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楊穎仁（左翼21成員）
去年走進旺角樂文書店，問店員可有賣《蟹工船》這本小說，得到的回答是「這種書沒人買的」，空手而歸。到其他書店找，結果都一樣。
冷清至斯，是香港特有的例外。就像金融海嘯後馬克思的《資本論》在德國重新暢銷，小林多喜二1929年撰寫的工人小說《蟹工船》也在長年經濟不景的日本復活，2008年再版後銷量突破一百萬本，最近四年至少出現了五個漫畫版，改編電影亦於去年上映。《蟹工船》台灣中譯本因此重新出版，與其說左翼書寫注定無人問津，倒不如說香港是自外於「全球暢銷書榜向左轉」潮流的孤島。
《蟹工船》復活了，它的角色卻不太一樣。故事得從八十多年前說起。
群：生產與抗爭
小林多喜二是戰前的日本共產黨員，也是小說家，筆下的《蟹工船》被譽為無產階級文學代表作。以言入罪令他先被僱主開除，後遭特高警察在1933年以不敬天皇罪拷問至死，享年廿九歲。
各方逼害間接證明小說刺中當時社會矛盾。所謂「蟹工船」，其實是捕蟹船兼蟹肉罐頭工廠，由於它不是一般船艦，所以不受航海法規限﹔但它也不是地上工廠，所以亦不受工廠法監管。蟹肉罐頭是高價貨，財團看中法律漏洞，低價買入已屆退役年齡的破爛船隻強行改裝，不理會安全措施，暴利滾滾而來，資本家更有把握恃財力影響國策。當然，這樣的船駛到波濤洶湧的堪察加海域自是險象環生，工人凍死有之淹死有之，加上蟹工船一出海就與世隔絕，管工如何虐待工人也無路求援，形同私人監獄。日以繼夜的長工時，導致腳氣病的無營養伙食，滿地跳蝨滿室爛臭的惡劣衛生環境，威脅工人催谷產量的烙印私刑，在書中都有鮮明的描寫。捱不住半途死掉？放進麻包袋隨手丟進鹹水海即成。在船上，人命就是如此賤價。
這不是憑空杜撰的虛擬地獄。為了這部作品，小林參考了大量新聞報導，又徘徊北海道的港口實地採訪，令《蟹工船》全書帶著濃厚的現實主義色彩。作為故事舞台的蟹工船「博光丸」，本來就是影射1926年被揭發虐待漁工的「博愛丸事件」。小林的角色不僅是作家，也是民間記者，然而他的觀察最終不以新聞報導或報告文學的體裁寫成卻化為一部小說，為的可能是避免個案化——書中情節取自個別事件但不局限於個別事件，在其他蟹工船，以至煤礦、碼頭、鐵路地盤，只要在資本主義不受限制地的地方就有類似慘狀。惟有拒絕個案化，個別事件方能提升為共同命運，帶來共同反抗，結局裡工人把他們在蟹工船的抗爭經驗引入各行各業，這個工人運動遍地開花的預兆大概也是小林自己的心願。
說抗爭，為何抗爭？如何抗爭？誰對誰的抗爭？為解答這些問題，小林在現實主義之外為《蟹工船》注入了第二種元素：去個人化。在《蟹工船》裡，你不會找得到誰是主角，大家戲份多寡相距不遠，你甚至找不到角色的姓名，唯一一個列明姓氏的角色是無情監督淺川（注一），但小林從來沒有為他擬定名字。推進劇情的並非個人互動，而是群體之間的互動。吃慣苦的中年工人，受過教育的學生，只顧業績不顧人命的監督，作為監督代理夾在中間的雜工頭子，沒有實權的船長，驅逐艦上的官兵，服侍船上貴人卻為工人通風報訊的侍應生……這些位置代表不同的群體，他們的互動遵遁著超越個人因素的法則運作。監督殘忍皆因業績欠佳會使他被老闆開除，船長喪權皆因他的角色對利潤無關痛癢，官兵鎮壓罷工皆因國家機器聽命於資本。褪下個人的外衣，暴露出群體互動的法則之後，整套社會分析也就昭然若揭。沒有工人的勞動蟹工船就不能運作，蟹工船不能運作生產就會停頓，生產停頓資本家就沒有利潤，既然如此，工人為甚麼還要畏懼老闆和他的爪牙？利潤基於勞動，中止勞動的罷工正是工人的武器。就這樣，「為何抗爭」、「如何抗爭」、「誰對誰的抗爭」等等問題，都在簡明的生產關係分析裡有了答案。
