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當今中國的公共論述中，“民族主義”語詞不斷敲打著時代精神的敏感神經。無論是對具體事件的直覺反應，還是在理念層面上的立場言說，與此相關的爭論都呈現出激烈的分歧甚至攻擊，公衆意識在此出現了兩極化的對壘。在分裂譜系的一端，民族主義被寫在信念的旗幟上，發出悲壯的召喚；而在另一端，民族主義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象徵著蒙昧與災難。我們似乎被置於一種強制性的審問：是放棄還是堅持民族主義立場？而答案似乎是如此至關重要。對一方來說，這是檢驗“愛國”與“賣國”、“忠誠”與“背叛”、“英雄”與“敗類”的試金石；而對於另一方，這意味著對“開放”還是“封閉”、“文明”還是“野蠻”、“和平”還是 “暴力”的抉擇。民主主義正在成爲一種令人焦慮的話語力量。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在這樣的背景下，任何對於民族主義的論述都將遭遇極度的困難。這不只因爲民族主義本身具有格外複雜多樣的理論內涵與歷史實踐形態，也因爲每個論者都無可避免地要面對自身的焦慮。因此，任何論述都至多是一種嘗試性的辨析與探討。而那種企圖彌合分歧、化解義憤的努力雖然不無必要，都可能是一種不自量力的自負。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一． 創傷記憶的復活
以賽亞·伯林說，民族主義“常常是創傷的産物”，並特別指出，如果俄國人沒有被西方視爲野蠻的大衆，中國人沒有在鴉片戰爭或更普遍的剝削中受屈辱，他們不會輕易接受極端的觀念。但是，歷史記憶具有特定的選擇性，只有在當下的語境中重新建構之後才能構成一種有力的敍事。設想一下，對於一個正統的漢民族主義者來說，最爲深重的歷史創傷是千百萬“漢人”曾在長達270年的時間裏淪爲滿人的“亡國奴”，還有什麽比這樣的奇恥大辱更令人沈痛的歷史記憶嗎？實際上，從“反清複明”的先驅義士到孫中山的革命同盟，一直堅持著激昂的“排滿”訴求，這種民族主義的鬥爭敍事持續了幾百年，並直接促成了中國作爲現代民族國家的誕生。然而，如今電視劇中那些連篇累牘的關於大清皇帝們豐功偉績的故事，卻絲毫不會激發我們的民族主義激情。因爲歷史變遷了，“滿人”早已融入中華民族的大家庭，排滿主義的義憤已經被化解、被超越而最終被遺忘了。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歷史的“創傷記憶”只有在新鮮傷口的刺激下才會重新復活。今天的民族主義義憤主要指向西方（尤其是美國）與日本。從中國大使館被美軍轟炸、到南海的飛機相撞、到最近日本公司職員在珠海的集體嫖娼等一系列事件，中國人感受到直接的、當下的恥辱體驗。這種新的屈辱感選擇性地啟動了另一種創傷性的記憶——從鴉片戰爭、甲午戰爭直到日本侵華戰爭所遺留的歷史傷口，而作爲這一歷史記憶的中心象徵——火燒圓明園以及南京大屠殺等事件——散發著格外血腥的氣息。於是， “新仇”接續“舊恨”構成了悲憤性的民族歷史敍事。但是，創傷記憶還只是民族主義勃興的一個源頭。與此平行的是另一種民族記憶，那是以“強漢盛唐”的輝煌傳說爲代表的歷史敍事，它喚起我們對往昔的強盛、驕傲與尊嚴的深切緬懷，並激發出對未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熱烈想象。創傷記憶與復興想象，這兩種敍事共同建構了當代中國民族主義的氣質形態，可稱之爲“雪恥型民族主義”——以重返遠古時代曾經的輝煌來徹底洗刷近代以來的屈辱。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民族主義話語不只是一種集體宣言，同時也爲日常經驗提供了一種可能的認知框架。