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東南西北網看到的轉載, 是國內知識份子的大八卦...
----------------------------------------------------------
來源: 南方週末 作者: 李海鵬
兩個人誰都沒有贏得這場惡戰和混戰。最後學術真偽已經不那麼被人關心，人們只是觀看兩個著名知識份子如何在叫駡
方舟子
本名方是民。美國密歇根州立大學生物化學博士學位。
1994年創辦世界首份中文網路文學刊物《新語絲》。
致力於學術打假，揭露了幾十起科學界、教育界等領域的學術腐敗事件。
于建嶸
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研究員，政治學教授，華中師範大學法學博士。學術專長為政治社會學，“三農”問題及社會衝突研究專家。
兩敗俱傷的惡戰
一場學術真偽之爭，竟然以著名學者罵娘收場。10月14日，在一封題為《寫給雜種方舟子的信》的E－mail中，農民問題學者于建嶸大罵方舟 子：“如果你不能就我頌揚的衡陽縣維權抗爭農民是不是‘地痞流氓’作出‘判決’，那我就要告訴你，從你亂咬人的性格來看，你是你母親與嚴晉這些地痞流氓亂 交結下的怪種。”此言既出，民意洶洶，于建嶸固然讓人大跌眼鏡，“學術打假英雄”方舟子亦被群起圍攻。
大家等待的“狠角色”
10月12日，方舟子主持的“新語絲”網站收到一篇署名“嚴晉”的舉報投稿《學術界罕見的騙局：評于建嶸的成名之路》。作為一位生物化學博士， 這時他對名滿天下的人文學者于建嶸還一無所知。因為“他是一位走在路上的學者，是一位通過與無數農民交談研究學問的人”，2004年，於建嶸被《南方周 末》評選為年度致敬人物之一。
嚴晉的文章的主要內容有4點：
1.于建嶸對外自稱研究員，實際上只是副研究員；
2.據“新華社的資深記者W先生”查證，于建嶸在“農民有組織抗爭”的課題研究中讚頌的一些湖南省衡陽縣維權農民的道德操守可疑，其中至少有4人曾有劣跡或坐牢；
3.在兩項專題研究中，于建嶸自己公佈的調查量在一定時間內顯然是不可能完成的；
4.于建嶸公佈的一份在哈佛大學的演講稿字數過萬，在時間限制、需要翻譯的前提下不可能講這麼長，顯然並非原稿。
正在哈佛大學參與“中國農村基層領導合作研究”的于建嶸看到了嚴晉的文章，儘管對其聳人聽聞的標題很不滿意，還是給新語絲網站發去了一篇平靜的答復文章，對其質疑逐一回應：
1.中國社科院頒發的工作證在其職務一欄上標明為“研究員”；
2.懷疑“新華社的資深記者”或其他人把維權農民說成是地痞流氓的真實性和道德操守；3.說明兩項調查專題研究中的一項為對中央某媒體的電腦儲 存的電話和音訊資料進行的模型分析，耗時不多，另一項則保存有分類處理的記錄；4.哈佛大學的演講為中文演講。如果事情一直如此演變下去，那麼這就只不過 是一場普通而有益的學術真偽的辨識而已。但方舟子在“新語絲”網站發表於建嶸的這篇回復時，同時加了一個“方舟子按”，按為“我在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 研究所的網站見到如下公告”，“公告”中把于建嶸稱為“我所副研究員”。在粘貼了相關網址之後，方舟子又加上了兩句輕快的嘲諷：“這是不是意味著于建嶸現 在又成了‘副研究員’了？還是連本所的人也搞不清楚他究竟是研究員還是副研究員？”