現實主義讓《蟹工船》有了現實批判，去個人化揭示了改變現實的運動藍圖，它蘊藏的力量絕非傷春悲秋自我安慰的文化產品可比。《蟹工船》在1929年面世，與大蕭條爆發同年，失業減薪加劇了工人的苦況，為刺激出口下令日圓貶值更令情況雪上加霜（注二），相對的，十月革命後崛興的蘇聯經濟穩步成長，而且沒有失業問題，資本主義國家的內在矛盾根本無從遮掩。在這個時代背景下，小林多喜二被軍國主義暨資本壟斷的日本當權者視如在背芒刺。
個：新庄與心臟
踏入廿一世紀，時代大不相同。蘇聯瓦解往往被等同為共產主義的滅亡，懷疑資本主義永遠長存的聲音少之又少，福山（Francis Fukuyama）之流更將歷史的那一瞬看作「歷史的終結」。儘管福山發言之後沒幾年世界就經歷了日本泡沫經濟爆破、東亞金融風暴和2008年的金融海嘯，可是取代資本主義的方案依舊在輿論裡曖昧不清。
但這不代表沒有批評者。日本不敵裁員潮的四、五十歲中年人紛紛自殺，人數在1998年突破一萬三千，比泡沬爆破前升了近六成；派遣勞動（注三）員工的收入比正規僱用的員工起碼少一成，這個差距還會隨年齡增長越拉越闊（注四）。有工開的人被逼一個月工作五百七十小時卻遭拖糧，沒工開的人無錢支付房租流落網吧過夜，露宿者的帳篷遍佈公園，經濟危機重演，《蟹工船》在2009年重拍電影版的意義卻不一樣。
蟹工船行業在七十年代已告終結，以它為題材的作品從寫實變質為隔代追思。在SABU執導的新電影版裡，原著的現實主義色彩被淡化了，取而代之的是某種誇張的喜劇氛圍。片中加插了一節工人集體上吊祈求來生投胎為富家子弟，詎料船倉左搖右晃令眾人騰折半天吊頸不成，人人倒地不起。大家自述身世之際，銀幕浮現出各人家徒四壁不擋風雨的居住環境，路人和野狗甚至把他們的家當作通道。這些新情節明顯指涉當代日本的自殺和露宿現象，蟹工船的場景不過是隱喻，與現實沒有直接關係。更準確地說，以過去的蟹工船為舞臺，本身就抹殺了寫實地描繪當前問題的可能。
現實主義消失了，原著裡捨棄的個人主義倒被招魂。每個角色都有姓氏了，誰是主角也一目了然——新庄（しんぞう），在日文裡與心臟同音，這個新角色的確是全劇中心，鼓動工人集體上吊的是他，遇難漂流被蘇聯人啟發的是他，解釋生產關係的是他，帶頭罷工的是他，最後被淺川監督槍殺成為人民英雄的也是他，血濺工會旌旗。沒有新庄，彷彿蟹工船上的工人就不會站起來，這個強大的推動者自己卻身世如謎，只在結局裡收拾遺物時發現他原姓木村，其餘一切留白。
留白，讓觀眾有許多遐想。團結抗爭是美好的，喚醒所有人團結抗爭卻需要英雄。為英雄的身世留白，僅僅強調他的意志，潛台詞其實十分周星馳：「只要有心，人人都可以係食神。」英雄莫問出處，想當工人運動的心臟？大家都是打工仔，誰為別人出頭誰就是英雄。當下即是的呼召，刺激著觀眾自我實現的欲望。
從宏觀的生產分析到微觀的個人充權，《蟹工船》在八十年後的轉折毋寧是一種撤退。「如何反抗」的策略思考暫時擱置，因為得先論證「為何反抗」的後設問題。新電影版把自殺和唯心論宗教視為假想敵，為的是反駁各種逃避主義，重新豎立抗爭的合法性。說服乃徵求觀眾個人意志的認可，以個人視角貫穿全劇自然順理成章。說服的企圖，折射出導演對觀眾的懷疑：或許你不再相信奮鬥會發達，但你相信資本主義有可能被反抗嗎？