在這種敍事所支援的闡釋圖景中，所有個人的遭遇只要涉及異族外邦就不再是個孤立的、意外的和偶然的，都與文化、政治、軍事與經濟的結構性壓迫相聯繫。來自外企上司的傲慢言辭，被拒絕的簽證，在海關遭遇的“特別問詢”，甚至目睹那些出入高級賓館的異族男人身邊伴隨著迷人的中國女人等等最些微的不良感受，都會激發悲憤的民族情緒，可以毫不遲疑地與奧運會申辦的落選、與大使館被炸、與中國公民在國外被警察毆打等等“整合”起來，生成邏輯一致的整體性恥辱感。我們在20世紀初郁達夫的私性小說《沈淪》中已經看到了這種闡釋的原型。小說中那位苦悶的青年主人公在日本妓院遭受冷遇之後，發出了強勁的民族呐喊：“中國呀中國！你怎麽還不強大起來！”，“祖國呀祖國！你快富起來！強起來吧！你還有許多兒女在那裏受苦呢！”。借助於民族主義的解釋邏輯，個體的不幸遭遇將得以與民族的苦難命運有機地合爲一體，由此超越了個人的卑微感，上升爲一種悲壯體驗。而日常經驗與抽象理念互爲增援，不斷地加固了民族主義宏大敍事的建構。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尤爲重要的是，驕傲與創傷的雙重性反差會産生一種激增性的迴圈反饋：對雪恥的訴求越強烈，就越容易被外來的衝擊所挫傷，而越發深重的屈辱感將會喚起更爲迫切的復興渴望。因此，雪恥型民族主義具有一種持續的內在緊張，宛如一個允諾已久卻遲遲未臨的狂歡高潮，令人焦慮不安。實際上，我們每個人都處在這種集體性的焦慮之中。無論是拒絕還是堅持，民族主義是特定歷史的造物，也是我們共同的地平線。雖然民族國家是“想象的共同體”，但安德森所說的“想象”並不意味著虛構。自由主義思想家伯林也從不否認民族認同的重要意義。當這種認同不能被充分達成的時候，焦慮是無可避免的。即便那些民族主義的極端反對者，或“民族虛無主義者”也是如此。那些諸如“寧願再被殖民三百年”或者“解散中國”的鼓吹，正是試圖以一種自虐性的狂熱（齊澤克所謂的“反昇華壓抑”）一勞永逸地解脫這種焦慮。如果我們無法擺脫民族主義，真實的問題是我們怎樣對待民族主義。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二．雪恥焦慮與復仇主義
對於民族主義的理論研究呈現出相當複雜的線索。思想史家曾辨別了“文化的”、“政治的”和“尚武的”等不同形態的民族主義，分析它們各自的不同特徵以及形成與轉化的條件。也有論者批判了那種對“世界主義”（cosmopolitanism）文化與政治的天真幻想，著眼於開掘民族主義的積極意義——對現代國家誕生的必要性、在歷史上對自由與民主事業的促進以及對經濟發展的推動作用。許多審慎的作者試圖通過區別“好的” 與“壞的”的民族主義類型來避免其可能的危險。例如，在民族主義之前冠之以“開放的”、“理性的”，“穩健的”和“溫和的”等限定詞，以區別於“狹隘的”、“狂熱的”、“侵略性的”與“極端的”民族主義。在紛亂的理論叢林中，我們或許可以發現兩個共識性的見解。首先，民族主義的具體形態取決於民族自身的歷史特徵、外部環境的條件以及國家話語導向等因素。其次，某種特定類型的民族主義是格外危險的，與侵略與戰爭具有緊密的親緣性。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復仇主義”（Revanchism）或許是最值得警惕的一種危險形態。這一名稱源自於法語“revanche”，在1870年代的法國開始流行使用（其背景是1871年普法戰爭中法國失去阿爾薩思與洛林），用來描述一種旨在奪回戰爭中喪失領土的政治運動。復仇主義訴諸於一種集體性的欲望：征服敵人來恢復民族的尊嚴、重獲地緣政治的統治地位或者經濟優勢。極端的復仇主義者主張戰爭是唯一有效的手段來實現民族的抱負。但是，最深刻的危險不僅僅在於它對戰爭的狂熱或者說反人道主義的立場，而在於它極大地封閉了民族的政治想象與智慧的空間，最終成爲一種自我顛覆的運動，將民族引向更爲深重的災難與自我毀滅。