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歷史邏輯不通
著有《作為方法的中國》、《中國的公與私》等震撼社會學和漢學界的杰作，歷史學家溝口雄三其中一個重要主題是：中國人在1949年選擇共產主義是基於長久深厚的平等主義傳統，而不是單純盲從西洋的馬克思主義；中華文明有其內在的歷史邏輯、內在脈博和獨特的主体性追求，即使強橫的西方現代性也無法中斷其動力在（早於鴉片戰爭的）近代波瀾壯闊的展開。 這種源自中國思想(例如孔教授提及的白蓮教正義論及歷史觀)與中國思想的實体(社會)兩者之間的差距及其辨證運動的歷史動力，最終將中國思想的傳統──包括”宗法意識”──轉化為 “現代意識”及其”新內容”──共產主義新中國──並在數千年間第一次實現了「人人平等」的理想．
假如脫離了作為「思想-社會複合体」 的中國之歷史運動，現代中國的興起就只能被我們視為「中國的消失」或「中國無歷史」(1911年之前)──後者無疑就是庸俗社會進化論者最寵愛的東方主義中國史觀──這不但有悖於常識，更遠遠乖離了客觀的社會科學分析．不幸的是，孔教授文章開首對中國革命史的論述所隱含的，卻正是這種去歷史化、反邏輯的觀點：中國文明的發展只會陷入蒙眛主義或迷信，只有西方文明（如馬克思主義）能夠為中國提供主体性的有效形式──”白蓮信仰體現了封建社會後期人民群眾要改造世界、自己當家作主的朦朧願望。但在宗法意識宰制下，這種願望卻變成乞求無生老母憐愛的迷信。直到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為中國帶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中國的工農群眾，才有機會科學地理解自己的處境和走上當家作主之路，建立真正的主體意識”（「在禮樂崩壞之際讀《香港城邦論》」）
然而我們要問，一種外來的主体性不是被給予的主体性嗎？一種消滅自身歷史的自主性是真實的自主嗎？
2. 歷史的狡猾
齊澤克在《他們所做的他們並不知道》（For They know not what they do）之中, 分析了19世紀假扮共和主義的保皇黨如何成就了共和主義、戈巴卓夫如何「意外」使蘇聯解体、新教的興起如何悖論地為資本主義累積了「第一桶金」等歷史──我們不妨添上那個「不小心」跌進「國家資本主義」阱陷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創造者鄧小平──，強有力地圖示了黑格爾的 「理性的狡猾」概念(the Cunning of Reason)，即我們如何以為自己在扮B卻最終發現自己徹頭徹尾地變成了B，而且結局剛好同我們的願望背道而馳──問題的關鍵當然在於，是行為而非隱藏的信念構造了鐵一般的(社會)現實──簡言之，右派不知道的是，正是透過假扮右派一個人才成為右派、正是社會或母体（Matrix）而不是他們有勇無謀的血性預先為他們準備好了反派角色這一歷史位置。最終(注定)無法被「知道」的是：偶然性和(歷史)必然性的同一．
3.「少理（少錯了）老母」
孔教授「在禮樂崩壞之際讀《香港城邦論》」的主旨在於：
a) 香港民主運動的失敗原因是 “孝子情結”
b) 所謂“城邦論”透過擺脫上述情意結能夠為香港確立 “主體意識、少理老母”之綱要
換言之，孔教授和拉康派一樣，是個(不太)秘密的唯心主義者──以光速拋棄了必須「通過科學的自我認識確立主体性，否則只會受制於(統治)意識形態」這個堅硬的歷史教訓，一舉將問題從政治經濟批判領域轉移/置換(displace)到狹義政治和(偽)意識形態批判的層面，即將所謂的“情意結”（”complex”）作為萬惡的障礙。
這種問題轉移和陳雲的城邦幻想有異曲同工之妙：將我們的視線和激情從政治經濟系統和壓迫者轉移到虛擬敵人身上，最終為瀕臨爆煲的官商利益集團解圍，而且反過來使我們更受統治意識形態的控制：我們已經嘗到了逃避真實政治敵人是如何地爽！這種通過架設虛擬敵人(Virtual Enemy)來逆向塑造自我形象(Ego)的工程、這種「身份政治」架空了真實歷史、將幻想和敵我意識填進港人的腦袋因而空洞化了主体性──就像美國卡通裡失控的魔法掃把亂砸亂打一樣──一瞬間我們將整個廣東省以至十二億人口變成了自己的敵人，且輕易地放過了罪魁禍首。
