達芬奇密碼一書中的虛構故事，所說的是保存耶穌基督凡人證據的教派，遭到天主教會裡頭保守派的攻擊的故事，因為承認基督是凡人，就等於瓦解整個組織所賴以生存的神話。有趣的是，毛澤東去世三十年，他的神化仍未除魅。
毛澤東是個凡人，不願意承認這一點就永遠搞不清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筆者認為從社會科學的角度看，大耀進與文化大革命，其實是一個知識不足的凡人透過黨國掌握至高無上的領導權時，所做的「錯誤」決策所導致的，然而在此決策之後，又涉及到無數凡人的利益與權力鬥爭。大耀進與文革的悲劇，有人口成長失控、政治決策極權、經濟體制失敗、社會分配矛盾的多重原因，在毛澤東長逝之後的三十年，歸罪給一個凡人實在太輕鬆了點。
急於評價毛澤東的罪行者，與繼續維護其神話形象的人一樣，都把歷史歸諸於個人的天縱英才，或者是大獨裁者的犯罪行為，兩者其實互為鏡像，都預先承認了毛的超人，其善惡只是因為評價者自己的立場不同而已。
結果是，說明毛是犯罪者的人以黑五類與知識份子居多，以自身受迫害的經驗出發來評價毛，共產黨幹群因為文革的批鬥與改革開放的利益，而對毛採負面評價，但是又敢怒不敢言，因為批判毛，黨自身的合法性也會受重傷 ，而文革期間受惠的部分國企工人與出身貧農的幹部，往往懷念毛時代的平等主義與愛國主義。其實，對毛的歷史記憶，都是自己當下的利益與生命經驗的投射。
三十年來無數文章企圖給毛澤東一個倫理上的評價，但毛跟一般無賴之徒的差異，或許並不如想像中那麼大，給予任何一個凡人如此大的權力的政治體系，必然導向嚴重的貪腐與決策錯誤。毛的功過其實並不重要，毛時代的政治、經濟、社會與人口結構的系統性失敗更應該被探討，因而，把毛澤東視為凡夫俗子，也就是對目前中國社會各種制度病態的總清算，問題在於改變制度，而不是期待領導。
或許有人會說此種社會科學論點，是在為毛的政治錯誤脫罪，但是毛所犯的是一個平凡的無賴在掌握權威而不受監督時，都可能發生的錯誤，黨國裡頭的層層幹部或者造反派頭頭亦然，批判了毛同時也是批判這所有凡人的共業，那就等於什麼也沒說。更嚴重的是，許多文革受害者對「暴君」的道德批判，往往隱含對「仁君」善治的期待，結果又把參與公民政治的責任與權利，讓渡給了下一個黨國制度所製造出來的暴君。
社會科學家與關心中國未來社會改革的人，一定要力主破除對毛的超人信仰與善惡評價，才能解釋共和國重大歷史事件的科學因果關係，也才能擺脫對黨國家父長權威的依賴，得到精神上的自由。就跟達芬奇密碼的觀點一樣，歷史上存在著一個叫做毛澤東的凡人，他與你我身邊的地痞無賴，或許沒有太大的不同，他的善惡沒那麼值得檢討，導致他一念之差就害人無數的政治系統，才是關鍵。而社會科學對文革歷史與當代威權體制的解碼工作，才剛剛開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