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標遊擊戰（上）——國際體育用品消費中的亞洲
文／歸零＠破土工作室
破土編者按：今年三月，為耐克、愛迪達等國際品牌代工的中山欣昌鞋廠發生罷工，起因是廠方欠繳十幾年住房公積金。無獨有偶，近日裕元越南鞋廠的工人因社保法罷工，政府則回應決定修改社保法律，滿足工人訴求，以結束這家耐克、愛迪達代工廠的罷工。本周破土將和大家一起探討國際體育用品的生產與消費，以及第三世界的年輕人如何能動地反抗西方和資本的霸權。今天的亞洲，仍然只是一個世界分工中的「邊緣」，還是逐漸崛起為本地經濟霸權，使工人的勞動遭遇雙重異化？第三世界的年輕人又如何通過山寨DIY等文化實踐來反抗霸權？
一、共謀的關係
批判銷售服裝、電子產品等盈利的跨國企業苦心經營的「品牌力量」，已經不是新鮮議題了。在寫實的基礎上，諸多批評家和行動者借助馬克思主義進行分析，將這些國際品牌高端大氣上檔次的「氣息」與凝結在具體產品中的第三世界工人的勞動剝離開來，揭示了發達國家之外（尤指第三世界和中國「部分區域」）的勞動者被異化的現實，以及迎合新自由主義要求的「靈活生產」以及「自由貿易」的不公平的世界分工。諸多抵制活動和關注工人問題的行動被這些批判鼓舞，成為了行動者們回應這個議題最直接也是最主流的方式。不難預料，更多的行動者會積極地投身於抗議這種霸權的行動中；同時，對於關注亞洲地區勞動議題的人來說，也會有更多反思。我們將著重介紹亞洲運動服飾品牌在世界生產體系中的新位置，以及傳統定義下的「第一世界」以外的新的市場霸權（尤指中國）的出現。
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從「歐洲製造」為主到世界其他地區製造為主的轉變中，歐洲中心主義的敘事在實際生產領域已經不再明顯。然而在關於產品符號方面，也即產品「非物質事物」（immaterial matter）方面的作者身份的歸屬問題上，歐洲中心主義的敘事仍未被撼動，它只是以含蓄的方式被表達出來：一方面，各種針對商標設計的智慧財產權保護性政策法規鞏固了這種霸權；另一方面，這種霸權以一種去地域化的方式表現出來——產品設計的原產地歐美被抹去，取而代之的是「人性化」、「智慧化」、「便利」——對很多亞洲消費者來說，似乎這些品牌的產品並不是歐美的「高科技」智慧結晶，而是生產地本地政府引入和學習了歐美先進理念後，在某個不知名的本地高科技產業園中製造出來，然後直接服務於當地人民。討論這種由歷史造就的關於科技等的霸權似乎有些離題，但是它有助於我們梳理出這樣一個前提：歐美已經不需要重申對「先進科技」的所有權了，這種所有權在全球勞動分工中不再通過它屬於哪個國家來表達，而是通過產品因為自身的品質等在市場中造就的受眾程度中來表達——這種品質是全球通行的中產以及中產以上階級生活的保證。
基於這樣的共識，一方面，歐美品牌不需要直接地掌握生產資料，國際品牌們現在只需要不斷從事「非物質」的工作就可以盈利；另一方面，去地域化的國際品牌與生產地當地權威共謀的情況愈演愈烈。對當地權威來說，這既有助於本地經濟的發展，又能樹立自己作為先進技術、先進經濟模式以及穩定的中產階級生活的引進者的形象。商標符號依然掌握在國際品牌及其背後的國際資本手中，而當地權威的解釋權掩蓋了品牌來源，從而營造出一種可以迎合當地人「地方主義」情緒的假像。舉個例子：耐克公司CEO已經公開表示耐克實際上已經是一個專門從事「市場行銷的公司」。在波特蘭或者上海的耐克開發中心只需專門為品牌設計「符號」和市場推廣（以製造消費者），剩下的生產交由中國、印尼和緬甸的工廠就可以了。而這些生產地的地方政府只要稍加動員，打出諸如「地方經濟發展」的旗號，以及強調當地人在這種發展中的參與，就可以讓國際品牌的經濟計畫在當地暢通無阻。對於品牌的象徵資本所代表的「象徵鏈」的解釋，依然不屬於任何當地人。
對於亞洲來說，這樣的情況並不陌生。因為廉價的勞動力，政治對於資本最低限度的干涉 等因素，中國、南亞和東南亞地區一直都是國際體育品牌重點投資的地區。一系列的資料都說明了國際體育品牌資本對於亞洲地區勞動力的偏好。與此同時，亞洲在世界分工的版圖中已經不在以前的位置上了——它現在既產生諸如裕元這種拉動區域經濟的超級企業，也產生了血汗工廠中每時每刻都面臨致命危險的孟加拉工人。
二、亞洲在哪裡？
國際服裝品牌生產往亞洲轉移最先是從上世紀50年代日本開始的，這是日本政府復興戰後經濟的一種策略。在1970年代日本經濟「騰飛」後，因為當地勞動力價格上漲，制衣工業逐漸開始向韓國、臺灣以及香港轉移。「臺灣製造」在1980年左右達到巔峰，成為對美國成衣出口量第一的地區。隨著上述地區對工業的環保評估門檻提高，加之勞動力成本上漲等等，部分東南亞國家以及經歷了經濟改革的越南和中國成為了投資者的首選。國際服裝品牌在亞洲地區的流動基本就遵循著這樣的一個順序，因為這種「資本流動」的現象已成事實，這裡不加贅述。我們更應該關注的是這種流動所造成的新格局。
