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一般學者在研究殖民主義的發展時，通常都花不少時間思考以下這些重要的問題：(一) 究竟殖民主義背後的原因是什麼？ (二) 殖民主義的過程是怎樣的？(三) 是什麼意識形態在掌控整個殖民主義？ (四) 殖民主義帶來什麼經濟上 / 政治上 / 文化上的改變？ (五) 殖民地的人民發生了怎樣的心理異化？ (六) 殖民地的人民如何抗爭？
如果我們要把整個聾人文化套在殖民主義中，我們也不得不回答這些問題。可是聾人文化跟一般國與國之間的殖民過程有點不同，聾人散居於世界各地，沒有「自成一國」的概念。而且，聾人自古已經存在，並從一開始已經與健聽人一起生活在同一空間，雙方有着緊密的接觸和溝通，在這個情況下，健聽人的價值、文化無論如何都有可能滲入聾人社群中。另外，「聾人文化」這個字詞，是新近才發展出來的。歷史資料有限，在健聽人大舉侵入聾人社群，並將之殖民化之前的那個年代，聾人是怎樣思考的，我們其實不很清楚，說得更準確一點，我們其實不知道他們怎樣看待自己「作為一個聾人」這個事實。因着學者的努力，西方的聾人歷史有着較清楚的脈絡，我們知道，在早期美國的Martha’s Vineyard，健聽人並不視聾人為「傷殘人士」，並且都懂手語，與聾人平等融洽地相處 (Groce 1985)。而且，不少學者也指出，在19世紀的歐洲，聾人能夠在學校使用自己的語言 ─ 手語，以此自豪，並且有着非凡的藝術成就。(Lane, 1984; Mirzoeff, 1995) 可是，縱使如此，「聾人文化」注重的，是聾人這個「社群」如何生活、如何思考，他們的共同回憶、價值等等，而有着如此出眾個性的，只是少數聾人而已。
可是除了西方聾人外，南美、非洲、中東以至亞洲各地的聾人是怎樣生活的，我們可說是一無所知。健聽人對聾人的殖民侵略，大概在19世紀末開始發展至極盛，一直到現今都沒有竭止過。我們在世界各地都清楚看見這健聽殖民侵略的痕跡，這些惡舉對本來一直存在的聾人社群帶來了多少破壞？我們根本沒有相關的歷史資料可供估計。
雖然如此，但我們仍需要思考：健聽人的「殖民過程」是在聾人學校和聾人組織發生的，而這兩個地方正是聾人文化源流的核心所在 (Ladd 2003)。這既然已經已成事實，而我們便從這一點出發探討。最起碼，我們可以討論健聽人對聾人的「殖民主義」是如何發生的，那個過程又如何，這在聾人當中產生了怎樣的效應。這一切思考，對於聾人社群日後的發展，非常重要。
「健聽殖民主義」的根源
追根尋源，西方國家的「殖民主義」，可說是基於經濟需要而發展出來的。Loomba (1998) 對殖民主義提出了很好的解釋：
「現代的殖民主義不光是殖民地的人民被奪取資源、貨物和資本那麼簡單，殖民者與殖民地之間有大量奴隸、人才的流動，大大改變了雙方的經濟關係。」
(第3頁)
「殖民主義」可說就是奪取人的土地和貨物的過程。其實殖民主義從有人類現代史以來都一直存在。可是發展至18至19世紀，歐洲眾國崛起，其中工業革命帶來大量的人力需要，大量的貨品需要外銷，人們亦積存了愈來愈多的資金，歐洲眾國在非洲、亞洲、南美等建立殖民地，大量奪取自然資源和人力，這個過程加速了資本主義的發展 (Loomba 1998)，政治、和經濟體系也因而建立，並以殖民者的利益為重心，以至他們可以大肆在殖民地得取自己的好處。
這個說法很合符邏輯，殖民統治者在整個殖民主義的過程中也需要投入大量的資源：軍備、人手、金錢，更要說服本國的人民支持自己的殖民行動。如果不是因為自己會在過程中獲得經濟利益，誰願意那樣費勁呢？Lane (1992) 亦從這個觀點，解釋為何健聽人總愛諸多控制聾人的生活。健聽人掌控了大部分的助聽器公司、心理學、輔導學、社工、聽覺學等等的範疇。聾人如果可以自由使用手語、擁有自己的文化，這些專業就失去了一群「客人」。只有強調聾人是有「缺失」的，需要「口語」來「融入社會」，這些專業才能繼續在聾人社群中運作。而最後的既得利益者永遠是健聽人。
