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節工作坊的講題為《六七後的抗爭：由火紅年代到過渡期》。六七「暴動」之後，工人運動沉寂下來，港英殖民政府進行連串社會改革，接下來就是所謂「獅子山下」及安定繁密的故事。今節工作坊正是希望這個被簡化的故事重新添上幾筆。
六七催生勞工改革 其他新社運的出現
首先發言的是中大社工系的馮可立教授，在七十年代求學及擔任前線社工的馮教授，親歷了這個時代的變化。他認為，六七暴動之前，基本上是兩個運動，分別是民族運動及工人運動。六七則是這兩個運動的結合，一面是反殖民地，一面則呈現階級矛盾。六七之後，工人運動沒有再出現，工聯會退到自己的圈子中，反而其他運動就開始出現。以往的社會運動，一直是分別由工聯會及工團總會領導的。六七暴動之外，港英就《僱傭條例》立法，共進行二十三項改革，為勞工提供了最原始的保障。後來出現的勞工團體如基督教工業委員會之類，都是做一些比較支節的勞工運動，如工業傷亡。在七十年代出現的新運動，有社區運動、學生運動以及白領勞工運動，白人勞工運動是指如教協、護協、公務員工會的出現等。以往藍領工人通過階級鬥爭，在六七年有一個大爆炸後，藍領工人得到基本保障，由此催生白領勞工運動等。到了八十年代，則再多了一個很重要的運動，叫做民主運動。在八二年首次出現直選的區議會選舉，觸發香港市民去思考，究竟他們未來要一個什麼樣的社會。
馮可立就七十年代出現的社區運動作出補充，他指出在七十年代，香港的房屋問題頗為嚴重，一百二十平方呎可以住上六個人，全港有數十萬木屋居民，社會有很龐大的房屋需求。七二年發生六一八雨災，整個觀塘雞寮村被山泥覆蓋。馮可立當時是學生，當日落區幫忙，但因為警察封鎖現場，想幫忙也沒有辦法。自從那時開始，港英政府開始維修危險斜坡。同年麥理浩上任，推行四大支柱政策，分別是教育、醫療、房屋及福利，希望做好香港的社會服務，最重要的是令一百八十萬的香港人也可以入住公屋。後來雖然未達成指標，但建成的公屋數量也不少。又由於公屋用地取用不少新界土地，因此經常有遷拆行動，如屯門、觀塘、荃灣等新市鎮。記得當時在南昌街，即如今澤安村，當區的廠戶希望以地換地的形式繼續經營，因為政府給出的賠償很少，只是機器的成本也近四十萬，但政府整間廠房只賠五十萬。於是一百多個廠戶及工人自行上鎖，抗拒政府收地，死守廠房。馮可立當時做社工，協助廠戶與房屋署商討，當時政府動用近三百個警察，全幅武裝，又用剷泥車剷爛大閘，有工人跑上屋頂，四個警察一組捉人，情況十分慘烈。這些個案在當時全香港至少有過千宗，真的是打生打死。直至八十年代興建房屋的進度開始減慢，社區運動才開始沉寂。
學生運動：國粹派對社會派
接著發言的城大應用社會科學系的麥海華教授，是一九七五年的港大學生會會長。麥海華說，六七暴動時，大專學生基本上都是支持政府，解決衝突。在七十年代初期，大專學界有幾方面的發展，首先是保釣運動的出現，港大學生會在七一年舉辦回國觀光團，又成立國是學會，各大專院校開始出現「認中關社」。一九七二年，中國重新加入聯合國。港大學生會會長也由「國粹派」擔任，一九七三年會長是陳毓祥，七四年更是出現一片紅的狀況，學生會提出的路線及口號也是多點認識國家，認識國內發展。他們的當選，當然也令部份同學反感。當時的港大學生報《學苑》，本來其他四間大專院校出版聯刊，希望介紹中國，結果因為路線問題，最終只是《學苑》獨立出版。當時的大專學生面對兩條路線，應是理性批判或是跟中國走？當時港大社會科學院成立現代思潮學會，對新左的觀望有濃厚興趣，「社會派」開始成形。麥海華在七五年競選學生會會長時，對手現時是前城大校董會主席鍾瑞明。社會派當時對國粹派的參選很不滿，但沒有人站出來參選。在很短時間之內，當時三年級的他組成內閣，除另外一個同學之外，其他閣員都是一年級學生。這個內閣，幾乎可以叫做「反國粹大聯盟」，內裡有民主自由派、U Hall 組織的學生等，該次選舉是港大有史以來投票率最高的選舉，麥海華內閣獲1400多票當選，對手只得700多票。當時有戲言說「港大中毒最深，但醒覺最早。」這種意識形態的爭論，就是究竟是以中國還是以香港為本位的思考模式。
