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北深山有一寺廟，名曰普渡寺；寺內有兩個年青的和尚，一人號曰淨一，另一人號曰弘法。二人同年入寺，潛修三年。三年後，弘法決定下山講經。淨一得知以後，甚為震怒，大罵弘法，說：「正經的事你不幹，佛經又不讀好，你有甚麼資格下山講經？」弘法笑了，還是堅持下山。下山以後，弘法就四處向人講解佛說，又與佛門以及外道的人辯經。學藝未精的他，有時輸了，有時驘了，人生起伏無常。反之，淨一依然安逸的待在寺裡抄經唸佛，不問世事。十年以後，學藝未精的弘法竟然自成一派，在山下建立了一間小寺廟，向平民弘揚佛法，總算有點名聲。反之，淨一依然留在山上，一無所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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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弘法和尚與淨一和尚的故事當中，淨一之惡言，實為對弘法實現其可能性的扼殺。幸虧弘法非受制於淨一，要不然弘法會因為淨一的暴力而失去了實現自我潛能的機會。
淨一以為，只是潛修了三年的人，根本無資格「下山講經」。邏輯上，他就是在說：「所有只潛修佛法三年的人皆無資格下山講經」。因為「弘法是一個只潛修佛法三年的人」，所以「弘法無資格下山講經」。淨一嘗試以一個普遍的原則強加於弘法這特殊個體身上。於是，淨一就面對兩個挑戰：
1.「所有只潛修佛法三年的人皆無資格下山講經」這一命題如何證立？
2.「所有只潛修佛法三年的人皆無資格下山講經」即使成立，是否適用於弘法這個別例子身上？
問題二看似荒謬；弘法既然是「人」，涉及「所有人」的命題當然對其有效。然而，齊克果（Kierkegaard）正正就是反對這種常識的想法。
人總是具有強烈的自我意識。存在的真實性，並不在於抽離於自我的群體，而是在於自我當下的一刻。這就是存在處境。你跟我說甚麼「將軍澳堆填區臭味問題已經大有改善」，然後搬出一堆數據，這都是抽離於我的存在的，因為就在我這個個體自我存在於將軍澳堆填區附件的一刻，我就是聞到很強的臭味。這就是我的存在處境，是建基於個體自我的存在。
個體自我的存在是特殊的。物理上，每人身處之時空不同；歷史上，每人經歷的際遇不同；心理上，每人擁有的性格不同。因此，齊克果在《愛德》（Work of Love）強調， 人與人之間是不能互相「比較」的。
既然淨一不是弘法，就是他充分理解弘法的學術水平和性格，他也沒有弘法作為弘法自己的經驗。只有弘法才是他自己本身。只有他自己能經歷自己的人生，只有他自己才充分理解他當下的想法；淨一根本無權對其惡言相向、說三道四，因為弘法的生命無須向淨一負上終極的責任。然而，有一件事，是淨一和弘法都無法完全理解的：就是弘法這個人所具有的可能性。淨一和弘法皆不是上帝。他們根本無法知道弘法的將來，更不可能知道弘法的潛能。因為人的潛能是無限的，而人自身的理解卻是有限的。看那些孩子。你問他們的理想，有的可能會很誇張：有人說要做太空人，有人說要做教宗，有人說要做皇帝。你今日可以取笑他們，但你卻不能否定他們的理想，因為你不知道他們的將來如何，而且你和他們都不知道他們的潛能去到那裡，又有多少潛能得以實現。
因此，以「所有人」這種命題去限制、扼殺別人實現其可能性的機會，就是意圖謀殺他的靈魂（因為不受制於物理世界的靈魂是個人潛能之所在）。於是我們就回到問題一：既然「所有人」式的命題根本不能對個人有效，這種「所有人」的命題又是從何而來的呢？
或許淨一是接受了甚麼外來權威的教導而相信他那套「所有人」式的命題。或許這是他抽象地按照常識推論出來的結果。但這不重要。重要的是，這命題根本不成立，是錯的。你根本可能將每一個個別的個體強行捆綁起來，以一個「所有人」的命題禁絕這每一個個別的個體實現某種可能性，因為這樣你就會忽略每一個個體自我的特殊性。
在這世上，淨一這種人多的是，弘法這種人卻少得很。因為大部分人都受不住別人的壓力，很容易就放棄自己的理想。而且，弘法這條路當然有很大的風險。山下是一個新的環境，對新環境的未知，加上對將來的未知，就是很大的不確定性，使人不安、害怕。反之，留在寺裡，起碼環境依舊，變化較少，只須應對將來的不測，因此相對安全。再者，弘法的勇敢不能保證他的成功，因為成敗在乎因緣際遇。因此，成為淨一絕對比成為弘法容易得多。然而，儘管行走弘法的道路的人，不一定能夠成佛或成聖，肯定的是：在淨一的道路上，絕對沒有一個人能夠成佛或是成聖。
你要留下來，還是下山？
主後二零一三年七月九日
聖靈降臨期第七主日後第二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