可是這個說法使人納罕：有名的米蘭會議是在1880年舉行的，那是健聽人對聾人社群「殖民化」到達最高峰的標記。在那以前，已有不少健聽人研發口語教學的技巧，而當時還沒有發明助聽器，聽覺學、心理學、社工等亦仍是萌芽階段。而且，聾人屬於社會中的極少數，而健聽人屬於多數 (國與國的殖民主義剛好相反，殖民地的人數往往非常龐大)。就算健聽人逼使聾人使用口語可以帶來利益，那利益也絕對抵不上健聽人勞心勞力，花費畢生的精神和時間，研發口語教學的技巧、辦聾校、聾人組織。再說，傳教士 ─ 曾經為西方聾人社群中非常重要的角色，更沒可能為了經濟利益而投身聾人事工。而發展至現今社會，許多健聽人立願，矢志「服務聾人」，他們甚至不會要求任何金錢回報，他們大都自有全職工作，在工餘為了「建設社會」費盡心力。
因「經濟利益」而建立龐大的殖民系統，在國與國之間或許是成立的，但以聾人的情況來看，則似乎應有除「經濟」以外更重要的原因。我們得再花一點時間，看看那究竟是什麼。
「健聽殖民主義」的過程
要用那麼短的篇幅去叙述殖民主義的過程是不可能的。可是縱觀許多不同的殖民形式，我們倒可以得出這樣的一個觀察：雖然大部分殖民者的終極目標是經濟利益，但他們使用的殖民手段往往是從文化的層面開始着手。
在國與國之間的殖民過程中，「種族主義」是一個重要的意識形態。歐洲殖民者往往聲稱白人才是優良的民族，而黑人 / 土著文化是低等的、落後的。殖民者以此為藉口，入侵原住民的文化，因為白人要「救贖」他們 (Osterhammel, 2005; Loomba, 1998)。Lane (1992) 亦以此為據，翻查文獻，發現在不同的醫學，教育、心理、社會的論述中，聾人往往是「不能思考」、「沒有語言」、「沒有性格」、「依賴」、「不負責任」、「脾氣壞」。只要確立了這樣的一個形象，健聽人就可以大做文章，說服自己 (下一步是說服聾人本身) 聾人是需要健聽人的教化才能成為一個完整的人。
而這一切聾人「形象」和「特點」，據健聽人的論述，都是因為聾人「聽不到」，所以對健聽人來說，聾人和健聽人最大的分別，就是「能聽到」和「聽不到」。這看來或許理所當然，不值一提。但當Groce (1984) 訪問Martha’s Vineyard島上的健聽人時，就曾有這樣的回應：「他們兩人(聾人)都是很棒的漁夫。」，「他們不是聾人嗎」，「好像是，我忘了。」(第4頁)
這個回應很震憾人心。可見連「聽不見的聾人」這個形象也是由社會建構出來的，而健聽人自然是始作俑者。Edward Said的名作「東方主義」(1978) 探討的就是西方人如何建構一個熟悉的「自我」(西方人) 和另一個「他者」(東方)。對健聽人來說，「能聽見」代表了「幸福」、「進步」，而「聽不見」是「不幸」、「可憐」。社會的中心顯然是健聽人，而聾人則被推至社會的邊緣。
只有在這樣的一個論述中，健聽人才可以理所當然地從他們自己的角度，供給聾人一切的需要，並且控制聾人的生活。健聽式的「專制主義」，據Lane (1992) 的說法，目的是「讓聾人重投社會」。這個說法充斥一切主流媒體，現代的社工、心理輔導、聽覺學、聾人教育，也無不以此為最終目的。
殖民主義最重要的一步，是如何把這些對「他者」的概念，深深地殖進殖民地人民的心中。換句話來說，殖民者得想辦法讓殖民地的人相信自己是低等的，可憐的民族。對於殖民地的兒童，這個任務是交由學校去實行的。而至於平民，警察則擔任了重要的角色。Althusser(1971) 稱這為「國家機器」：學校教育兒童，使他們相信權威、認同權威。而警察則以武力逼使「反叛」的人民服從上方的指示。在聾人社群中，聾人學校的角色，不言而喻。只要健聽式的專制主義掌控學校，聾童很快便會相信，「手語」是「頑皮的學生才用的」，口語才是「正常」的。「聽得見」才是好的，「聽不見」是可恥的。這個二元的對立逼使聾童只能選其中一樣作為自我的價值，而大部分深度聽障的聾童根本無法掌握口語，他們只好選擇相信自己是較次等的人。就算有聾人碰巧能把口語學好，其實他們也深知自己跟健聽人的分別。這個價值，深深地殖根在聾人社群當中。
