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謝曉陽
近月，到台灣參加一個有關「城市權The Right to the City」的會議，席間，法國、日本和台灣的學者提到「城市權」的不同理解，包括「城市權」是否可以約等於「生存權」，包括在爭取「城市權」的運動中，到底要不要進入建制，以及，「城市權」是否該涵蓋被認為屬於「私領域」的家庭問題，像爭取家暴中的性別平權等等。然而，不管是歐美這數十年討論和實踐得如火如荼的城市運動，還是在方興未艾的亞洲城市，有關城市權的討論中，筆者未見論及有關動物的城市權，身處香港這座金融都市，當我們談到動物權益時，自然無可避免地要嘗試進入動物城市權的部分，儘管這只是初探。
然而，進入討論何謂動物的城市權時，首先要回答一個問題：為什麼要討論動物的城市權？事實上，討論動物的城市權，和城市權作為一項權利被創造出來的背景密切相關。「城市權」運動的理論出現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最早提出的是法國社會學者Henri Lefebvre，他在著作「城市權The Right to the City」及後來相關作品中提出，在城市發展的過程中，城市住民（這裡使用「住民」，主要來自Lefebvre的構想，他認為，在城市權運動中，參與者不應只局限於具有法律地位的「citizen公民」，還應該包括所有住在這座城市的人，他稱之作「inhabitants住民」）的權利往往被剝奪，城市空間從「使用價值」變成了「交換價值」，他指出城市權具有可創造性，應包括「使用權」和「參與權」。什麼叫城市空間的「使用價值」變成「交換價值」，簡單來說，是指原本用來居住的土地，被蓋起高樓大廈，變成了房地產炒賣的項目，失去了土地原本作為居住、耕作的意義。這種例子在香港遍地皆是。這是城市發展生產出來的特有現象。
回到動物，無可否認，動物當然是城市裡的「住民」。牠們不具有所謂的自主的法律地位，但牠們確實住在這裡。牠們在城市的遭遇是，在已被開發和規劃的城市異質空間，街犬街貓野生動物動輒被殺被趕，即使是家裡寵物，牠們具有某種法律地位，但也不過是附屬於人類的「物」，因為牠們身上晶片必須附屬於人類，一般稱「主人」。於是，我們看到，城市人的空間固然被剝奪，動物的更是。先說野生動物，這些年來，在土地開發的過程中，野豬所受到的影響處處可見，不管是沙田、銅鑼灣、北角還是赤柱，透過傳媒報導，都是野豬「入侵」人類世界，像入侵杏花邨商場，然而，可以倒過來想，是這些土地開發及商業行為，使得原來「使用」這遍土地的野豬被迫往山裡林裡退，有時候退無可退，回到原來使用的地方覓食玩耍，就被理解作「入侵」人類世界。近月，機管局又嚷著要興建三跑，那麼，原來游居於相關海域的中華白海豚及其他生物，牠們又該往何去逃呢？
即使是家裡的「寵物」，牠們得到萬千寵愛，然而，牠們又何曾可以自由使用城市空間？！牠們被禁足絕大部分食店餐廳商店，絕大部分的公園都掛上了「寵物禁入」的告示牌，甚至，牠們被拒絕登上公共交通工具……，更別說在金鐘夏愨道和添美道自由奔跑及拉屎拉尿了。
如果說，城市權是一項攸關「住民生存權」的運動，那麼，將動物城市權纳入討論，無容置疑。當然，這裡還留下很多延伸問題，包括動物城市權和人類城市權因應物種差異而產生的異同；包括動物是否能／如何能作為主體去創造城市空間等等，還待深化討論。
本文已刊於2015年7月29日《明報》世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