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以下是康文署外判清潔工金姐（化名）的訪問。金姐是近年數以萬計受外判制度影響的工友之一，從她的經驗，我們可以看到香港就業環境在近年愈來愈「冇人性」。外判公司以千奇百怪的手段剝削工人，「動不動就裁員」令工人的生計完全沒有保障，像人球一樣淹沒在市場裡，尊嚴盡失。值得流意的是，金姐的經驗相比九十年代才投入香港勞動市場的基層工人（包括大陸新移民）而言已經不算最差，畢竟她曾經活在那段對人稍為寬容的日子。
訪問：迪、jessica
整理：jessica 特刊足本
金姐每日早上五時半起床，七時開工，六個小時裡面要完成一個公園和四個小公園﹝都在九龍區﹞的清潔，包括洗廁所。「每日要清三十幾個垃圾桶，因為公園附近多食肆，垃圾裏面乜都有，死貓死狗死老鼠都有。」「以前是八個鐘兩更，現在就變成六個鐘兩更。」原來八小時的工作擠到六小時完成，工作辛苦之餘，還遇上一個不負責任的拍檔，令她工作百上加斤，「拍檔經常偷懶，康文署職員下午四點巡場後就怠工，令我早上變相要多做一更的工夫，六個鐘工作裡完全沒有時間休息。」一個月二十六個工作天，月薪不過三千七百元。
六十三歲的金姐四十年來做過多種不同的工作。她回憶起六十年代做工廠的日子最幸福，雖然辛苦，日薪不過一兩蚊，但老闆有人情味，會體諒員工，「老闆同工人關係好好，要加班都好聲好氣請大家趕工，工友們都好幫手。」工人也敢於表達意見，又不用擔心失業，只要肯付出勞力，基本上都能養活家庭。金姐說，現在的勞資關係和以前差很遠。「現在嘛，沒有人敢出聲，一駁嘴就炒魷。好多事其實老闆都唔知，係個話事人﹝管工﹞衰，俾七日代通知金就可以叫人走。」「依家個個都好躁，大家都是一日和尚敲一日鐘，有冤屈又唔知可以向哪邊投訴。」
七十年代，做了母親以後要照顧女兒的金姐，留在家中穿膠花、替人照顧小孩、織冷衫，一樣能賺錢。後來，金姐託人照顧女兒，跑到地盤當泥工，日曬雨淋。八十年代末，金姐進入了市政局當園圃工人，一當便是十八年，鋤泥挖地，搬搬抬抬也難不了她。金姐從她的經驗總結出她的生活邏輯：只要肯付出勞動，生活便不成問題。然而四十年來百驗皆靈的這一個信念，今日卻不一定行得通。
現在金姐自己三個女兒都有工作，也會給家用，打工也只為賺些零用。但她知道「好多好像自己年紀的﹝基層工人﹞，仍然是靠份人工開飯的……又要供樓又有小朋友那些就最慘，壓力好大，真係癲都有份。」金姐提到以前在茶果嶺洗廁所時的男拍檔：四十多歲，識幾國語言，以前在美國煮餐的，可能是生意失敗，或者老婆死了，就回到香港。「他肯做洗廁所確實要很大勇氣，到我兩年後辭職時，他已經做到有點神經失常。」看廁所月薪四千七蚊，每日要做十個鐘，加上來回交通時間，總共就是十二小時。壓力大不僅因為工作時間長，也因為管工的吹毛求疵，金姐說︰「一唔小心被人偷去廁紙便可能被即時炒魷」。
金姐是幾年前食政府肥雞餐退休的，每月可以得到千幾蚊長俸，但如果不靠政府接濟兒女供養自己工作，一千幾百元又夠金姐交租還是買餸？言談間女工會職員阿欣提到六十五歲的長者可以申請生果金，金姐聽見不用調查戶口，忙問阿欣申請的詳情，又叮囑她要記得「幫我搞，十幾蚊一餐餸，六百蚊不就是一個月的飯錢嗎﹖」
金姐又講起現在老闆剝削員工的陰濕招數。金姐之前受僱的那間惡名昭著的清潔公司，出糧隨時會少幾十蚊。當金姐向上司提出時，對方多數推搪說「計錯數囉」、「遲下補番俾你啦」然後不了了之。這些不愉快的經歷並不單是金姐的個人經驗，而是在整個行業愈見普遍。更可怕的是金姐提的全部都是大規模的公司，即是說無良的不單是僱主一個人，而是整套企業的管理文化，這套文化已經容許按程序剝削工人。政府又是否能保障到工人的權益？
政府在2004年起實施平均工資，公司要得到食環署或康文署的外判合約，便必須遵守。外判商便見招拆招，減工人的工時，少兩時便少付兩小時的工資，然工作量不變，變相是要工友趕工；又或將一更斬件成兩更，斬件後工友分上下午兩更返工，公司便節省了原本十小時的工作中的一小時午飯。金姐說知道有工友做一份六小時的工作無法生活，要另外再做一份，加起來就要做十幾個鐘。
那麼現在我們努力爭取的最低工資呢﹖講到最低工資，金姐的答得有點無奈。「有最低工資當然好，但如果爭取到高人工，(公司寧願多請年輕人)，請我們這些老鬼就冇得食，實俾人炒。」
女工會幹事阿欣補充說：「我們會問，為什麼老人家年紀咁大還要出去工作，又要擔心訂立最低工資後冇得做？我們認為，六十五歲的老人家好應該退休，得到政府的社會福利保障。部分老人家不想拿綜援，但他們在就業市場就只能找到清潔或者散工。我們最近其中一個計劃就是呼籲長者領取綜援。」她認為，有長者之所以不領綜援，是因為政府有很多不切合需要的門檻。例如要子女簽證明不供養父母，子女長者都不想走到這一步；另外，長者都希望留一筆錢給自己做「棺材本」，但目前的綜援制度卻要求長者什麼資產都不能保留，一定要長者把積蓄「洗乾洗淨」才可以受惠。這些門檻令很多老人家要硬着頭皮繼續捱。
關於外判制度，女工會幹事阿欣說：「當然工會在原則上不贊成外判制度，但也知道那是很難逆轉的潮流。因此工會的做法是透過揭發無良行為來監察外判商。目前政府的外判合約，特別是清潔合約，很多都是判了給幾家大財團的附屬公司。我們要問，如果外判制強調的提高成本效益都是要由剝削工人來承擔，那還是不是一個理想的做法？」
兩個小時內，金姐將她四十年的辛勞娓娓道來。距離六十五歲的退休年齡尚有不足兩年，金姐對將來有什麼期待？「我們的心態都係好天斬埋落雨柴，有野做就開心，所以有得做，都會繼續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