除了港大外，當時其他學生會仍然是由國粹派掌握，當年一月初，電話公司加價，港大學生會前去反對加價。在學聯討論此事的時候，其他學生會卻表示因為要關注內地的第四屆人大會議，表明不會參加反對電話加價的行動。要專注組織中國地理風光展覽、歷史介紹等等。麥海華認為，「認中關社」之間最大的分別是，究竟我們應該對內地是認識還是認同？一九七五年周恩來逝世，天安門發生四五事件，當時的學聯通過聲明，表示在天安門的示威活動是「有組織的反革命運動」，相反，譴責中國鎮壓的議案不被通過。七六年毛澤東逝世，四人幫倒台，國粹派的意識形態一下子崩潰，以致消聲匿跡。麥海華認為，在七十年代後期，開始出現香港為本的意識形態。他引用村上春樹的名句「永遠站在雞蛋的一邊」作結，雞蛋代表有靈魂、批判思維，希望大家共勉。
五十年代的香港出生派的反思
第三位發言的講者是陳寶瑩，五十年代在香港出生，屬托派，現時亦處身在社會運動之中。她認為七十年代出現的青年激進化，與現在八十後也有一些相似的地方。
陳寶瑩說，青年很明顯不是階級運動，而是一種身份認同運動，當中有民族、階級的元素。在七十年代初因為石油引發的經濟危機時，香港的失業率高，但工人的反抗已經不強。她承接麥海華的國粹派與社會派的發言，她說五十年代出生的人，與上一代很不同，出現意識形態的真空，父母那一代的東西未能傳承過來。說得形象化一點的問題就是，究毫我是中國人還是香港人？她「祖籍」廣東省南海縣，但未去過也不知道在哪裡。而參與社會運動第一個要回答的問題，就是你如何看待中華人民共和國。對於這兩個問題不同的答案，便產生了國粹派及社會派的兩條路線。
激進青年永遠只是少數，但上述這個問題，卻困擾著五十年代出生的年輕人。陳寶瑩就讀出名的中文中學，同學大部份出身自中產家庭，當時他們要思考的問題是，究竟是到外國讀書，還是在香港定居？這反映的是五十年代出生孩生的父母一代的無根。假如留在香港，又應該怎樣？寶瑩認為，這不單止是政治形態的分別，還有是生活的形態。當時她也有參與電影會，看「小資」的實驗電影。在文化、藝術上，也有一個對過去的東西有挑戰及創新。她在八十年代中參與婦女運動，也有在政治及文化上批判中國，但在八十年代後，就已經沒有了文化上的批判。這便是七十年代與八十年代社會背景的分別。
寶瑩認為，「認中關社」就是當時年輕人的立足點。她記得大埔的元洲仔，是當時國粹派的井崗山，主要艇民居住，不少國粹派的人到來為貧民補習。元洲仔遷拆時，身為革馬盟成員的她到元洲仔「串連」，艇民說他們是政治團體，拒絕他們，這是當時國粹派流行的「訪貧問苦」的情況。中國民主運動忽然湧現，如北京之春、西單民主牆，但七六年天安門事件後，如麥海華所言，除學運開始走下坡來，大家也看不到中國有明天。反之，香港的殖民政府因為中英談判而開始去殖民化，社區運動的活躍份子開始走入建制。
寶瑩最後強調社會形勢對社會運動的重要性，她過去十幾年一直在民間團體工作，現在已經出現一個意識形態重新建構的形勢，大家應該努力去做。記得五年前，清潔工會也曾做過今日類似抗議大家樂削減飯鐘錢的活動，但社會幾乎沒有迴響，只當是另一宗勞資糾紛。但是五年後的今日，大家樂的行為，卻與權力、財富分配不公等問題連接上了。如何促進這個框架繼續發展，是社會運動接下來的目標。在民主運動上，五區公投是一個新的形勢，可惜現在的政制改革卻成了一個倒退。寶瑩引用馬克思說，「歷史由人創造，但人不能拒絕歷史。」我們不能夠跳開承傳，不能避開七十年代的事，但人是可以去創造新的形勢。
八十年代：民主運動、去殖、右翼抬頭
在八十年代末入學中文大學、現任教於中大政治與行政學系的馬嶽教授說，八十年代是一段很長的時間，比較八十年代頭及尾，已有很多東西不同，他會嘗試抽出三個與主題有關的主軸。
第一是，社會運動建制化的過程，開始出現選舉，八二年有第一次的民選區議會選舉，八三年則是市政局選舉，是真的普選，所有廿一歲以上的人登記成選民後，就可以一人一票選出議員。當時在社會運動界就此有不少爭論，因此在一九八二年，社運界參與選舉不多。但到了一九八三年，馮檢基從英國回來後，就認為一定要參選，以選舉去帶動社區運動。社運界其中一個批評是，選舉屬行政吸納政治，被吸納到建制後「出唔到聲」，只會變成建制的一部份。但反觀馮的當選，其設立的議員辦事處確實有一定的功能，議員的身份亦令馮檢基的發言權增加，在民意上影響力亦增加了，成為傳媒打造的新一代民意代表。於是在八五年區議會選舉，很多壓力團體也大規模參選，當時的論述是位置之戰，在只有三分二直選議席的有限民主框架內爭取位置，藉此動員居民討論區內問題，刺激居民參與，利用議員位置推動社區改革。