兩天后，《寫給雜種方舟子的信》被發到了方舟子的電子信箱，署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于建嶸”。此番怒駡之後，發信人意猶未盡，又在同一天發 出了《于建嶸再致雜種方舟子的信》。在第二封信的末尾，發信人標明了于建嶸的身份證號和家庭住址，以示願意承擔責任並與方舟子對簿公堂的決心。
方舟子在新語絲網站上發表了這兩封信並撰文回擊。從此，兩位著名學者開始在各種檄文中互稱“地痞流氓”。
“亂交怪種”一出口，於建嶸的公眾形象急轉直下。最初很少有人願意站在于建嶸這一邊。不過情況很快變化。更多的人湧上網路論壇，讚揚于建嶸“有 性格”，把矛頭對準了方舟子。對他們來說，于建嶸適時出現的意義不在於他們的陣營中多了一位人文學者，而在於這就是他們一直在等待的狠角色。
在“世紀學堂”和“關天茶舍”等網上論壇，討方陣容空前壯大。在這些人發表的大多數帖子中看不到多少關於學術真偽的討論或為於建嶸辯護的內容，他們的目標只有一個：方舟子。方舟子認為，這是因為于建嶸的粗口激勵了他的敵人們。
10月17日，于建嶸又一次做出戲劇性舉動。出乎很多人的意料，他突然向方舟子道歉，並稱辱駡信並非自己親筆所寫，而是“一個朋友”所為。在接受本報記者採訪時他又補充說，辱駡信是他授權朋友寫的，自己願負完全責任。
方舟子在自己的電子信箱中查證，兩封辱駡信與道歉信一樣，都作為郵件附件發送，都用WORD文檔寫成，點擊“屬性”均可發現電腦的“創建者”為 “於建嶸”，至少可以證明由同一臺屬于于建嶸的電腦寫成。不過，這並不能排除于建嶸的朋友和他都用這台電腦寫作上述文檔這種可能性的存在。
方舟子認為，于建嶸採取這種道歉方式，其實是半道歉半推脫，包攬責任的同時又推卸責任。
“對付人渣要用流氓手段”
早在這一事件之前，于建嶸身上流露出的湖南人的辛辣火爆的性格特色和底層浸染的印記，就遠遠超過了學者式的儒雅和克制。他頭髮蓬亂，衣著隨便， 滿口湖南鄉音。他住在北京郊區一處農房裏，輪換著穿兩條一模一樣的牛仔褲，以至於人們以為他的衣櫥中的褲子只有一條。這位學者以親近農民為榮，一向不屑自 矜身份。
在《寫給雜種方舟子的信》中，有一段表白被認為是“流氓”式的：“我從來就不把自己當成一位學者，也從來沒有打算在學術界討生活。我是一位通過 當律師和經商解決了溫飽後，為實現研究工農大眾生存狀況這一理想而混進學界的邊緣人。在我這裏，你所熟悉的那些學者的道德顧慮和生存壓力根本不存在。”
第二封信中則有一句“動機闡釋”：“對付你這樣的人渣，絕對要放得下斯文，就要用更流氓的手段。”
1999年前後，於建嶸隻身一人，依次走過湖南的湘潭、湘鄉、衡山、醴陵、長沙5縣農村，歷時20個月，寫出博士論文《岳村政治》。此書經商務 印書館推出，立即震動了學術界。走訪過程中，這位學者夾著一個破包，在路邊的小飯店吃飯，滿身泥水地追趕公共汽車。後來他記述說：“鄉村之夜，寒冷無比。 農民之艱辛，更擾心境。”
在其學術研究的過程本身的真偽遭受質疑的時候，他的觀點還是得到一些知名學者的認可。“於建嶸的意見結論可能不全是現實主義的，”著名學者溫鐵軍說，“但他發出了這些聲音，卻是對人們的警醒。”
但這次參與論戰的“反方派”楊支柱說，“如果他的學術研究的確有問題的話，他的觀點也就一文不值了。”
不受歡迎的“益鳥”？
在一定程度上，方舟子的“個人”學術打假行為取得了成功，即便是一些其曾經的對手也能公平地承認這一點。