群體到個體，力量滿溢到絲絲迷惘，八十年過去了。
英雄，之後
為甚麼集體抗爭乞靈於個人？因為資本主義變了。八十年前，勞動力市場是全國性的，面對國內工人運動的壓力，資本家惟有靠國家武力搶奪殖民地好讓他們剝削境外勞動者，這也是日本軍國主義的由來，軍國主義失敗就得與工人分享利潤。八十年後，勞動力市場全球化，跨越國界不用船堅砲利，日本企業大部份生產線早已搬往勞動成本低廉的中國，毋須賣國內工人的帳。工廠不在了，白領們天天見面的偌大辦公室說不定也倒閉了，打工仔淪為互不相識只能苦等派遣公司各自傳召的孤獨個體。群體崩潰，全球化趨勢意味著工人的孤立。
蟹工船的環境與之大異。儘管那是懸於汪洋的人間地獄，但集體勞動也是集體抗爭的搖籃。四百個工人日夜共對同仇敵愾，在船倉裡共襄義舉，一旦起事，區區十個資本家代理人如何抵擋？團結就是力量，正如書中某漁工對漁工頭子放的狠話：「少囂張，出海時我們四五個人把你丟進海裡，不費吹灰之力。」可是孤立的打工仔再也得不到團結的力量，他的盟友就是他自己，反抗與屈服被還原為一個人的內心掙扎。與此同時，發達的傳媒無限放大名人事跡，我們也許不曉得鄰居姓甚名誰，卻必定認識遠在地球另一邊的奧巴馬。群體崩潰後，把人與人連結起來的是傳媒形象，炮製英雄人物的道德感召即被當成群眾運動之所繫。新世代的工會旗幟，必須沾上新庄的血。
小林多喜二不消說，依賴英雄恐怕也不是新電影版導演SABU真心樂見的。新庄充其量只是集體抗爭的觸發點，他不得不死，皆因英雄的終結正是人民的開始。原著小說也罷，新電影版也罷，兩者都堅持這樣一個結局——不用英雄也不用領袖，已醒覺的所有工人終必團結起來，一次罷工被鎮壓了還有下一次。《蟹工船》不鼓吹對名人的持久依戀，自發、平等與實效，才是運動要訣。
香港樓價高頭上片瓦難求，網民提議去豪宅睇樓時自殺，製造凶宅拉低樓價；阿根廷有人無屋住有屋無人住，市民卻群起佔領炒樓富豪的空置宅邸自住。知識分子常泡的二樓書店不識《蟹工船》，大概為箇中分別下了一個註腳。
注釋：
- 嚴格來說還有公司代表須田，但他只在監督的對白裡閃現過一次。
- 舉例而言，美國對絲襪的高需求令它成為日本絲的主要入口國，但大蕭條導致日本絲業在美國喪失了90%市場。見艾瑞克‧霍布斯邦，一九九六年。《極端的年代：1914-1991》。臺北：麥田。
- 派遣勞動是一種三邊外判，在日本和台灣都很流行，但香港人可能比較陌生。簡單來說，即是打工仔向派遣公司（簡稱A公司）登記，受僱於它，當需要人力的公司（簡稱B公司）找A公司要人，A公司就把打工仔送到B公司。由於僱用打工仔的是A公司，支使打工仔的是B公司，經常發生權責不清的問題，更嚴重的事打工仔無法確定何時有工開，收入沒保障，再加上時有違法的判上判層層食價，工資所得就更少了。
- 2005年，18至19歲男女非正規僱用員工工資所得是同齡正規僱用員工的91%，但這比率逐年下滑，到30至34歲的群組，則滑落至男性的77%和女性的78%。見門倉貴史，二零零八年。《窮忙族：新貧階級時代的來臨》。臺北：聯經。
- 在2009年的版本出現前，其實《蟹工船》在1953年已被搬上銀幕，故曰重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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