因為國際品牌本身已經不直接掌控生產資料，他們的工作是生產全球共通的消費符號及其消費者，這種去地域化的掌控帶來了亞洲本地的資本家掌控了本地的「靈活生產」，以及生產地更多的勞動分工。這在亞洲的直接體現是：很多地方性的生產機構對當地掌控力的快速膨脹。在中國，最明顯的例子是裕元工業這種亞洲生產網路中內部霸權的出現。裕元工業最早只是以港資代工企業的角色在生產網路中出現，隨著國際資本的去地域化，對當地企業的放權和企業自身的發展壯大，裕元已經基本掌控了整個制衣工業生產鏈條上所有構成要素——它不僅僅只是生產者，它所掌控的領域還囊括了部分產品設計、改良和產品的本地銷售。從2011年的裕元年鑒中，我們看到這種「為國際品牌生產-本地銷售」模式的盈利在公司總盈利中的份額從2006年的5.6%劇增到2011年的20%。而2011年的公司盈利份額中，亞洲盈利占40%，美國市場盈利占30%，而歐洲市場只占20%。裕元旗下的工廠頂峰時有超過11萬名員工。
除了裕元這樣的模式，亞洲本地品牌，例如李甯或者喬丹也利用了國際品牌效應的「在地化」發展壯大了自己。他們將自己的宣傳定位在「國際化」上，通過各種國際化的符號展示（例如請國際體育明星代言，以及標榜自己領先的科技）賦予本土品牌一種國際化的氣息。這種國際化氣息代表的，不是當地人可以「獲得」的歐美式生活，而是他們足不出戶就可以在本地實現的中產階級生活。從這樣的視角出發，我們可以看到，現在很多體育品牌的主要市場不在歐美，而是在生產地本地，而亞洲本地的地方性勢力，也不再位於國際企業的從屬地位。
應該說，這種本地經濟體霸權的崛起造成的亞洲企業在體育產品生產中的位置轉換，使得對傳統國際分工中非西方的企業對西方企業的從屬關係的討論已經不合時宜。這也使得出售勞動的工廠工人面對的剝削和自我定位更加複雜。首先，生產地工人面對的霸權，較之傳統的歐美企業直接控制下的霸權，已經分裂為雙重性的了：傳統的歐美國際品牌霸權轉變為話語性或者概念性的，而真正的結構性的霸權則掌握在生產地本地的資本家中。工人如今面對的是這樣的剝削：他們必須服從歐美設計者們所譜寫的普世「中產階級」生活符號藍圖的指引，同時在實際的生產生活中又要服從本地資本家的直接掌控。其次，在本地權力和國際企業共謀下的經濟發展，使得生產地本地新興的中產階級擁有了巨大的消費力。這樣的消費景觀使工人不得不面對「中產化」帶來的整體生活開支 上漲和承受來自于「成為中產階級」的社會要求所帶來的各種壓力。為了達成這種要求的抽象符號，在當地消費景觀中被具體化到物質當中，即通過對特定物品的持有來完成。這樣的一個可能的結果就是，生產地工人在生產產品的同時，亦有可能立馬要在工廠之外購買自己所生產的產品。最明顯的例子就是很多生產蘋果手機工廠的工人攢自己的工資為自己買一部手機。同樣，在當今的亞洲體育消費品生產網路，工人的勞動面臨雙重異化的境地也是如此。
當然，對行動者來說，國際品牌的力量並非不可撼動。只是面對這種國際品牌和新位置下的地方強權共謀的格局，行動者應該思考新的可能性和策略。從傳統的視角出發，許多針對制衣血汗工廠的行動發生在發達國家。行動者（特別是身處發達國家的）對不公平剝削的意識覺醒，體現在抵制作為消費終端的歐美市場。毫無疑問，這種抵制，通過外界介入施加壓力，對於提高國際品牌下屬工廠工人待遇是有積極作用的。但是正如我們在上面提到的，伴隨著地方經濟體的崛起，國際品牌下屬的坐落于歐美的機構並不直接對生產領域負責，它們完全可以佯裝無辜，然後隱退到幕後，規避自己在血汗工廠中發生的災難性事件中的責任。於他們而言，他們只是無辜的符號生產者，血汗工廠中發生的任何具體事件，都是遙遠的當地工廠管理不當造成的，對此它們也「無能為力」。在這樣的邏輯之下，行動者就非常有必要將目光從美國，從歐洲移開，投向生產地的人民，尋求更多的可能性。因為世界勞動分工的不平等不僅僅是結構性的，也是話語性的：究其根本，儘管生產領域並不是俄勒岡的耐克中心和德國的愛迪達總部主導的，但是對於符號的物質化和物質化的符號的解釋權還是處於西方隱性的掌控中。所以，除了在當地的直接針對生產資料的鬥爭以外，利用生產地在地化的知識對具化在物質當中的符號進行文化性地行動也有必要。否則，行動者將會陷入對當地人民的實際要求的誤解和錯誤闡述中。這樣看來，至少有以下兩點值得我們思考：首先，國際品牌的控制力來源於它對商標的作者身份的壟斷，那麼是否有可能將國際品牌商標的高端氣息去神秘化，或者說將由國際企業指定的商標-產品的能指所指關係打破呢？或許我們可以從世界各個角落的一些另類文化實踐當中找到靈感。而對於中國消費者來說並不陌生的山寨文化也屬於這種實踐的一類。在下一篇文章，我們將介紹印度年輕人的DIY山寨運動服飾文化，並以此為出發點討論這種文化實踐中的對國際體育運動品牌的掌控進行「逃離」的自我意識。
歡迎關注「破土工作者」Facebook專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