學者党國英表示，對於網站上最早批評於建嶸的文章，看起來不像是談學術問題，有些傾向他不認同。他自己也曾在“人類應不應該敬畏大自然”的討論 中被方舟子點名批評，對於毀譽參半的後者，他的看法是：“我們要看到方舟子的積極方面，特別要區別他自己的‘打假’文章和網站上的‘打假’文章的區別。有 他和他的網站存在，會讓學者們更慎重一些。”
不過作為學界監督者，方舟子被不少人認為既嚴謹犀利，又固執自大、不憚越位、刻薄為文，因此令人敬畏卻不討人喜歡。
“很遺憾，這麼一個有價值的人卻有明顯的弱點，”評論家李方對本報記者說，“方舟子為人刻薄，就是他的一個弱點。”
這一次，於建嶸的粗口怒駡激勵了“討方派”，眾人趁勢而上，把方舟子的各種罪狀逐一羅列出來，從“打壓基督教”到“與利益集團合謀”，從“挑剔 特蕾莎修女”到“詆毀愛因斯坦”，事無巨細，洋洋大觀：方舟子之乖戾罪錯，幾乎罄竹難書。總之這是一根學術警棍，一頭科學怪獸，有人格，沒人性。
網上的一種批評是：方舟子沒有把自己學術監督和學術爭論的領域限定在生物化學乃至自然科學領域內，多次涉足人文科學領域，似乎看不到自己的知識 局限，管得太寬了；另外一種是：方舟子的理性也必然是有限理性，他怎麼保證自己判斷舉報文章時總是對的呢？還有一種是：方舟子通常無權進入相應的學術資源 庫，因此對於舉報文章的審核往往粗略而簡單。
“在我讀過的少數幾篇文章中，以為方舟子是講道理的。但他的確需要改進工作。這項工作需要程式，需要尊重當事人的基本人格。”
11月1日，方舟子對此的回答是，他只能如此。“個人打假的確有很多局限性，但是改變中國學術體制遠非一日之功，”方舟子堅信自己目前的做法利大於弊，“我自己還是會一個案例一個案例地做下去。”
另外，方舟子的攻擊性也備受質疑。於建嶸就堅持認為，方舟子是個喜歡個人霸權的傢伙，“就是希望有人怕他。”
在樹敵方面，方舟子的天賦無人可比。在其持續多年的學術打假和商業打假過程中，被打到的人越來越多，無論打的對錯，大多與其結怨。他還經常參與各種學術性的論戰，當遭遇少數言辭不冷靜的對手時，他總是奮起反攻，火力猛烈。
這位學者敢於“冒天下之大不韙”，亦令數量龐大的普通網友頗為不滿。他曾“寫文章為余秋雨在文革時期的作為辯護”，“對‘怒江建壩’事件中的環保人士進行不留情面的攻擊”等等，都令很多人覺得難以理解。他自己認為，這是這些人並未讀懂甚至根本就沒有讀過其文章所致。
在媒體圈中，方舟子的人緣也不太好。《新京報》、《南方人物週刊》等媒體都曾與其有過齟齬。如此一個方舟子，難免被很多人認為是貓頭鷹一類的人物，雖被某些人認為是為學界益鳥，卻是一隻討厭的猛禽。
此次論爭不是方舟子在打假生涯中遭遇的最嚴峻的挑戰，卻是最彆扭的一次。于建嶸的罵聲一度讓“反方派”們備受鼓舞，“關天茶舍”的一位網友頗為欣賞于建嶸的莽撞：“是亮出肱二頭肌的時候了！”“現在沒有是非，”一位網友用一種狂歡的口吻說，“只有掐架。”
“這種是非的虛幻化，既是出於人們本身的性情，也與學術界長久以來是非混沌的狀態息息相關。”評論家趙暉說。
數年以來，中國的學術監督事業已經越來越難以吸引眼球了。
“深層”的體制問題，也是趙暉認定的癥結所在，因此他表示，自己對於“方於之爭”中的文化和道德因素毫無興趣。“這並不只是知識份子本身的良知、修為的問題，”他說，“學術界的種種奇形怪狀改變起來可能遙遙無期。”
于建嶸：權利和義務要對等
我罵他，就是這個目的，犧牲自己把他拉下馬
沒辦法才罵他
記者：我們先來談一個比罵人更重要的問題。對於學術造假的指控，在已經做出的公開答復之外，你還有什麼回應？