其他聾人社群中的專業人士：社工、聽覺學家、輔導員、翻譯員、教師、義工，原本應負起責任，與聾人站在同一陣線，一起建立正面的聾人自我。可是強大的殖民思想主領整個社會的意識形態，學術、傳媒、科技、宗教等幾個不同的大論述互相交疊運作。這些專業人士，可能在自己都不以為意的情況下，打壓了聾人的語言和文化，擔當整個聾人社群的守門人角色。而這一切，也進一步加強了聾人之間的「後天無助感」 (Ladd, 2003)。
Loomba (1998) 曾言，個體在這麼巨大的殖民系統下，實在難以獨立思考。如此一來，我們其實無必要太強調健聽的專業人士「只是為了經濟利益而工作」，這樣說，看起來好像健聽人很有意識似的，或許他們並沒有這樣高的自我覺醒。他們只是整個殖民主義下的產物。
殖民主義下的聾人語言
語言是殖民者與殖民地人民之間的戰場，語言對一個人的身份認同尤其重要。在某些殖民地，學校故意不教殖民者的語言，也禁止當地人們使用，讓他們以為自己不懂講殖民者的話，是低等的人民 (Osterhammel, 2005)。可是也有別的殖民地完全相反，當地語言被壓止，取而代之的是殖民者的語言。
以聾人社群的情況來看，情況尤其嚴重。只有百分之十的聾童來自聾人家庭 (Lane, Hoffmeister, Bahan, 1996)。其他的殖民地人民，能在本身的家庭當中學會自己的語言，而聾童的情況是，他們一般得到上聾人學校，才第一次接觸手語，從而建立自己的身份。
健聽的殖民主義入侵聾人學校，禁絕聾童在課堂上使用手語，這在很多不同的文獻中均有詳細記錄。有趣的是，手語發展從來沒有因而停滯不前。語言學家早就發現聾童能夠無師自通，自行演化手語，用以溝通(Senghas et al, 2005)。「文法手語」則是為了教學而衍生出來的產物。健聽人認為只要把手語打出來，跟從口語的語法，聾童便可以以此溝通了。英美等國在60至70年代相繼出現不同的文法手語系統：Signed Exact English, Signed English, Signed Essential English等等。這些系統的基本問題是，如果使用者本身不懂英語，那麼運用起來就難之難。而且人的腦部似乎自有一套解讀和創造語言的法則，學者發現，就算聾童來自健聽人家庭，經常接觸文法手語，其手語發展也會逐漸轉化為自然手語(Gee & Mounty, 1991)。
故此，在這個情況下，自然手語仍是聾人最重要的語言。Ladd (2003)展示了聾童如何在艱難的純口語環境下，偷偷地用手語講故事、互相支持提點，渡過日復一日的高壓生活。寄宿聾人學校提供了理想的環境，讓聾童長時間在手語浸沉。而由於聾人跟健聽人在外表上並無分別，手語儼然成了聾人社群其中一個主要的標誌，也是重要的抗爭工具 (如果有抗爭的話)。在聾人文化中，手語的地位無可取代。手語既能滿足聾人日常的溝通需要，亦同時捲入許多權力相關的議題。
比方來說，要評定一個人是否聾人文化中的一員，手語程度是重要指標。不懂手語的，幾乎無法進入聾人社群，就算是深度聽障的人也是一樣。而手語打得愈像口語的，距離聾人文化的核心亦愈遠。相反，一般聾人文化較擁戴表情豐富的自然手語。聽障程度在聾人文化中顯然並不重要，手語才是其中的關鍵所在。
可是，我們在文章開首提到，聾人至古已與健聽人共同生活，互相影響。只要是手口雙語的聾人，其手語總也會受口語的影響，這在雙語發展中是常見的現象。究竟有沒有「最標準」、「最自然」的手語存在？我們似乎希望它是存在的，因為這樣大家的身份便能有一個依歸。
殖民主義下的聾人稱謂
