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六、七十年代，香港工潮與文學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當時工人文學盛行，加上《工人周報》的發行，罷工潮不單孕育出動人的文學作品，工人文學甚至能推動工潮的發展。再觀今日碼頭工人罷工潮，其所催生的又何止是文學，特別在多媒體藝術發展蓬勃的時代，更多的是歌曲、相片及紀錄片。
工人文學的再生
葵涌碼頭工人罷工潮一起，社交網站立即出現許多與工人相關的文學作品，同時許多舊作因而重提，不少工人文學由被埋沒的沙堆中掘起，如草根詩人鄧阿藍98年的作品〈一首低沉的民歌〉，在香港文學雜誌《字花》邀請張懸朗讀聲援工人以後，即被碼頭工人罷工潮賦予新一層的意義；而鄧阿藍從〈一首低沉的民歌〉中，再編纂出〈工時過長的民歌〉，把原詩中「工人」的主體落在罷工工友身上，並以叫喊口號的方式在碼頭誦讀，既是激勵工人的士氣，亦是與工人互勉；而早前的社運歌《再會吧！香港》（這是四十年代的抗戰歌曲，由田漢作詞，本為同名舞台劇的主題曲，後2012年由黃衍仁重新譜曲。）也在碼頭日復日地熱唱著。以上所舉雖都是舊作，卻都因著工潮重獲「新生」（Afterlife），特別是阿藍的工人詩作， 竟在十多年後的今天又再被反覆咏唱。
值得注意的，是在4月7日遊行當天由左翼廿一所發的〈當文藝遇上罷工〉，一張A3字上密密地堆砌了五份因著是次罷工潮所寫文學作品， 鄧小樺、洪曉嫻等人紛紛為罷工潮而創作；而《明報》世紀版在上星期五起陸續刊登了與工潮或工人相關的文學作品，如〈發展——致香港工人〉、〈見．聞〉等；網絡上更瘋傳〈一個碼頭工人的自述〉的文章。可見是次工潮不單給予了舊作再生的機會，亦催生了更多的文學創作。更重要的是，在工人文學式微的今天，罷工潮卻湊巧造就了一個機會，讓屬於工人的文字再次被高舉， 無名的工人階級被重喚，屬於工人的民歌再度響起。
工潮孕育的多媒體藝術
今次的罷工潮中，催生得最多的並不是文學作品，最能牽動社會的亦不是文學的語言，而是隨時伸手可及多媒體（Multimedia）藝術。事實上，社會運動一直在孕育紀錄片、相片、歌曲等的藝術誕生，如艾未未事件中的「塗鴉」、頭像投影、小野在參與社運所拍的《那年春夏．之後》等，均是有代表性的社運藝術，而一直發展至今，以多媒體藝術來推動運動已十分成熟。
而今天的罷工潮也不例外，由第一天罷工起，不同的媒體已率先拍下碼頭的實況片段，如德昌里所拍的《估得到的罷工，估唔到的工友》、《橫風橫雨，同坐一船》、香港獨立媒體（網站）的獨角秀之碼頭工人系列、《字花》所拍的張懸朗讀鄧阿藍《一首低沉的民歌》、社運導演小野的《同一個海上》、詩人廖偉棠的〈一個老人來碼頭聲援罷工工人的系列圖〉等，以鏡頭錄下工人訴說自己的故事、呈現的工人的辛酸以及他們面對強權，誓不低頭的堅決，更錄下市民、學生和藝術工作者如何支持工友──在黃色暴雨吹倒的帳幕下，一同為抗爭而堅守，在六號碼頭外再沒有身份、階級的分野。
如果說，六、七十年代的工人文學能推動罷工潮，那麼在今次的工潮中扮演著推動者的不單只「碼頭的辛酸」專頁，更有各界不斷生產的多媒體藝術。 猶其在「有圖有真相」的意識形態下，並沒有什麼比影像來得更重要，加上科技發達得使民間記者湧現，大眾有參與錄像的可能，是故觀看成為當代社會最重要的行動，而這種永遠無法以言語完全闡述的觀看行為，甚至讓大眾和工友之間建立了一種無形而難喻的關係，推動著本來無關的大眾參與其中。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
不論是在文學，抑還是影像中，不難看到工友抱著寧死不屈的心態在「戰場」上堅持。遊行當天，曾有一位學者說過，在許多不公義，不合理的待遇的社會中，許多市民大概都無法掙脫日常的生活、放下一切抗爭到底，但眼前這群工人竟願意放下一切，捱著風雨在碼頭外堅守一個信念，可想而知的是工友意志將會成為世上最強的利刃。
善良的讀者，或許你也面對著世上一切的不公義，或許你現在無法抽身，或許你望著綿綿的雨天也會想起在同一個海上的工友時，請捐獻物資或捐款到罷工基金，讓這團火在濕潤的春天中繼續燒紅。
作者為地區文學研究員＠水煮魚《字花》
文章刪節版載於《信報》－時事評論－「文化論政」－2013年4月12日
本欄逢週五見報，由「香港文化監察」邀請不同意見人士討論香港文化發展，集思廣益，出謀獻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