于建嶸：我已經說過，我的這些調查已經寫成了公開出版的書，其中就有我從2000年3月至今的跟蹤調查記 錄。我還保存了數十次訪問這些農民的全部錄音資料。這些都是證據。嚴晉的文章說我頌揚的農民維權英雄有劣跡，坐過牢，好像是個驚天大發現，他公開了我沒有 公開，能夠以此證明我的研究成果站不住腳。可是我的文章裏已經提到了一部分維權英雄人有過坐牢的經歷，怎麼能說我不知道不公開呢？坐牢，有劣跡，並不代表 他們就不是維權人士，也不代表他們的維權行為也不正當。有些維權農民是村民推選出來的，這表明了村民對他們的信任，這才是判斷他們身份的真正依據。
前幾天我已經把這本書的電子版發給你看了，你來說，我在裏面有沒有提到？
記者：我看到你提到了。
于建嶸：那麼你說，我有沒有造假？我頂著來自各方面的壓力、威脅，做了那麼多的調查，難道是假調查？
記者：我只能說我自己在你提供的這部分材料中看不出作假的跡象，可是這只是一個記者的觀察，不是學術權威人士的鑒定。另外這樣一份材料也並不是學術真實性的充分必要的證明。
于建嶸：不是看不出跡象，是根本就沒有作假啊！他指控我有學術研究的真偽問題，怎麼還需要我來提供真實性的充分必要的證明？他提出一兩點的指控，我要來一次全面的辯解？我要證明每一個資訊點的真實性？我感到冤枉，我沒有辦法。
記者：感到冤枉，沒辦法，就可以罵他了嗎？
于建嶸：這不是可以不可以的問題。你說，我不罵他又有什麼辦法？你說！最初方舟子在他的網站上刊登文章，汙 蔑我的學術研究是“罕見的騙局”，我給他寫了封信，心平氣和地說明情況。如果他有公平心的話，應該認識到自己錯了，如果大方承認，這件事就過去了。結果他 不承認，變本加厲。我恰好要出去參加學術會議，就把這個事情委託給一個朋友處理。回來後，這個朋友告訴我，“我把方舟子給罵了。”我說，“不管你寫的什 麼，我都同意，罵了就罵了。”這兩封信完全代表我本人，我承擔責任。
記者：可是罵人總不是好辦法。
於建嶸：可是我還能怎麼辦？我逐一澄清事實？我只有罵他！罵他，把他逼到法庭上去，才能用法律解決這件事。罵他，也才有人來關注這件事。我不罵他，你能來採訪我嗎？
記者：請你說實話，兩封罵人的信到底是你自己寫的，還是你的“朋友”寫的？
于建嶸：是我授權朋友寫的。既然是我授權的，就完全代表我自己，由我本人負完全責任。我就是要用一種比較極端的手段來對付方舟子。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我完全可以懷疑，嚴晉就是他自己。如果方舟子承認嚴晉就是他，那麼我也可以承認，寫信罵他的就是我。
記者：這最後一句話似乎留有餘地。
于建嶸：沒有餘地，我斬釘截鐵。
記者：我指的是，這句話沒有完全排除你自己寫信的可能性。
于建嶸：這個事情並不是關鍵。到底是誰寫的並不重要。我已經說了，不是我寫的，也就等於是我寫的。一切道德責任法律責任都由我來承擔。
記者：可是你後來又道歉了。
于建嶸：對，我道歉了，而且是公開道歉。我就是要給他方舟子做個示範，我錯了能主動認錯，他敢嗎？
記者：是一時衝動過後的亡羊補牢嗎？
于建嶸：不是，就是做給方舟子看。中國人從來不敢承認錯誤，我做給他看。
要求公平
記者：在公眾心目中你一直有著一個人格厚重的形象，甚至具備某種道德優勢，這次突然破口大駡，你不擔心自己的形象受損嗎？
于建嶸：無所謂了，中國有很多學者裝斯文，我不裝。中國知識份子每做一件事都要顧慮很多事情，我不顧慮。你看我說話，不是學者那種語言。我不在乎什麼道德優勢、道德劣勢。
記者：這好像是俗話說的“光腳的不怕穿鞋的”，網上已經有人說了，你這是一種流氓態度。