一般殖民地在獨立後，總會出現身份認同的議題。這個情況在香港這個城市有點特別。1997年前，香港仍是英國殖民地，對於在香港居住的人來說，「香港人」這個稱呼最為受到認同。自1997年英國統治者離開後，香港並沒有宣佈獨立，反而是落入了另外一個更強大的政權之中。而「香港人」這個稱謂並沒有因為回歸「中國」而改變。雖然香港現時正在中國這個國家境內，我們仍稱在香港土生土長的人為「香港人」，在中國內地成長的人為「大陸人」。在殖民主義下，稱呼也就是文化的象徵和戰場。
「聽覺障礙」對聾人社群來說，似乎是相當惱人的稱呼，這顯然是健聽社會做成的。在醫療論述中，聾人跟弱聽人、年老失聽者歸於同一類別，都是屬於「聽覺障礙」。這個做法明顯忽視了聾人跟其他弱聽人不同，他們有其自己的語言和文化傳統。在聾人文化中，「聽障」並不受歡迎，甚至可能是侮辱性的。聾人似乎要以稱呼來宣示自己的文化本體，並抗拒從健聽社會而來的殖民主義。
在這方面，傳媒也造成非常深遠的影響。報章在報導聾人的卓越成就時，總是用「聽障人」來稱呼。而當聾人犯罪時，則用「聾啞」。聾人社群自己則連連反擊，堅稱「聾人」才是合符聾人文化的稱謂。在英語裏，更須用”D”和”d”來區分。在現今某些聾人文化裏，更容易出現”Deaf”比”deaf”在文化上更優秀這個觀點。而這現象跟健聽殖民主義有沒有關係，則需要更深入的研究才能知曉。
殖民主義下的心理異化
在重重的殖民過程下，殖民地的人們的自我形象是十分值得關注的問題。Fanon (1968)在殖民主義下的心理異化方面，叙述得很詳細，貢獻良多。他以自己身為黑人的經驗，坦陳自己在殖民過程產生的心理轉變：
「黑人被囚在一種永遠的矮化裏，白人是囚禁者，是優秀的一群。
(第60頁)
「我強調，歐洲人自有一套對黑人的想法。『你來法國多久了？你的法語講得真好』，再也沒有比這更使人惱怒的情況了。」
(第35頁)
「另一個事實是，黑人不顧一切地想向白人證明，他們也有豐富的思想，在智力上跟他們同等。」
(第12頁)
「白人永不會接受我成為他們的一分子，然而黑人也一樣跟我斷絕關係。」
(第74頁)
在Fanon筆下，黑人在長期受到白人的壓迫下，似乎很自卑，亦對現實慣怒，對殖民者(白人)更充滿既羨慕又憎恨的情緒，而且不知從何可以找到合宜舒服文化身份。Loomba (1998) 亦曾言，殖民經驗徹底摧毀人的自我，使人永遠成為「他者」。
如果聾人社群中真的出現了殖民過程，那麼我們很自然地也要去問，聾人在健聽式的殖民主義下的自我是怎樣的？可惜的是，我們實在不知道。據Lane (1992)指出，「聾人心理學」這個學術範疇也一并被殖民了。健聽心理學家不懂手語，亦不了解聾人的溝通特性，在進行心理測驗時只用英語問答，聾人往往不知所云。在許多文獻中，聾人經常被評為「情緒不穩」、「智障」、「學習障礙」，而且「患上精神分裂症的機會率較高」，這顯然不是真的。這都是健聽人對聾人的錯誤觀察，可是我們也不能假設一般聾人的心理就很健康了。由於聾人社群多年受口語教學壓迫，很多都沒能發展完整的母語，以表達其思想，許多聾人來自健聽家庭，無法與家人好好溝通，再加上現今的融合教育政策和人工耳蝸技術，許多聾人直至上大學的年紀都從來沒有交過另一個聾人朋友，這一切都進一步使聾人陷入孤單無援的境況。
結語
用殖民主義來詮釋聾人文化可行嗎？縱觀健聽人如何把自己的一套意識形態強加於聾人之上，這個過程的確與殖民主義非常相似，但如上文所提，聾人文化中實在有太多空白的地方有待研討。我們仍有很多未及探究的範疇：聾人組織如何？聾人如何使用空間？殖民主義對聾人的經濟消費模式有影響嗎？聾人如何抗拒殖民主義？將來，我們或許可以同樣用殖民/後殖民的框架去研究這些有意思的議題。
話雖如此，我們亦應記住一點：聾人社群恆久存在，縱使是沒有健聽人的殖民主義，聾人亦是一個有獨立文化和價值的群體。如果我們太專注於釋述健聽人的殖民過程的話，很容易便會使人誤會：以為聾人社群除了受健聽人壓迫外，就完全沒有別的生活和價值了。應用殖民主義理論，頂多可以讓我們 ─ 健聽人跟聾人兩邊都一樣 ─ 了解自己的過去，並且從這個荒謬而傷痛的經歷中重新醒過來，重新找回我們真正的自我是怎樣的。
