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部作品都歌頌中產階級，這種尷尬熱情有如共產黨宣言。在馬克思看來，他們顯然已經是人類歷史最富革命力量，並且沒有為了自己的目的，利用他已經累積的物質和精神財富，社會主義將會證明破產。這不用說，是他其中一個敏銳的預言。社會主義在20世紀證明是最需要，而最終成為最少可能性：在社會身心交瘁、政治陷入黑暗、經濟惡化的地區，在史達林之前，沒有馬克思主義思想家夢想過，社會主義可以生根發芽。或者至少在沒有更富有的國家的大規模援助下紮根。
在這令人沮喪的條件下，社會主義的計劃幾乎被約束，使之變成一個諷刺的怪物 (a monstrous parody) 。馬克思主義思想還是無可避免導致這樣的怪物，正如霍布斯邦觀察到一個命題，能替以上辯解：「所有基督教教義總是邏輯上和必然地導致教皇專制主義，或所有達爾文主義導致自由資本主義競爭的頌揚。」他沒有考慮到達爾文主義導致一種教皇專制主義的可能性，其中一些人視為這是道金斯(Richard Dawkins)（譯按：英國演化生物學家）一個合理的描述。
然而，霍布斯邦指出，馬克思實際上對資產階級過於慷慨，這個指控不是常有的。在共產黨宣言時期，他們的經濟成就比想像中要溫和得多。在一個奇怪的時態錯亂，此宣言所描述的並不是世界資本主義已經在1848年創造了，而是這個被注定的世界，就是資本主義世界。馬克思所說的話並不完全真實，但它將會成為真實，比方說，在2000年，它確是如此這般的資本主義。甚至他對家庭消滅的評論，證明是先知性的：在今日的先進西方國家，大約有一半的兒童出生和撫養自單親母親的；並在大城市有一半住戶由單身人士構成的。
霍布斯邦論到宣言的散文，談到它的「隱秘和雄辯的口才」，並指出它的政治言論幾乎有聖經的力量。他寫道，「新讀者很難不被這本令人驚訝的小冊子捲走，它充滿熱情的信念、敍述簡潔、知識上和文體上都賦予說服力。」這個宣言開創了這種聲明的整個文藝風格。他們大部份來自前衛藝術家：如未來主義和超現實主義，他們毫無節制的文字遊戲和誹謗性的誇張修辭使這些肆意謾罵本身變成前衛藝術品。該宣言的文藝類型象徵一種理論和修辭、事實與虛構、計劃和實行的結合，從來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成為研究的對象。
馬克思勉強稱得上為一個藝術家。人們常常忘記他是如何驚人地博覽群書，以及他投資在文學作品上的畢生心血。他渴望拋棄資本的「經濟胡言」“Economic Crap”，並開始認真對待他關於法國小說家巴爾扎克(Honoré de Balzac, 1799 – 1850)的巨著。馬克思主義是關於休閒，不是勞動。這是一個計劃，應該由一些不喜歡必須工作的人熱烈支持。它認為最寶貴的活動，僅僅是一種冒險活動；藝術就是在這個意義上，真實的人類活動範式。它還認為物質資源已經原理上存在，將這樣一個社會成為可能，但所產生的一種方式，強迫絕大多數的人辛勤工作，猶如新石器時代的祖先所做的。我們已經取得驚人進展，應該是毫無進展。
在19世紀40年代，霍布斯邦爭辯到，這決不是不可能作出結論，社會在革命的邊緣。不可能的思想是，在短短幾十年，資本家政治在歐洲被改造，是興起的有組織的工人階級和運動。然而，這應驗了。正是在這一點上，馬克思的評論，至少在英國，開始把注意力由謹慎讚美，轉移到幾近歇斯底里。
在1885年，非革命者跟英國保守黨政治家貝爾福(Arthur Balfour, 1848 – 1930)同樣摯誠地稱讚馬克思的著作，他們的知識份子力量，尤其是他們的經濟推理。大量自由的或保守的評論家都極度認真地對待他的經濟思想。但是，一旦這些思想形成了一個政治力量，一些兇猛的反馬克思主義作品開始出現。他們神化英國歷史學家崔姆．路普(Huge Trevor-Roper, 1914 – 2003)，他震耳欲聾的揭示：馬克思並沒有為歷史思想提出原創性貢獻。這些大部分的批評，我看將會拒絕馬克思主義所認為的：人的思想有時因政治利益的壓力而大發雷霆，這種現象俗稱意識形態。直到最近，馬克思主義才回到議事日程，擺在眼前具有足夠諷刺意味的是生病的資本主義。在2008年一次金融時報的頭條：「正在抽搐的資本主義」。當資本家開始談論到資本主義時，你們知道這個系統正在可怕的麻煩當中。在美國，他們仍然不敢這樣做。