于建嶸：隨便說，沒問題。說我是流氓、土匪、農民，說我沒素質，沒修養，說什麼都沒問題。在罵他的信裏，我自己就說，就是要使用流氓手段。可是對於他這種自任學術法官的人，我不罵他，還能怎麼辦？
記者：可是並沒有法官的權力。
于建嶸：新語絲不只是個網站，還是一個有影響力的媒體。他控制著在這個有影響的網站，可以指控他人，發表給人下定論的文章，所以他是個有權力的人，而且還是個濫用權力的人。我給他發過去的文章，不能獨立發表，只能作為他批評我的文章的附件出現。他這還不叫法官？
記者：你要求公平，哪怕是這種簡單甚至低級的公平？
于建嶸：沒錯，就是公平。
記者：如果大家都以眼還眼、以牙還牙的話，對學術環境有什麼好處呢？
于建嶸：被他傷害的那麼多學者，如果都忍氣吞聲，對學術環境就有好處了嗎？大家容忍他的時間太長了，所以他才把自己當成法官。我倒要問問，你方舟子以為你是誰？這句話請你寫上：你以為你是誰？
記者：這也是一句暴力性的話。
于建嶸：應該這麼問問他。這種語言有好處。我罵了他之後，有些學者給我來信，說你罵得好，方舟子這樣的惡 人，就需要你這樣的惡人來治。聽到了吧？“就需要你這樣的惡人來治。”我罵他，就是這個目的，犧牲自己把他拉下馬。這說明什麼？說明用這種語言對付他，大 快人心。如果以後學術界裏人人都不怕他，我的目的就達到了。
記者：可是方舟子這麼多年來做學術打假的事情，一般的評價是利大於弊，並不像你認為的那樣是學界公敵。
于建嶸：我強調權利和義務的對等。方舟子要行使打假的權利，就必須履行深入調查的義務。學術打假不能道聼塗説，他要麼全面調查，要麼閉嘴。他享受著打假打對了帶來的聲譽，也就必須承擔打假打錯了的責任。不能說打對了就是英雄，打錯了就算你沒打。
我贊同公正深入的學術監督
記者：對於方舟子的做事風格，你怎麼評價？
于建嶸：至少這次的打假，他缺少證據，太武斷。對不瞭解的學術領域指手畫腳，超出了自己的學術能力。再有， 他不公正，我很不欣賞。比如在這次爭論中，他在網站上羅列了一些對他有利的網友評論，給自己壯聲威。這是“文革”的做法，跟江青搞“千評”、“萬評”有什 麼區別？學術問題有學術門檻，有學術規律，普通網友沒有能力明辨，方舟子卻搞這些，無非是在大家面前刻意製造自己得道多助的印象。
記者：那麼在你看來，方舟子的學術監督和打假的操守和能力是有疑問的，是嗎？
于建嶸：有疑問，所以我反對他的學術監督和打假，但是我贊成其他人進行公正深入的學術監督。
記者：有些讀者可能會認為你是在說套話。沒打到你身上時你贊成打假，打到你身上你就急了。
于建嶸：這次罵方舟子，對我來說是一種很理性的做法，不是出惡氣，不是急。另外判斷一個人是對還是錯，也不是看他急沒急，而是要看他有沒有道理。學術真偽問題怎麼判斷？有沒有裁決機構呢？到法院來。我希望到法庭上講清楚。學界到底應該有什麼樣的規範，應該到法庭上講出來。
記者：可是並不是所有的問題都要靠法律來解決。對一個學者來說，學術方面受到質疑的麻煩恐怕是避免不了的。
于建嶸：學術質疑沒有問題，可是這種質疑要建立在負責任的基礎之上。
(此文未經於建嶸審閱，有刪節)
方舟子：哪怕天下人誤解我
我不怕得罪人，打假本來就是一件得罪人的事
新語絲要為舉報人保密
記者：作為以學術打假為主要內容的知名網站，新語絲審核、遴選舉報投稿的標準是什麼？
方舟子：我並不在意來稿的用詞是不是激烈，只看它有沒有依據。如果文章中舉出事實，我會核實這個事實是否存在，如果文中有推論，我會進行邏輯判斷。至少要看起來有道理有依據，我才會發表。最低標準是不選用新冒出的ID發表的評論文章和跟帖，發言要有可信賴的來源。
記者：那麼引起這個事件的“嚴晉”算不算新冒出來的ID？
