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发言时限三分钟，所以一些观点未能充分表达，现在补充整理写出来。
我非常认同劳资集体协商、谈判的理念，但我想从纯粹的学术讨论抽离出来，谈一谈斗争、推广策略的问题。
我们知道，推行一项立法改革，有两种路径，一种是自上而下的，也就是立法者、决策者一蹴而就颁布一个法律或者政令，另一种就是自下而上，即让讨论从民间开始。仅仅学术讨论是不够的，讨论应该走出象牙塔，进入民间，大家都开始谈这个问题，才有机会形成一个舆论的气场，用民意向立法者逼宫。
刚才茶歇的时候，我和深圳港资厂工人刘德昌聊天，他说今天我们在这里谈的这些事情，《广东省企业民主管理条例草案》的孕育、诞生、流产这一系列过程，深圳的绝大多数工人是听都没听说的。这个条例既然对他们这么重要，但为什么居然不知道，看来是传播上，出了问题。我担心的，是那种同质化传播，即听到我的声音的人，都是对这个问题抱有和我类似看法的人，或至少也是对这个问题深有了解、关注的人，而我讲得口干舌燥，不知道的人，还是不知道，反对者，依然反对。
还有一个很好玩的现象是，现在八十后的年轻人，即使是那些对时政有强烈兴趣的年轻人，对劳权问题也关注不多。他们谈宪政改革，谈钓鱼岛问题，谈腐败，谈上访者的苦难，但是很容易漏过劳工权益。
我觉得想改变这个现状，可以从两点上努力。
一是，学术研究固然重要，但推动者，也可以尽量从简单化、常识化的角度来阐释问题。比如刚才李琦教授用“尿急就要上厕所，就算不设厕所，人也是需要排泄的”的段子，来解释法权和自然权，通俗易懂，比如陈步雷教授经常在媒体写劳权时评，也是一种很好的常识推广。
如果用了太多的理论、术语武装，公众会觉得这话题是一个高深的学术问题，不会感兴趣，那么讨论的人群永远是个小圈子。劳工法律改革，工人也是一个重要的参与者，正如前面的发言者所言，一个本田罢工的意义，胜过百次研讨会。如何让工人也融入到问题的讨论中，我们必须对理论去学术化。
刘瑜老师说的好，“从朝阳区到海淀区，是可以不绕道阿尔卑斯山的，坐地铁10号线就行。”
第二点，应该借助媒体的力量，多制造话题，往媒体推送，把新闻点做足。比如港商联合杯葛《广东省企业民主管理条例草案》，这是一个坏事，反过来，也是一个好事。多好的新闻素材啊。作为立法推动者，不要想着把这些人的嘴堵上，而是作出回应，尽可能刺激对方说，甚至在媒体上形成论战。这样，这个小众的讨论，有机会就变成公共事件，眼球会抢过来，关注的人会多起来。笑蜀说，围观改变中国。
当然，理论框架是非常重要的，但理论是要接地气儿的，我们需要理论进入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