Bibliography
Althusser, L. (1971) Lenin and Philosophy and Other Essays, trans. B. Brewster,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Fanon, F. (1968) Black Skin, White Masks, London: Grove Press.
Groce, N. (1985) Everyone Here Spoke Sign Languag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srity Press.
Lane, H. (1992) The Mask of Benevolence. New York: Random House.
Lane, H. (1984) When The Mind Hears. New York: Random House.
Ladd, P. (2003) Understanding Deaf Culture: In Search of Deafhood. Clevedon: Multilingual Matters.
Loomba, A. (1998) Colonialism/Postcolonialism. London: Routledge
Mirzoeff. N. (1995) Silent Poetry: Deafness, Sign and Visual Culture in Modern Franc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Osterhammel, J. (2005) Colonialism: A Theoretical Overview, 2nd edition,
Princeton: Markus Wiener Publishers
Senghas, R., Senghas, A. & Pyers, J. (2005) The Emergence of Nicaraguan Sign Language: Questions of Development, Acquisition and Evolution. In Biology and Knowledge Revisited: from Neurogensis to Psychogenesis, eds. Jonas Langer, Sue Parker & Constance Milbrath, 287-306. Mahwah: NJ: Erlbaum.
Gee, J.P., Mounty, J.L. (1991) Nativization, Variability, and Style-shifting in the Sign Language Development of Deaf Children of Hearing Parents. In Siple, P., Fischer, S. (ed.) Theoretical Issues in Sign Language Research, 65-87. Chicago, IL: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Said, E. (1978) Orientalism, London and Henley: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