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張朝敦（城西關注組）
上月古蹟辦最新一份報告，突然指出閣麟街唐樓遺址是1930年代重建的產物，並否定遺址建於1878年中環大火之後，完全推翻了之前的兩份報告。這直接令到遺址不獲古諮會的評級。究竟十棟「背靠背」唐樓，是否可以在違反多項三十年代建築法例的情況下建成呢？
翻查土地註冊資料，不難發現遺址（IL104地段）在閣麟街一邊的五個號碼，業權早在1900年代已經拆散，由不姓氏的人持有。到了1910年代，吉士笠街一邊，五個號碼的業權亦相繼被拆散，由另外數位不同人仕持有。業權分散情況一直持繼到1960年代，閣麟街唐樓被宣告為危樓為止。還有，吉士笠街8-10號由1928年到戰後的1950年代，都按了給匯豐銀行。閣麟街27號， 1916年起由慈善機構《善本樹堂》持有，直到1973年拆樓後，業權才直接轉交香港政府。
請問古蹟辦，如何在業權分散、又按了給銀行、又做了慈善機構、又至少違反6項建築物條例的情況下，在1930年代重建十間「背靠背」式唐樓呢？
港府在1903年通過的公共衛生及建築法，已明令禁止「背靠背」式唐樓，並規定所有新建樓房，必須要有後巷。這是因為1890年代香港發生大瘟疫，「背靠背」式唐樓因為通風和採光差，被認為是瘟疫的元兇。受血的教訓，當時無論是港督或是殖民地醫官，都痛斥及嚴令禁止再建造「背靠背」式唐樓。因此，閣麟街的青磚「背靠背」式唐樓，實為1903年以前的產物。
閣麟街唐樓遺址的青磚牆，跨越5個門牌號碼，總共十間屋背緊靠在一起。它們應該是在1878年中環大火後，十間屋一口氣重建而得來的。從業權資料看，這是絕對可行。因為德忌利士洋行的Lapraik家族由1852年起，便已經直接或間接控制了IL104整個地段的業權。Lapraik家族早在1848年便買了該地段在閣麟街的一邊。至於吉士笠街的一邊，雖然吉士笠街又名紅毛嬌街，但其實紅毛嬌並不是直接擁有該地段的，而是以作為信託的受益人。而管理這個信託的正是Lapraik家族。
古蹟辦說閣麟街遺址建於三十年代，其論據只是單憑一份1963年的租務法庭文件，文件估計唐樓當時樓齡為三十年。須知道租務法庭文件重點在於面積，而樓齡不是搬遷賠償的重點。而且該文件已寫明，這是「估計大約」（estimated about），亦未有提供任何理據支持其估計。只要稍稍查閱業權資料，便可知道業權在1930年代已經四分五裂，根本無可能一次過重建。古蹟辦仍然以此份文件的估計作為其專業報告中的唯一論據，是犯下極之低級的錯誤。
古蹟評級的公眾諮詢至1月9 日，一人一信反駁古蹟辦報告，並要求將閣麟街遺址評為一級歷史建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