方舟子：嚴晉不算，他的文章是寄給我的投稿，不是那種在論壇上的隨意張貼。新語絲網站規定，舉報文章可以化 名發表，但是作者必須把自己的真實身份告訴給我，我要為舉報人保密。至於他與於建嶸有無恩怨，這一點在我看來並不重要。很多舉報人在舉報時都存有某種個人 動機，或者出於同行業的競爭心理，或者出於私人恩怨，但我不管他有什麼動機，只看文章有沒有道理，有沒有依據。
記者：在匿名機制下，如何保障新語絲的公信力？被批評造假的人會說，哪有什麼匿名人，其實就是你方舟子自己在搞事。
方舟子：學術真偽的判斷，依靠的是舉證的過程。如果舉證過程充分透明，結論就是合理的。舉報人是誰並不重要，對他的身份進行猜測也就沒有必要。即便嚴晉就是我，也不妨礙他有舉報權，何況他並不是我，我從來不用其他筆名發表文章。
記者：在新語絲你既有監管言論的權力，又常常親自參與打假，這對你的對手來說是不是不公平？
方舟子：有人因此說我“既做運動員，又做裁判員”，甚至認為我自任“法官”。其實即便我控制新語絲，也不等 於控制全部輿論。這個網站不是官方權威機構，無論是投稿人還是我自己，發表的都只是個人看法，對於學術真偽不具備最終裁決權。即使我下結論，也只是我的個 人結論，不具備什麼強制力，行使的更不是公權力。如果有人認為我錯了，反駁文章又不能在新語絲上面發表，他還可以到任何輿論平臺去反駁我。
我的文風比較尖刻銳利
記者：有時候你很難讓人理解，比如說在新語絲網站上開列論壇黑名單，聲稱來自“關天茶舍”等論壇的轉帖一律刪除。這好像是“一篙打翻一船人”，這樣的事情多了，很多人就會認為你很武斷。
方舟子：其實大家何必要管我是什麼樣的人呢？在網上有很多人攻擊我的性格為人，說我沒人情味，沒人性，其實不管他們說得對不對，這些東西都不重要。關鍵是，我做事有沒有依據，有沒有道理。
記者：你認為外界對你的判斷準確嗎？
方舟子：不準確，但我不在乎。外界對我的判斷很多時候只是針對我的文風和用詞以及一些謠言得出的印象，草率地對我下個結論。我文風比較尖刻、銳利，是我的特點，可能會帶來一些麻煩。不過對此我也不覺得不好。其實那些指責我的文風的人，自己寫文章往往比我還“偏激”。
記者：這麼多年來你每次出手，都會製造很多新的敵人。
方舟子：確實很多。原來有些站在旁邊欣賞我的人，現在被我打假打到了，也變成了敵人。一些旁觀者與我論戰，幾個回合下來，有的也成了敵人。
記者：敵人遍天下的感覺怎麼樣？
方舟子：我覺得無所謂了。樹敵與我的性格有關，我不怕得罪人，打假本來就是一件得罪人的事。
記者：在攻擊對手的過程中獲得的快感和成就感，是不是支撐你這樣一直做下去的重要動力？
方舟子：打假談不上有什麼快感，對那些假的東西揭露得越多，我就越悲哀。看到一些特別簡單的騙局會風行天 下，會騙得那麼容易，一些造假的人竟然會取得很高的地位，是很無奈的事情。另外快感這東西本身就不可能是一個持續性的動力。我覺得自己更多地是靠理性去揭 露一些事情。我的原則是，挑選社會危害比較大的、地位比較高的人和事來揭露。這種揭露常常是有風險的。
我沒有蛻變
記者：有些人說，方舟子已經蛻變了。以前你進行學術打假，站在“良知”的一邊，現在你批評環保主義者等等，似乎與知識份子階層中的“良知”準則格格不入。
方舟子：那是他們以訛傳訛，才會這麼說我。對偽環保人士，我指出他們的錯誤，強調搞環保要有科學精神和人文關懷，又有什麼錯？自從1993年上網以來，我沒有任何改變，而且自己覺得做的事越來越有社會意義。
記者：在批評環保人士方面，比如說在怒江建壩問題上，你有沒有接受過任何地方政府或利益集團的經濟贈予？
