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建局行政總監譚小瑩請辭，認為市建局不能夠只定位為發展商，不過，市建局其實早與發展商無異 ─ 市區更新就是千篇一律的蛋糕樓與上蓋物業，不但造就香港樓價越升越有的神話，還不斷扼殺屬於我們的公共空間。
香港的商場，從來都只是消費的空間和場所；公共空間的存在，使潛在顧客群得以喘息，停下來而不消費。因此，大多數商場都設有無數食肆與咖啡店，務求在你血拼停頓休息之時，只能夠付錢吃東西。
這種特性，在領匯管理下的公共屋邨商場最為明顯，不論你是在上水的彩園、沙田的禾輋還是牛頭角下邨，商店的種類都不外乎是那個combo ─ 大家樂/大快活、屈臣氏/萬寧、連服裝店藥房便利店的分佈都幾乎一樣，完全沒有個性，更不用說有公共空間可供人們聚腳坐下談天了。
公共空間是否必然由管理者所定義，而沒有其他的可能性？同樣是鐵路興建所帶來的危與機，同樣是市區更新，日本鹿兒島市中心的天文館區，便有與香港截然不同的做法。百貨公司也可成為市民自由活動的場所，有數座「花園」可供社群自由舉辦活動。
天文館區自明治時期起，一直是店舖林立的市中心，各店鋪於1936年成立「丸屋布莊」，1961年改為「丸屋百貨公司」，再於1983年和三越合作，成立「鹿兒島三越」。
2004年，九州新幹線的終點站「鹿兒島中央站」落成，附近數個大型購物中心及酒店紛紛落成，導致造訪天文館地區的遊客逐年減少。2009年，三越決定關閉鹿兒島店，與天文館地區歷史密不可分的丸屋，面臨重大考驗─究竟是將十層建築全部租給另一家百貨公司，還是乾脆賣掉建築物和土地，起摩天大樓來賺個好價錢呢？
假如是香港的市區重建，想都不用想，市建局收購後肯定會發展住宅項目，但當時丸屋的社長玉川女士，卻決定要重整丸屋百貨公司，讓百貨公司能夠傳承下去之餘，更成為市民能夠自由活動的場所。
首先，百貨公司將會重整為樓高十層、每樓層都有獨立主題及專櫃的「丸屋花園」，每一層的「花園」都會開放給社群自由舉辦活動，例如小眾電影社團、與輟學青少年一起種植蔬菜的自由學校、使用當地食材及農產品開辦烹飪教室的NGO等，都是丸屋花園的合作對象。
這些「花園」不僅僅是出租場地而已，由各個社群舉辦的活動，會吸引一些原本對專櫃或連鎖店沒有興趣的族群，也會到訪丸屋花園。而且，這樣的公共空間還可以製造機會，讓一些專長手作、設計和在地生產的社群，接觸到專櫃商店，互相合作推廣產品。
例如，有設計師在「花園」展覽他一手創立的服裝品牌「ECOMACO」，是以能在土壤分解的材料來製作的，後來在「花園」旁的服飾精品店因很喜歡有關設計，於是開始銷售「ECOMACO」的服裝了。
出售輟學青少年栽種蔬菜的NGO「麻姑之手村」，因為團隊裡沒有設計專才，賣場看起來一點也不顯眼。在丸屋花園與社群之間，有一個由當地大學的老師、天文館地區商店街代表、鹿兒島市公所代表、丸屋花園代表、藝術設計總監和社區設計師組成的委員會，負責審核社群的各類提案，並協助社群在丸屋花園舉辦活動。後來「麻姑之手村」得到委員會的協助，找來一班鹿兒島大學建築系的學生，來重新設計展售單位，提升蔬菜的銷售量。
丸屋花園的社群活動十分活躍，2010年4月開幕後的4個月內，社群活動的種類便由20增加到37種，每月舉辦的場次高達200場。除了參加的小型公司和NGO外，還有「耕耘者」的機制，讓個人也可以參與丸屋花園的活動，例如擔任報導丸屋花園社群活動的公民記者。
丸屋的例子，說明即便如商場，也可以讓社群參與共同管理商場內的空間，變成如傳統市集般的「非正規公共空間」。社群自發管理空間的例子，除了商場以外，公園也是一個可以研究的課題。
香港的公園大多是由康文署負責管理的，經常被戲謔為「不准公園」，就在上個月的29日，筆者在啟德跑道公園的草地舉辦活動時，就多次被康文署的管理員勸喻，不應該在草地上作圓圈繪畫和為帳篷下營釘，理由是這會破壞草地。
我們是否可以顛覆公園管理的看法呢？在日本兵庫縣的有馬富士公園，便是一個由使用者創造和管理的公園。NGO及各個社團，都能夠在那裡組織與舉辨活動，也可以把有關物資寄存在公園中心，不用考慮物資不足的問題，所以很受當地居民歡迎，由2001年的40萬人次，慢慢增加至2006年的70萬。
如果說市建局的「功能」不應該只限於地產建設與逼遷街坊，而是都市整體更新規劃的話，如何協助社群建設公共空間，讓社區能夠活用資源，創造出一個個利用社區公共空間來凝聚社群的活動與專案；不再囿於發展與保育的偽二元對立，而是在更新建築的同時，能夠利用已有的社區網絡振興舊社區經濟，這才是「市區重建」應當要做的事吧。
延伸閱讀：山崎亮，《社區設計：重新思考「社區」定義，不只設計空間，更要設計「人與人之間的連結」》，臉譜出版社
原刊於《信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