霍布斯邦的著作《如何改變世界》“How to Change the World: Tales of Marx and Marxism” ，還有很多藉得欣賞的地方。關於莫里斯(William Morris, 1834 – 1896) 的一段，令人引起聯想，本書展現了出現在英國，以手工藝為基礎，對於資本主義的批判，是如何符合邏輯的，在那裡的先進工業資本主義，對手工藝品生產構成致命威脅。在20世紀30年代的一章，對馬克思主義與科學的關係，有迷人的描述──霍布斯邦指出，這是唯一的時期，當顯著數目的自然科學家被吸引到馬克思主義。隨著非理性主義者的法西斯主義的威脅正在編織當中，馬克思的信條有啟蒙的特徵，它對理性、科學、進步社會規劃的信仰，吸引了一些人，例如：漢學家李約瑟(Joseph Needham, 1900 – 1995)和英國科學家約翰．貝爾納(John D. Bernal, 1901 – 1971)。
在20世紀60至70年代是馬克思主義下一個歷史高潮，歷史唯物主義這個版本將會被帶有更多文化和哲學信條的，所謂西方馬克思主義驅逐。事實上，科學、理性、進步和規劃，現在敵人比盟友更多，跟新的古典自由派(new libertarian)對慾望和自發性的崇拜，在交戰當中。只有1968年的人，霍布斯邦給予同情的資格，這也不足為奇，他們是長期的共產黨員。對於他們將中國文化大革命理想化，霍布斯邦提出了一些判斷：他們對中國文化大革命崇拜的程度，猶如18世紀大溪地對高貴野蠻人的崇拜。
「如果一個思想家在20世紀留下不能磨滅的印記」，霍布斯邦說：「這是他自己」。馬克思逝世70年後，是好是壞，世界三分之一人口曾經生活在他思想啟發下的政權之中。超過百分之二十仍然如此。社會主義已經被形容為人類歷史中最大的改革運動。少數知識份子曾經以這種實踐方式改變世界。這通常是政治家、科學家和將軍的事，而是不哲學家和政治理論家。佛洛伊德可能改變生活，但幾乎不能改變政府。「唯一可以單獨識別得到、取得相當地位的思想家」霍布斯邦寫道：「是各大宗教的創始人，可能例外的是穆罕默德，沒有迅速發展成相當的規模而獲得勝利。」正如霍布斯邦指出，極少數會預料到這樣的明星，遭貧困打擊、紅癰深重的猶太流亡者，沒有人像他一樣，寫下這麼多關於金錢的著作，有的也是不多。
此書大部分作品，較早之前已經發表過，雖然當中三分之二並不以英語發表。非意大利語的人現在可以透過霍布斯邦，閱讀一些重要的論文，尤其三個馬克思主義歷史(1880 – 1983)的重要研究。僅此歷史研究，令此著作有獨特價值；但兩側還有其他章節，在前馬克思社會主義這個標題，馬克思對前資本主義的形成，葛蘭西，馬克思，勞動階級，都意義深長地拓寬著作的範圍。《如何改變世界》是一名已經到達暮年的人的作品，如果我們暮年時，仍能夠從扶手椅起身走動，而無需三名護士或家居捲揚機的援助，這將會是何等高興的事，更遑論作者霍布斯邦仍以此年齡進行歷史研究。這肯定不會是最後一卷書，我們應當向這種不屈不撓的精神致敬。
（完）
翻譯原文：
Terry Eagleton, “Indomitable: Marx and Hobsbawm”, London Review of Books, Vol. 33 (No. 5), 3 March 2011.
http://www.lrb.co.uk/v33/n05/terry-eagleton/indomitab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