第二是民主運動的發生，這與第一點是相輔相承。在八十年代初，港人只知道英國人有可能撤走後，但在八二年到八四年間發生的事，港人已很清楚英國人會走，於是年青一代的精英，開始思考香港的政治及政制問題，這間接令民生及其他運動削弱了。在八十年代，整個非殖化的過程與七十年代的認中關社，結合成「民主回歸」訴求。《中英聯合聲明》清楚提到要港人治港，港英政府也實行非殖化政策，開放權力，更開宗名義說要還政於民。
第三是右翼論述抬頭。當前途談判開始，回歸問題浮現後，令不少人很震驚，突然希望擁抱現狀，中央政府捕捉到這種心態。自那時開始「安定繁榮」、戰後的成功經驗等右傾的說法開始出現。這些右翼說法，在八十年代初期在沒有什麼人質疑下便被照單全收。這都與恐共有很大的關係，是一種「急凍香港」的觀念，freeze 八十年代香港原始資本主義的體制。最極端的例子是在《基本法》第五章的寫法，將港式資本主義的特色全部抄寫在裡面，例如「國際金融中心」之類。
在八十年代傾莊，傾的時候一定會問的是，你如何看待政權﹖這一代人的民族意識開始淡泊，會說自己是香港人，這種回答反映的是，強調自己與內地的不同。從六七暴動開始，香港人對社會主義的想像就是六七暴動、文化大革命的想像。過份強調資本主義的合理性。反映的是，階級存在決定階級的合理性，而《信報》及《壹週刊》的出現，確立這種狀態。在八十年代，社會流動比較快，除經濟發展及政府服務的擴張，特別是公務員系統的擴張，進入政府體系上升得比較快。基層市民透過進入各種專業，快速提升階級地位，在那個年代確實符合不少人的生活經驗。但這種生活經驗，是永遠不會重覆，原因有二，第一是九十年代初的移民潮，人走得多，因此晉升也快，中產移民數目每年以萬人計。第二是本地化，「鬼佬」離開，空缺便會提升華人。這種社會背景，無論在九十年代或回歸之後若干年也不會再發生。
馬嶽最後總結，說社會對八十年代的研究很不足，八十年代很多東西也變化得很快，研究卻只集中到政制的討論、中英角力、議席角力等等。
問答環節
有會眾問，七十年代的意識形態討論，只是圍繞在學苑內，或是在社區內都有出現。麥海華說，思想上的運動大多數是由學生帶起，因為掏空的討論比較難在社區討論。馮可立則表示，社會派是以關注居民實利為主，而托派則比較多係社區內舉行討論會，討論意識形態，一般而言，這種意識形態的討論在社區上是比較溫和。
問到民主派的發展問題，馬嶽認為，民主派是對基層有同情，但只是在資本主義下改良，而不是推翻現存制度，再做新的世界。而且一旦參與議會選舉，就很難不看民意。他補充，「安定繁榮」被用來總括了九七前的發展，也透過書本進入每一個人的腦內。
又有聽眾問到，外國如何影響香港發展。陳寶瑩說，在六七十年代有反戰，出現哲古華拉等的偶像，青年覺得出來對抗不是什麼一回事，而現在的青年人有三個特點，一聚而散、肯站出來及個人主義，但沒有意識到組織的力量。馬嶽則說，六、七十年代是左， 八、九十年代是右，英國的工黨政府倒台了。八九年因為蘇共解體，令歐洲的左派力量解散，而國際金融資本興盛令到更多人接受資本主義。
關於七、八十年代在校內論政的氣氛為何消失的問題。馬嶽答說，現在大學生是比較富裕，社會比較安定，最明顯的是沒有警察收保護費的情況。大學教育普及化，大學生亦再沒有過往的精英心態，現在學生的自信心往往比較低，加上教育產業化，學生想到的，就只是讀完書後出來賺錢。曾有人問我的學生，畢業後起薪點是多少，從前學生不會認為學業是幫助自己賺錢的方法，現在太多計算，又是學分又是宿分。現在的大專院校，也經常輸出某種意識形態，例透過舉中港交流團。
馮可立最後說到，社會運動需要兩種人，第一是組織者，負責組織街坊，令事件發生。第二是，知識份子，要帶領討論，說出正反雙方理據。但香港的知識份子很懶，沒有出聲，他曾試過與朋友討論，但感覺壓力很大，如果兩者合作，就會令到運動行得更前。
文：eg9515（左翼21成員）
「左翼21」是由一群有志於推動社會平等及進步的朋友所組建的平臺，以凝聚香港的左翼力量，建立和推廣左翼分析及主張。我們將透過討論交流、學習、出版等，介入社會時政，參與和支援勞工運動及社會運動。我們認為，一個理想的社會，必須顧及廣大勞動階級的福祉，維護生態環境的可持續發展，消除性別、族群之間的不平等，同時尊重不同性取向群體的權利。這一理想社會，必須依靠群眾自下而上的民主參與和推動，同時需要不同群體透過共融互助來合力創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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