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政策》諮詢期內媒體報導的焦點，是香港部分行業正面臨嚴重的勞工短缺。不知是有心抑或無意，這些媒體報導均把問題的成因，盡情集中在勞動力的供應方──尤其是青年人的身上，大概是看準他們的弱勢和無力反抗！報導通常會描述現今青年人不願吃苦，又或慣於依賴父母照顧；要不就是由於父母過度寵愛兒女，故不放心他們從事過於操勞的工作。筆者並不懷疑上述情況確實普遍存在，但把勞工短缺的責任盡放在供應方，卻鮮有提及需求方──也就是相關行業、企業和僱主的處境，則肯定是以偏概全甚或刻意誤導。
本文則嘗試將從更宏觀的視野出發，探討過去十多年來香港經濟結構的轉變，導至本土經濟自主性的逐步喪失，以及對勞工需求所帶來的潛在巨大影響。簡而言之，當官方主導的人口論述聚焦在「人力錯配」、「勞動力不足」，本文則嘗試尋找「政策錯配」、「新產業錯配」的癥結所在；當主流論述一味聚焦在所謂的「勞工短缺」，本文則希望點出「產業短缺」的真正問題。
正如浸會大學經濟學系教授曾澍基，在歴年來僅見的相關學術研究中指出，回歸前香港被「九七大限」的魔咒困擾，以及港英夕陽政府的短視心態，加上內地不斷加快開放步伐，香港工業進一步大舉北移，形成香港產業面臨空洞化的危機，經濟結構早已出現嚴重失衡。因此即使沒有亞洲金融風暴的衝擊，股樓泡沫爆破亦只是遲早的事。首任特首董建華其實深明問題的迫切性，故一俟回歸後已立即改弦易轍，寄望通過大有為政府的積極介入，能扭轉香港的歴史軌跡和宿命。但如此一來，尤其是董個人能力的極為有限之下，終變成了畫虎不成反類犬，把香港經濟的缺點進一步暴露出來。
回歸後特區政府的經濟發展策略，最終出現了兩個南轅北轍的模式：其一是自1997年作為起步點，由董建華和梁錦松主導的「本土優勢觀」（local advantage view） ，直至2003年沙士爆發、香港經濟跌落谷底、五十萬人上街而告終；其二則是2003年之後冒現、先有中央政府推出的「救港措施」，繼而由曾蔭權在2005年後接手的「資源流動觀」（resource flow view）。假如「本土優勢觀」著眼於香港作為一個完整的經濟實體，須建立有別於內地城市的競爭優勢，而政府必須大力投資促進產業升級；則「資源流動觀」視中港融合為無可避免的必然趨勢，政府的工作是致力消除一切妨礙融合的障礙。
隨著「本土優勢觀」在董治時代徹底破產，「資源流動觀」尤其是在中央政府大力扶持以至積極推動下，近年已取得壓倒性的優勢。CEPA、自由行、人民幣離岸中心...無不面向內地十三億人市場的無限商機；曾蔭權在2007年提出的十大建設計劃中，包括高鐵、港珠澳大橋、河套、屯門連接路、港深機場合作...無不從促進中港交流合作的角度出發；至於在2009年提出的六大產業──醫療、教育、環保、測檢認證、創新科技和創意文化，儘管看似是知識型經濟發展策略的延續，卻其實悉數依托於2009年初出台的《珠江三角洲改革發展規劃綱要2008﹣2020》，大中華概念主導、甚至是主宰了香港未來產業發展方向。
「資源流動觀」既一反董建華的大有為作風，恰巧亦與港英時代的新自由主義哲學，「小政府，大市場」的策略配合。曾蔭權和一眾政務官班底，均沿襲了前朝的無為而治作風，起碼從表面上來說，政府只扮演營造有利市場環境的角色，並提供必要的基建和制度框架，則具體經濟運作、資源流動和分配方式，盡皆留待市場機制自行作出調節。因此儘管已長期深受各類危機的衡擊，但在相當程上，香港經濟結構失衡的格局，其實和回歸之前完全沒有兩樣。而在曾蔭權治下的七年，尤其是內地資源大舉流入的刺激下，新的股樓泡沫遂無可避免地又再迅速形成。
對曾澍基來說，「資源流動觀」乃是一張凶險的雙面刃，它雖能為化解即時的經濟危機，帶來立杆見影的神奇功效，但卻是極短視和急攻近利的做法，長遠勢必令香港失去獨特的優爭優勢。「理論上，隨著經濟疆界的消失，將帶來不同類型資源的淨流入和淨流出：因此它可以是個祝福又或詛咒，要視乎我們如何應對隨之而來的挑戰。失去了促進本土競爭優勢持之以恒的努力，後果很可能是隨著劣質因素的積累，香港的經濟地位將不斷下滑。頂尖的人才終會跑到內地的高增長地區。」（Tsang, 2007, p.44）
