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高盛公司中國顧問雷默（Joshua Cooper Ramo）去年五月在英國思想庫倫敦外交政策中心發表了一篇題為「北京共識」（The Beijing Consensus）的論文。在這篇長文中，雷默對中國過去二十多年的發展經驗作了一些總結，認為中國的經驗在於漸進式的創新和實驗。文章發表後，立即引起了中國的廣泛興趣。中國的一些媒體不僅對此作了廣泛報道，而且隨意發揮，認為「北京共識」已經取代了很久以來在西方政界流傳的「華盛頓共識」。更有人把「北京共識」描繪成中國崛起的「軟力量」。
不過，理性地說，中國方面切不可誇大「北京共識」，甚至也不能接過來使用這個概念。如同「華盛頓共識」，「北京共識」也帶有很強烈的政治意味。
蘊含向外推銷之意
為什這篇文章能夠引出中國方面這般重視？文章的確較為客觀，比較正面地來看待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發展。但很難說文章提供了一個新的視角。實際上，在雷默之前，很多學者早就指出了中國改革的漸進主義特點。創新和實踐也的確一直是鄧小平以來中國領導人一直所提倡的。真正吸引人的或許就是意識形態味道十足的文章標題：「北京共識」。
必須區分「中國模式」和「北京共識」這兩個概念之間的區別。在第一個層面，兩者都意在總結中國發展經驗，但一旦置於國際政治的背景中，兩者的意義具有本質上的不同。「中國模式」只重於總結中國本身的經驗，意在解釋中國是如何取得改革開放的成功的。「北京共識」則不同，它更進一步，不僅是對中國經驗的總結，而且還帶有濃重的向其他國家推銷中國經驗的味道。
本欄曾在去年四月發表過一篇題為「中國模式概念的崛起」的文章。文中提到，一些第三世界國家發現西方和美國歷來所推行的民主自由模式並不能解決他們所面臨的欠發展或者不發展的問題，而中國強調政治穩定、經濟發展、改善民生等經驗很值得他們借鑒。文章也提到，一些美國人意識到，崛起中的中國模式會對民主自由模式構成「威脅」。
模式只是對一個國家發展經驗的總結。例如，在亞洲經濟發展史上先有「日本模式」，再有「四小龍模式」，近來又產生了「中國模式」．以後還會有其他模式的出現。在政治上也一樣，差不多每一個國家都有自身的發展模式。就拿民主政治來說，很難說，世界上只有一種民主政治模式。儘管所有民主國家都有一些共同的特徵，但是沒有任何兩個民主國家的模式是完全一致的。
帝國主義的開端
在政治上，很少有人會否認民主政治在美國、英國、法國或者日本是成功的。但一旦把自身成功的經驗上升為所謂的「共識」，要別的國家學，或者不惜使用政治和經濟的壓力向其他國家推銷這種「共識」時，就具有了帝國主義的味道了。
二次世界大戰以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拚命向發展中國家推銷民主，並把此作為西方國家外交政策的一項頭等議程。但這些民主試驗往往是失敗的，和西方國家不同，發展中國家往往缺少支持民主政治運作的各種文化制度因素。
在經濟上也是一樣。沒有人會否認發達國家在經濟發展上的成功。但一旦把這些成功的經驗上升成為「華盛頓共識」，並致力於使用各種方式強迫他國接受，就是帝國主義的開端了。和推行民主政治一樣，不管發展中國家的具體情況而強行推行「華盛頓共識」，結果就是接受「華盛頓共識」的那些國家深受其害。
總結中國本身發展的經驗無可厚非，也很重要。但如果把中國的經驗上升為「北京共識」，甚至像「華盛頓共識」那樣向外推廣，那就大錯特錯了。在這方面，中國是有歷史教訓的。在毛澤東時代，中國竭力向第三世界國家推廣共產主義，結果造成了一些國家特別是東南亞國家對中國的抵制和敵視。改革開放後，中國化了二十多年的時間才開始重新贏得這些國家的信任。
如果現在中國又要不切實際地強調所謂的「北京共識」，又會導致不良後果。別人提「北京共識」是別人的事情。如果中國經驗好，別人也就自覺地來學。如果很多國家都來學中國的經驗，那就是中國軟力量的開始。反之，如果中國來推行「北京共識」，那不僅不是軟力量，反而會是霸道的開始。
中國模式尚待完善
實際上，中國發展的最主要的經驗就是實事求是，不接受任何所謂的「共識」，也不根據各種所謂的「共識」來指導自身的改革。所以也根本就不存在所謂的「北京共識」。在國際政治舞台上，中國領導層現在所強調的是「和而不同」，追求各國發展經驗的多元性。
中國現在所面臨的並非把現有的經驗上升為「北京共識」，而是如何發展和完善「中國模式」，使得這個模式是可持續的。中國已經確立了市場制度，也全面加入了國際體系。但是因為有效治改革的缺失，如何消化市場經濟和加入世界體系所帶來的眾多的社會、經濟和政治各方面的問題，仍然是未知數。如果這些問題解決不了，中國模式就會有問題，更不用說是「北京共識」了。
鄭永年
信報財經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