭保障制度﹞過份嚴緊，是造成失業的罪魁禍首和企業發展的障礙。大量放寬僱傭保障的非全職工作，包括部份時間工作、臨時性工作、臨時派遣工作等，被視為是吸引外資、處理失業的法門。
以臨時性工作為例，九十年代臨時性工作平均佔各國新增職位近四成。然而，臨時工人的平均工資普遍較固定僱員的為低，在芬蘭兩者相距更幾達三成。在一些國家裡，工人享用附加福利及社會保障計劃的資格，往往以供款期或服務期作為界線，就算原則上不排斥短期合約工人，也使他們實際上受到排拒。而且，臨時性工作與固定工作比較不但缺乏培訓機會，亦缺乏職業保障──事實上臨時合約對僱主的吸引力正在於其往往不受僱傭保障法例的規管。經濟合作組織的資料顯示有四份一臨時工人一或兩年後成為失業工人，失業機會遠超一般固定僱員。由於臨時性工人以年青人及中學或以下低學歷者居多，他們的工作既持續地缺乏的培訓機會和發展前景，又不斷地因合約的有限性面對失業的風險，可能墮入長期就業困難的陷阱。
又例如在部份時間工作方面，自七十年代開始各國部份時間工人佔總體就業人口的比例亦持續上升。部份時間工人的僱傭條件與全日制工人比較普遍較差，例如平均時薪較低、職業福利較少、較少機會獲得在職培訓、並且較多機會同時是臨時工人。同時，部份時間工人以女性為主，平均佔各國部份時間就業的七成，主因是婦女需要兼顧無酬家務勞動與有薪工作。由於在一些國家裡，工人享用附加福利及社會保障計劃的資格，往往以收入及工作時數作為界線，給付額亦與此掛勾，部份時間工人有較大的機會得不到足夠的社會保護﹝例如退休保障﹞，加上與全日制工人比較持續地缺乏培訓機會，部份時間工作的興起未能扭轉兩性不平等的現象 。
講求彈性之餘，也要保障勞工
簡言之，雖然從僱主的角度來看，加強組織靈活運用勞動力的彈性，例如透過精簡人手、外判承包，以短期合約工作代替長期的職位等措施，便能夠在經濟循環、不確定的經營環境和產品市場變化下減低成本；但彈性就業也意味著一票不受勞工法例、集體協議及法定社會保障制度保護的人口。部份時間工人、臨時性就業工人、散工、家庭工人、半自僱者等非全職工人不但在工資、附帶福利及工作條件上遠較全職工人為差，與工作本身的關係更為疏離，更往往得不到任何僱傭保障和社會保障。由於這些非全職工人以弱勢或邊緣社群為主，彈性就業使勞動力市場既有的不平等和二元區隔進一步強化。歐洲近年的一個熱門課題，便是透過法律改革尋求彈性就業與工人保障兩者之間的平衡，並已在多國實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