曾澍基認為，香港必須在內地進一步開放的過程中，盡快找到本身的特定經濟定位，如此才不會在與內地城市的競爭中被邊緣化。在中國經濟尚未全面開放之際，香港擁有的主要是地理位置上的優勢（location advantage），能充當內地與國際貿易的門戶；但當中國經濟愈益全面對外開放，則這種門戶角色早晚也會消失，香港必須重新建立質素上的優勢（quality advantage）。尤其是在沙士、毒奶事件和一眾食物安全的危機上，香港和內地的比較優勢便大大突顯，香港的法律和制度上的信譽，正是中外企業繼續需要依靠香港的主要根據。問題卻在於，假如香港政府只一味放軟手腳，不主動鞏固這得來不易的質素優勢，反而任由市場衍生「劣幣逐良幣」的情況，則香港便連僅有的一根救命草亦不復存。
曾澍基的關注焦點，乃在於香港經濟勢將難保原有的競爭優勢，和其他內地城市變得愈來相近，因此亦會出現上述的人才外流（或應稱為內流）的危機。既然不同類型資源的流動愈益暢通無阻，則資源如何滙聚（cluster）、在何處滙聚，便成為日益困擾經濟學家、以至所有市場參與者的一大難題。在以往香港工業北移的年代，與製造業和出入口相關的人才會北上工作；但隨著中港融合的步伐不斷加速，香港與眾多內陸城市的連繫亦愈趨緊密，業務則擴展至工商專業服務各個領域，頂尖人才是否仍會繼續留守香港，亦或在內地另闖出一片廣濶的天地？這對香港能否維持長遠競爭力，同樣是個舉足輕重的關鍵課題。
相對於曾澍基，本文的關注焦點則更在於上述種種趨勢下，所構成本土就業和發展機會的微妙轉變，可說正是這個銅幣的另外一面。毫無疑問，自2006年香港經濟復甦以來，香港失業率長期維持在5﹪以下，即使在2008年金融海嘯後亦並無顯著回升，近年更跌至接近3﹪的極低水平，印證了在「資源流動觀」之下，中港融合對提供就業職位的積極作用；但期間堅尼系數則不斷上升，香港社會的貧富差距急劇擴大，不但反映中層就業崗位和向上流動機會的受阻，亦反映低收入人士的收入增長遠較高收入人士緩慢，其生計即使通過最低工資亦無法保障，現在甚至要出動低收入津貼來加以維繫。
顯而易見，隨著中港融合帶來的龐大商機，為香港經濟增量提供了巨大動力，但這些唾手可得的搵快錢機會，代價卻是令香港工商百業的質素停滯不前。只要看看每天無數自由行旅客源源湧入，香港的藥房只要儲備足夠的奶粉、藥物和化粧品，財富自會源源不絕滾滾而來，還那會有空去開拓什麼新的業務？旅遊飲食零售服務業早已供不應求，又那裡會有心思提高服務質素？試問香港那裡會有一家食肆，侍應可以不用跑著落單和上菜的？「資源流動觀」所帶來重量不重質、甚至「向最低標準競逐」(race to the bottom)的眾多經濟活動，固然令曾澍基所看重的質素優勢不再存在，長遠來說必定會削弱香港的競爭力；但對人力資源的發展來說，企業無疑自然亦只能將貨就價，老闆難免會以最有限的成本，勉強來維持服務最基本的要求。培養員工以至整體行業服務質素的提升？無疑只是搬石頭來砸自己的腳而已。
然而，香港的教育改革，尤其是進一步擴充高等教育，令青年人接受專上教育的比例提升至七成，卻是早在董建華時代、李國章和羅范椒芬主政下，早已奠下被稱作「教育八萬五」的鴻圖大計，來作為「本土優勢觀」和知識型經濟的後盾。曾蔭權接任特首後，改由百病纏身的孫明揚於2007年出任教育局長，能否有效履行日常職務已成疑問，更遑論會作出任何政策上的大改動。教育政策原旨在提供高技術人才，來配合香港經濟轉型的需要；但現時經濟轉型已住口不提了，驅使青年人（尤其以自資方式）不斷進修卻是大勢所趨，試問香港還那裡去找服務業殷切的前線基層員工？每日天昏地暗地工作十多個小時之餘，還看不到未來的發展和晋升前景？
在日積月累的政策扭曲和錯配下，我們遂最終看到今天的《人口政策》，第三章指出「僱主與教育機構必須就課程設計及提供實習經驗方面加強協作。此外，學校亦須加強職業輔導服務，俾能協助學生選擇適合其發展的職業 ...香港現已成為全球其中一個服務業最為密集的經濟體系，我們需要更多語文能力和溝通技巧俱佳、成熟幹練的畢業生，以為不同客戶提供服務；而這些畢業生亦須具有全球視野和良好的職業操守。本港院校須要在這方面進一步下工夫...」
說穿了，無非只是國王新衣底下、拙劣不堪的遮醜布而已。
摘自《以銀為本：７評香港產業｜人口政策》
作者：鄒崇銘、韓江雪、易汶健
出版：印象文字 2013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