雖然，從近百年的歷史經驗——包括兩次世界大戰、長達半個世紀的巴以衝突以及巴爾幹半島的民族爭端——來看，幾乎沒有任何一個復仇主義主導的民族運動實現了其聲稱的抱負，但復仇主義仍然具有極大的蠱惑力與煽動性。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美國在911事件之後的反恐話語與戰爭策略表現出相當程度的復仇主義傾向，爲我們提供了一個可資警策的例證。美國由於缺乏單一民族國家那種以共同血緣、人種和語言爲基礎的民族認同，在流行的見解中被視爲最少民族主義色彩的國家。但實際上美國具有一種特殊形態的“理念型民族主義”。美國政治學家李普塞在論述 “美國例外論”（American Exceptionalism）的名著中指出，美國是世界上唯一的建築於“信條”（creed）的國家，這包括自由、平等、個人主義、平民主義和放任經濟等一套美國價值。其民族認同依賴於這套理念，而不是德國式的“血緣與土地”。因此“成爲一個美國人”不是出生的問題，而是對理念的承諾。亨廷頓也認爲，美國的民族主義是一種理念型的，它並不宣稱美國人民比其他人民更優越，而是通過宣稱美國的理想比其他理想更偉大來證明自己。這種特殊類型的民族主義時常會顯示出悖論性質。華裔學者裵閔欣不久前發表文章指出，強烈的愛國情緒甚至能夠認可“焚燒國旗”的行動。這種損毀國家象徵符號的“反美”行爲，卻因爲其本身作爲“自由表達”的行動而肯認了美國的核心價值理念，甚至得以轉變爲“愛國的”行動。然而，理念型民族主義並不天然地豁免於轉向復仇主義。當911事件使這個幸運的國家第一次蒙受巨大的創傷，當布希的國家話語將這種創傷反復闡釋爲“美國自由價值”遭遇的毀滅，“偉大的美國理想”與“被毀滅的美國價值”，建構了類似的雙重性敍事，同樣會激發集體性的雪恥衝動。在某種意義上，“解放伊拉克”可以被看作一種理念型的復仇主義行動，讓美國的價值理念重新獲得其普世主義的尊嚴。然而，即便像美國這樣強大的國家，一旦放棄可能的政治途徑而轉向以戰爭解決問題的復仇主義，同樣會陷入自我顛覆的命運——美國價值的優越性從未像今天這樣受到普遍的懷疑與攻擊。就此而言，無論今後反恐戰爭的局勢將如何發展，作爲雪恥行動本身已經失敗了。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美國的經驗顯示，復仇主義的危險可能發生在任何民族。這對中國的民族主義者來說未必沒有警示作用。在當今中國的雪恥話語中，尤其在網路論壇最爲極端的呐喊中，我們的確可以察覺某種復仇主義的暗流。但是，我們是否可能“來一次東京大屠殺”來雪“南京大屠殺”之恥？是否可能以“日本是劣等民族”來回應“支那劣等民族”論？以我對你的仇殺來血洗你對我的蹂躪、以野蠻來應戰野蠻、以卑劣來抗拒卑劣，這不是雪恥，而是墮入恥辱的深淵。這或許可以滿足某種嗜血的低級本能，但唯獨與我們集體的尊嚴無關、與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無關。如果說民族主義旨在恢復本民族的尊嚴與驕傲，那麽復仇主義是自我顛覆的、反民族的“僞民族主義”。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雪恥”總是具有某種非理性的激情成分，這本身並無可指責。無論是個人還是共同體，完全摒除激情的生命既不可能、也喪失了意義。但無論何等偉大的良知與感情訴求，都只有依靠理性的政治才可能付諸實踐。雪恥型民族主義並不注定導致復仇主義，其內在焦慮也有可能在不斷的民族成就中獲得緩解。而要達成雪恥，也不得不依賴於政治的審慎與智慧。否則將淪爲粗鄙的復仇主義而走向自我毀滅，而自絕於民族的尊嚴、驕傲與光榮。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劉擎 華東師範大學副教授
（原載《書城》2004年12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