4. 團結民眾、認清敵人
孔教授講得沒錯，毛澤東當年正是堅持組織農民鬥爭地主而冒主流政治的大不韙（「國共合作」），故此將城邦幻想比作《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實屬完美的顛倒黑白──今天廣受歡迎的陳雲不正是順應了眼前政治的「方便之門」嗎？──逆流而上的毛卻是不顧現實地打擊合作伙伴的政治根基：地主階級。毛的「非理性」和「反實用主義」無疑是建基於一個深刻的社會學分析：只有通過打擊剝削性的地主制度，才能有效組織、形成農民的主体意識，繼而瓦解統治階級的經濟基礎，而且這一方針任何時候都應被視為首要原則，甚至比政黨本身的政治生存更首要。
5. 轉移問題
因此我們不禁要問，城邦幻想為香港的階級分析作出了甚麼貢獻？為理清蒙昧混亂、但求「實用」、蔑視邏輯、亂用/「發明」歷史的香港政治理論作出了甚麼貢獻？我們還要問：在自發的七一遊行中歇力阻止香港民眾與當權者決裂、事後急忙撲出來邀功的那些人，不就是在五區公投中出賣港人的那批人嗎?不就是在過去二十多年來一直借助「虛擬敵人」(如民建聯)假扮「民主鬥士」來麻痺民眾的那批人嗎？
換言之──撇開那些一家住在白鴿籠的「樓奴」兼自封中產──服務於「地產霸權」、金融大鱷和國家資本主義的那批人，不就是最害怕根本變革、隨時願意以所謂民主換取經濟利益的實質管治階層嗎？不就是這批人以「和平理性、非暴力」掩護日益猖獗的大規模系統暴力、社會暴力嗎？不久之前，甚至有一位堪稱「香港蛆虫」的學者，公然以「只要媒体開放政治廣告就不用怕普選」力勸「大孖沙」。
簡而言之，漠視背後的政治經濟基礎，單以情意結解釋「(偽)民主派」的政治行為──也就是說，忽略了蒙昧的意識形態轉移置換(displace)功能──實在是離奇且本末倒置的做法，例如：忽略了香港的統治階層是「國家資本主義」”State Capitalism”一部份、逃避香港人當中的「無間道」，單靠美化殖民過去和反歷史的想像能夠催生真實的政治主体和鬥爭意識嗎？
「民粹」：自由主義的「真實界」（the Real）
縱觀二十世紀歷史，排外主義或「民粹」無疑是資本母体用以解決自身內部危機／矛盾、將快要內爆的社會矛盾轉向外部敵人的一個機制。它將民眾的視線從原本的敵人身上移走（順便一提，凡是地球人都知道共產黨是出了名熱愛自我屠殺(大清洗、赤柬大屠殺)和國際主義的）。因此，眼前的「自由主義者vs右派」的戰爭，本質上是「自由主義的內戰」和「虛擬戰爭」、是「寬容」口號埋下的陷阱：暗中否認了「民粹爆發」是市場資本主義－－自由主義者的「世上最壞但也是最好的選擇」──轉移危機的固有模式。
齊澤克曾提出一個洞見：法蘭克福學派首腦霍克海默承認，當被迫做終極抉擇時會選資本主義。這也是為何自由主義學者只能以道德話語補足(supplement)市場資本主義的原因。這種道德主義──我在網上節目「天外有天」曾做了扼要的論證── 是自由主義者和它的背面（「民粹」）的共通點。聲嘶力歇地呼籲寬容往往喚醒更多人投向「民粹」──「寬容」、「差異」等概念所隱的邏輯使他者(內地人)變得更加無法忍受。
今天，唯一能夠杜絕所謂民粹的方法就是普世主義「不存在猶太人、不存在希利利人」（巴迪歐《聖保羅：普世主義的基礎》Badiou ）──既然不存在「異族」，就無需假裝容忍了，因為大家都知道只會越忍越火──真正的普世主義不但是一個人對自身特殊性(香港人、「獅子山精神」、功利主義…)的反思，它同時能夠──通過理性思維這一公共領域──讓主体看清壓迫他的真正敵人：保羅時代的羅馬帝國、二十世紀的「傳統資本主義」、廿一世紀的全球資本主義，以及同我們最親近的「後現代」國家資本主義。
撰文︰唐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