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前，好幾個動物團體與「佔中」發起人戴耀廷教授會面，商討「動物議題」與「佔中」的關係。
或許有人會問：咦，動物，跟佔中，跟民主，有何關係﹖
我想，那關係就是：動物權益，與和平佔中，其實都是民間重奪話語權的過程。
這幾年，動物權益運動，已由街頭餵飼貓狗，發展至對政策發表意見，推動文化教育，塑造新價值觀的層次。我們經常說：動物權益主義者，並不必然是寵物主人，甚至不一定很喜歡動物。喜歡動物與否是很個人的事；但動物權益背後的精神，是普世價值，是在制度與文化的層面，讓弱勢群族得到出頭發聲的機會；他/她/牠們需要的，是機會、是尊重，而不單單只是援助與同情。飼養動物是興趣；動物權益卻是公義的原則。而公義，包括對大自然，對動物的公義，其實是人類賴以生存的條件。
佔中發起人說，佔中的目的，並非在於「佔領中環」這個動作本身，而是在於佔中行動對周遭的人(包括市民與既得利益者)所帶來的、心靈上的改變，轉化。作為基督徒，我對這番話深有體會：動物的解放必須來自人類心靈的釋放。拋開對衞生的狹隘想法吧，拋開管理主義的威權吧，拋開對投訴的顧慮，拋開對動物的歧視，人類才會發現天空有多大，而大自然的懷抱一直向我們張開臂膀。從事動物權益運動多年，有一件事始終令我感到遺憾：像許多社運團體一樣，我們總予人憤怒、激烈、批判的感覺；但歸根究底我們想追求的，是讓人明白與動物相處的快樂，還有就是隨公義而來的平安與真正的和諧。
香港動物權益現時所處的僵局，其實也是整個香港社會的困境：一是官員的傲慢與偏聽，二是由此而來的民怨，再因民怨而造成的激憤，反過來撲向管治者，形成更大的矛盾與衝突。這些衝突僵化到一個地步，令社會再也容不下真正的討論與磋商，雙方只隔岸叫陣，各自發聲，卻沒有交流了解。理性的觀點往往需要足夠的篇幅來容納，也需要公眾花時間理解發言者的思路，但這些細緻功夫都被臉書上三言兩語的情緒發洩所取代，耗時的思考也變成即時的Like與Unlike。有時我懷疑，動物權益界的某些名字(很可能包括本人)是否已被政府相關部門和某愛護動物組織列了入「凡事必反」名單，舉凡一見到這些人名，便把相關的建議、意見打入冷宮，也不管這些建議是否合理。民間與管治者之間權力失衡，以致民間不得不以激烈的姿態爭取話語權，但付出的代價卻是對立與分裂。此時此景，「愛與和平」談何容易，卻又是唯一出路。
台灣作家陳映真的小說《加略人猶大的故事》，內容講述猶大之所以出賣耶穌，是因為他誤以為耶穌要搞革命；只要耶穌赴死，人民就會起義。從猶大的角度看，耶穌這樣「順攤」便走上十架，是個徹底的失敗者，正如甘地、馬丁路德金、史懷哲等等全是失敗者，他們在有生之年都沒有達到世人所認同的「成功標準」；他們的血淚是白流的。然而，歷史正因為這些人而微調著方向；一個個的失敗者，最終會帶領我們走向迦南。這是動物權益運動的目標，也是所有爭取自由公義的人的目標。
(文章稍後將刊登於香港基督徒學會《思》130期特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