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開始，大部分日本百姓對「第五福龍丸」的遭遇還沒有太大反應，頂多覺得這是個不幸意外事件而已。的確，那艘漁船上的船員是很不幸的，躺在東京大學的醫院病床上，不知向誰申訴。惹禍的美國政府雖然承認責任，宣佈那枚試驗氫彈的威力大過原先估計；但卻不想因此背上長期的負擔，於是決定快刀斬亂麻，一次過「捐贈」兩百萬美元給日本政府，權作醫療賠償。條件是自此免去所有法律責任，一切相干人等自此不得追究。
儘管當年的日本政府早已擺脫美國軍管，但弱勢依然，這件事本來很有可能就會在媒體的目光底下漸漸了結。然而，大阪一位年輕的物理學家在看到新聞報道之後，卻有了另一重關注，他擔心當時在比基尼群島附近作業的其他漁船是否也不知不覺地受到了輻射落塵的影響，並且在毫不為意的情況下把他們當時捕撈的魚穫帶回了市場。在他致電市政府衞生部門之後，隨即就被召去大阪中心市場檢測那些等待交易的漁產。結果他很吃驚地發現，那裏的吞拿魚竟然使得他帶去的「蓋革計數器」（Geiger counter）達到了每分鐘六萬的計數，非常嚇人。政府人員大為震動，趕緊調查這批魚是否已經流入市面。後來根據市場磅秤的記錄，他們估計最少有一百個市民買到受污染的吞拿魚，這時說不定早已把牠們做成魚生和壽司，吃得乾乾淨淨。
當天晚報公佈了這條消息，迅即傳遍各地，形成全日本的恐慌情緒，所有人都不敢再買吞拿魚了。要知道自從明治維新以來，吞拿魚就逐步超過傳統的白身魚類，成為日本人最最看重的魚種（因為牠的味道和質感比較接近肉類）。忽然得知牠們受到了核污染，可能會嚴重破壞人體的健康，這對日本人來講是多麼重大的打擊？
就和醫治「第五福龍丸」船員的醫生一樣，這位物理學家也不曉得輻射源頭的強度。在這種情況底下，醫生們說不出船員受傷的情況有多嚴重，他也判斷不了那些吞拿魚的污染程度。又和那些醫生一樣，他也找過美國官方部門，要求他們提供數據，只是不得要領。他還直接發過電報給美國媒體，覺得請他們幫忙是最有效的辦法。
然而，盡皆徒然。美國覺得氫彈的威力是高度軍事機密，絕對不能外洩。他們只是再三保證，那些受影響的船員很快就會康復，有甚麼搞不定，就讓美國專家過來處理好了。不只如此，他們還反過來懷疑那位日本物理學家是不是想「博出位」。
美國在這件事情上所表現出來的輕率和霸道，開始引起愈來愈多日本人的不滿。與此同時，對「原子吞拿魚」的恐慌還在持續擴大。老百姓聽說「宮內廳」已經下令停止把吞拿魚送上天皇的餐桌，更加不敢再碰這種國民美食。許多魚販因此破產，賣不掉的吞拿魚和其他有嫌疑的海鮮堆在倉庫等着發臭變爛。終於，享譽全球的築地市場暫時全面停業，是三十年代那場大霍亂之後第一次關上它的大門。
恐慌燃起憤怒，以新中產階級為主的東京杉並區區民在一群家庭主婦的率領底下，發動了大規模的反核運動，全區三十九萬居民當中有二十八萬在《禁止試驗原子彈和氫彈決議》書上簽名（全球隨後加入簽名的，最終達至六億七千萬人）。這是日本戰後第一場大規模的公民社會運動，也是這個核子武器受害國的民眾首次打出反核的旗幟。一下子，長崎和廣島的記憶在吞拿魚這種最受百姓喜愛的食物身上復活了，轉化成日本大眾文化當中種種奇詭怪異的末日想像，不是被輻射污染變形出來的巨大怪物，就是「使徒」帶來的滅世衝擊。今日日本的和平反核運動，以及它那流行文化裏頭的毀滅意象，全都可以從築地市場門外那塊吞拿魚銅雕說起。
原文刊在飲食男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