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民為社禝生存所依，但在不同環境下，其身份屢經變遷，至今不息。放諸香港歷史，農民身份大抵可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戰前的稻米農村（註2）
英國殖民政府未踏足香港時，這裡千百年來一直是自供型農村社會。作為生命所依的主糧，水稻佔了農村大部份勞動力，雖然也有茶、莞香、曬鹽等行業，但「吃飯」始終最重要。除了自用，稻米亦擔當部份貨幣功能，例如作為繳付田租、交易的單位。
雖然很少文獻談及古代香港農民的日常生活，但可以想像，它肯定較現代社會簡單百倍。由於紥根在田，農民跑不到其他地方，生於斯、長於斯、死於斯，如果不是遇上戰亂或「遷界」等亂命，農民的穩定性很高，社會演變的速度亦極緩慢。
香港一年可以種兩輪米，種植周期大抵由3月至11月（西曆計算），農民的生活秩序，也要配合稻米的生長情況，例如秋祭拜山會安排在第二輪米期間的農閑日子。我最有興趣知道的，是12月至翌年2月這三個月「非種米期」，農民會做甚麼呢? 個人估計，農民大抵會把握時間種一些其他作物，如醃製用的菜，來補充主糧以外的食物需要；另外也可趁天氣較涼，做一些勞動力較高的農田維修工作。如大家有這方面的資料，請不吝賜教。
第二階段：外省人建構的新界菜年代
農民的身份及工作模式，在50年代出現極大轉變。國共內戰，以及大陸一波接一波的政治運動，令50至70年代期間，南逃香港的外省人口（包括我父母）持續增加；加上香港經濟開始起飛，市民購買力上升。在人口、市場出現鉅變情況下，香港農耕的參與者及運作模式，終於告別千百年來的稻米自供型結構。原本參與種植活動的本村人（大多為原居民），很多跑到英國、荷蘭等地方打工，賺取較高收入；原本的農田則租予外省人來耕種。
北方來的外省人，許多都講不好廣東話或圍頭話，國內資歷在香港又不被承認，只能找到一些薪酬較低工作；但如人棄我取，跑到農村耕田養雞，毛利往往反而更可觀。另外，一些較近市鎮的農村如蕉徑，會有一些「半農半X」的人（定義當然與現時不同），即既在村中有農務工作，也不定期在市區做散工。那邊的收入較好，就投放較多時間。
隨著資本經濟的發展，農作物由「糧食」變成「商品」，稻米生產變得欠缺吸引力，加上北來農夫帶來許多種植技術，讓香港迅即走入蔬菜主導的新界菜年代。新界菜的模式，是近乎完全「市場經濟」的，肥料、人力資源、生長期、市場回報，都以貨幣為單位（雖然殖民政府支持本地農業有「非經濟」考慮）。農業的糧食生產功能減退，商品價值抬頭；那一款農作物賣得好價錢，便會吸引其他農民栽種。不過，種植是要講功架和環境配合的，一窩蜂跟風也未必有用，元朗、打鼓嶺、蕉徑、川龍等地方，都有自己的出名招牌菜。總括而言，與稻米年代相比，新界菜的農夫講求短期回報，種植模式趨向靈活及多樣化。
這個運作情況，算是成功運作了三十多年。北方來的人多屬難民，到香港但求溫飽，對村中的原居民族群多抱尊重或忍讓態度，雙方大致能和平共處。然而，到了下一代，兩者和諧程度卻大不如前，矛盾漸生。原因有幾方面：
1）上一代外省人的難民心態，下一代不再存在；他們或覺得大家都是在香港出生（有些原居民反而不再在村裡長大），為甚麼身份及權益會有如此差異；
2）政府在新界的發展項目，全部都避開原居民村，找旁邊的寮屋區來開刀。鄉郊發展的結果，往往是原居民獲得豐厚補償及發展機會，非原居民卻落得流離所失；
3）菜農即使在村中種幾十年菜，田地始終屬原居民。上一代原居民一般較念舊，不會隨便趕走已植根的租客，或大幅加租（已賣給發展商就另一回事）；但新一代的原居民，對如何運用土地往往有另外想法。
政府對鄉民想法的冷漠和後知後覺，也導致問題持續惡化。千禧年後，農村注入了不少外來新血，農民身份變得更加複雜。
第三階段：城鄉混合的第三波
80年代本地蔬菜生產基地北移，香港菜農面臨前所未有困境，90年代是本地農業萎縮最嚴重的十年。直至千禧年後，本土農業發展逐漸踏入第三波。
第一階段的稻米農村，是以鄉族為核心；第二階段的新界菜，則以外省人主導。但到了第三波，農民的結構背景呈多樣化，再難有脈絡可尋。一方面，首兩階段的族群組織仍發揮一定影響力，原居民擁有着農地，新界菜農則擔演承傳角色；除此之外，一些原本居住在都市的城市人，這時也選擇往農村跑。
大多數原居民與新界菜農的後代，已非務農（我算是例外吧…）。但有機農業的興起，令一些本地菜能賣得較高價錢，農夫收入比起九十代年代，似有止跌情況 （當然仍很艱苦）。另外，農場的業務形式也趨向多元化，休閒及教育型農場越趨普及，農夫可賺取農產品以外的回報。第三波參與本土農業的人，已沒有明顯族群特徵，既有中年人轉型入行，也有文青加入；有人專心賺錢，也有人強調本土、永續信念。新的種植模式亦陸續出現，例如水耕和魚菜共生，農業的定義變得含糊起來。
坦白說，到了今天，我自己也不太懂得分辨，甚麼人才能稱得上「農夫」，管理休閒農場的人算不算？攪水耕的人算不算？如果主職在農田上生產糧食才能叫農夫，那大多數第三波的加入者（包括我），大抵只能稱呼為「農業從業員」。這情況在日本、台灣等地方也有出現，不過，這些地區的傳統農業底子仍厚，新浪潮的力量對比不像香港那麼明顯。
政府的法例規管也很落後，過往水耕在工廈是違規的。這是非常諷刺的一件事，水耕是不用泥土的，在工廠進行是犯法，霸佔良田來做反而”合乎規劃用途？ （幸好，近年終於修例了）
可以預見，未來「農民」的身份會繼續呈多樣化，再難以簡單定義描述新世代農業發展。雖然我是畢生支持農業發展的人，但也覺得世情不能蠻從一套。立心不良者，從農也可以是壞人；相反一些半農半X雖或學藝未精，但也不一定是「玩玩下」。善惡之別，在乎一心。
註1：「三農」是指農業、農村和農民，為國內術語，其中最著名描述，大抵是湖北省監利縣棋盤鄉黨委書記李昌平所說的「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香港三農」系列的文章會保留農民、農村兩個題目。至於農業，由於早前「農葉談」系列已談過許多，這裡不重覆，會另覓焦點。
註2：漢族南遷香港後，稻田農村成為農業社會的主體。其實在漢族主導香港之前，理應亦有其他農村體系。但因年代太久遠，欠缺文獻考證，故不在此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