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要说明，我写这篇文章不是针对《南方周末》的记者的。在文字上，他们一向很勇敢。
上海大火事件后，我写过一篇文章《上海需要一个回答》，质疑刑拘无证电工的行为。同期，我看到，张凯等北京维权律师他们发声明，愿意为几位被抓的工人做免费法律援助，请知情者告知其家属联系方式。
但几个星期过去了，没有后续报道出来。我去问张凯律师，他说没有还联系上。于是我觉得我可以做一些事情，至少在国内最高水平的律师，和需要帮助的人之间，做些牵线搭桥的工作。
南方周末的报道《上海大火中的农民工》一文有直接采访刑拘电工的家属，于是我打去电话，一番恳求后，向他们人力资源部拿到了记者电话。
先联系了第二作者陈中小路。她语气并不客气，说最好的方式是不要打搅家属。家人都抓起来了还怎么打扰？我讲了法律援助的重要与紧迫性，她说要问问当事人意见，看是不是愿意给出联系方式，并答应会回复我。
等了一天没有回复后，我打给另一位记者刘俊，对方很警觉，首先问谁给我他的电话的。他说当事人已经有了律师，直接拒绝，并匆匆挂了电话。
两人的回应有些不同，恰恰让我生疑。两位记者信息量应该是大概一致的，为什么“当事人已经有律师”，陈记者压根没有提，这不是拒绝我的最好方式吗？那么有没有可能，刘俊是只是编出这个信息把我打发掉而已？
带着这个疑问，我再次打给陈中小路记者，她还是没提当事人是否有律师的事情，只是说已经帮我转达了，但没有什么反馈。我马上问，如果通了电话，只能是拒绝或者同意，再或者说考虑考虑，什么叫没有什么反馈，您是通过电话联系还是其他方式吗？她没说，还是说“反正我已经转达了，没什么反馈”。
“没什么反馈”用短信和邮件上是成立的。但为什么她不直接说是用什么联系的？民工家属用电子邮件联系，可能性大吗？而如果用短信，我则一定会追问，为什么不打个电话？
从电话听声音，陈记者是一个很年轻的女性。我只能这么猜想，她大概知道再说就被动了。
她最后说，希望你还是通过其他渠道去找到，我这真的不方便。
这句话，真他妈像一句暗号。
以我的经验，南方都市报、潇湘晨报、中国青年报的记者都不是这样的，这几个南方周末记者怎么这么奇怪呢？给个电话你会爆炸吗？想帮个忙而已。
我不想指责他们，但如果不写出这件事，没有人会注意到这背后的难言之隐。
重读《上海大火中的农民工》一文，里面有句话，“有个北京律师想帮支上帮做代理，不用给律师费，只出点来回路费就行，支上帮老婆想了想还是拒绝了。”
初读这句话，看起来拒绝的原因是因为要负担来回路费问题。现在，我不得不怀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