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九七年起，我對工聯會就有一種難以改變的不信任，而這種不信任的源頭當然就是在它手上被廢去的集體談判權。作為一個工會，將削減工人權利說成是為工人好，無疑是指鹿為馬；而這正正是當年工聯會所做的事。九七年六月，李卓人在末代立法局提交了三條勞工法例，包括了<僱員代表權、諮詢權及集體談判權條例>的三條法例均得到通過，為香港的勞工權益跨進了一大步。但在九七回歸之後，當時的臨時立法會便立刻廢除了三條新法例，當中『代表』勞工的工聯會議員竟以『沒有經過審議的過程』而同意廢除用作捍衛工人權益的集體談判權。工會親手斷送集體談判權，他日譚耀宗、陳婉嫻這些議員去見馬克思時，可有面子跟他說：我沒有出賣工人！
九年後的今日，又是一番新景象：譚耀宗進了行政會議，穿起西裝後像自由黨多過像工聯會；嫻姐則與鄺志堅、王國興兩位新貴上演了一幕『捉放曾』。先是義憤填膺說要司法覆核，控告政府不肯設最低工資，搶盡鎂光燈注目；過不了一陣子，卻說因為得到政府『讓步』，檢討期由兩年變成一年，所以放棄司法覆核，來個以和為貴。真想問問嫻姐，你認為一年後是否一定會有最低工資？兩年變一年，只不過是『拖得冇咁勁』而已，如果到時仍沒有最低工資，嫻姐你又會否再義憤填膺一次？司法覆核是從法理上挑戰政府，多開一條戰線，對於整個爭取最低工資運動有利無害，為甚麼只憑曾特首一張空頭支票，就輕易放棄追迫政府？嫻姐你在立法會被指『出賣工人』，兩度落淚，你的戰友說你『為工人連婚都唔結』，既有如此情操，你為甚麼可以一次兩次在這些最關鍵的位置向後退？
說到底，還是因為你和工聯會根本只是在為政治服務？當年的集體談判權被廢，即使理由如何冠冕堂皇，最終就是工人連一丁點集體談判權都沒有，然後在這些年頭不斷被剝削再剝削而又無力哼聲。我不知道工聯會和政府背後有甚麼政治交易，但如果工聯會你根本不是以工人權益為先的話，拜託不要再講一套做七套，因為，這真的很令人作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