方舟子：這個是從來沒有。上一次我隨團去怒江考察，經費是由國家水電水利規劃設計總院負擔的，但這僅僅是考 察經費，不能算經濟贈予，而且平均在每個成員頭上的經費只不過幾千塊錢而已，是很正常的活動開支，國家出的經費。我對偽環保人士的揭露，早在去怒江之前、 參與“人類應不應該敬畏大自然”的討論時就已經開始了，可以說一以貫之，並沒有因為這次考察而改變。迄今為止從來沒有人想要收買我，大概都知道我是不可能 被收買的。
記者：在中國，環保派勢單力薄，環保事業又舉步維艱———你是不是在鋤弱扶強？
方舟子：我倒是覺得環保派很強勢。他們也有政府支持，國家環保總局就在支持他們，他們還可以影響到高層決 策。最重要的是，中國的媒體大多數很同情環保派，這也是一種輿論上的強勢。其實我沒有區分誰強誰弱，我想還是應該具體事情具體對待，在怒江這個問題上，我 主要指出了環保派的錯誤，這是因為我還沒有發現別的什麼派有什麼明顯的漏洞，如果發現的話我一樣會指出來。
記者：你是科學主義者，甚至惟科學主義者嗎？
方舟子：我不是。科學主義的核心思想是，科學是萬能的，是絕對真理，它適用於任何領域。我不認為科學是萬能的，僅僅認為沒有科學是萬萬不能的。“科學主義者”是別人扣給我的一頂帽子。按照科學精神，沒有什麼是不能被質疑的，科學本身又怎麼可能是絕對真理、萬能？這麼說我是詆毀我。
(此文已經方舟子審閱，有刪節)
鬧過悲過之後，應該是深思
□笑蜀
于建嶸和方舟子的混戰，在我看來是一場沒有贏家的混戰。這是一場鬧劇，也是一場悲劇。于建嶸沒有受益，方舟子沒有受益，學術和社會也不能從中受益。
而這樣的鬧劇悲劇，原本是不應該發生的。為什麼會發生？我想，問題的根本在於學術公共品的極度匱乏。這裏的學術公共品，主要就是學術監督，學術 公正。因為公共領域沒有提供這方面的供給，或者說是供給嚴重不足，導致私人打假大有市場，但這樣也許不但不能解決問題，反而會導致新的問題，使得學術秩序 更趨混亂。
私人打假至少會導致以下三個方面的問題。
一個問題是什麼是假？誰說了算？在我看來，只有學術共同體公認，並且經過公力機構確證的，才可能算定論。任何私人的判斷都只是一家之言，不足為憑。依據任何私人的判斷來裁決某個專案乃至某個學者的命運，都是不嚴肅的，都有可能導致冤假錯案，因此都不值得效法。
第二個問題是對學術問題該不該喊“打”？在我看來，學術問題只需要討論，平等的討論和文明的討論。而且這種討論應該限於嚴格的學術範疇，不能超 出學術範圍之外，變成道德審判甚至是人身攻擊。而“打假”本質上是先佔據一個道德高地，從而一開始就把對方置於不道德的假想境地，剝奪對方的話語權，然後 如何殘酷鬥爭無情打擊，就都師出有名了。有人為這種暴力文化申辯，說它不是暴力而不過是一種比較尖銳的文風。但尖銳如果蛻變為人身攻擊，動不動就假尖銳之 名，褻瀆對方尊嚴，侮辱對方人格，這種所謂的尖銳就與姚文元遺風半斤八兩了，這種充滿乖戾、乃至充滿殺氣的暴力文化，絕不是學術批評所應有的，絕不值得提 倡。
第三個問題是，因為腐敗肆虐，而主張寧枉勿縱，我認為這是一種危險的趨向。今天冤枉一個人，明天可能冤枉十個人，百個人，最後的結果是誰都只能把自己的命運交給別人去裁決，誰都沒有安全感，誰都生活在恐懼之中。這才是最可怕的。
一種錯誤並不能賦予另一種錯誤以合法性，不能因為某個人曾經挑戰學術腐敗、做過一些好事，就在道德上擁有豁免權，可以濫用權力而免於追問。建設 法治社會，首先需要適宜於法治的心智。因為現實的不公正而推崇暴力救世，不過求得一時痛快，這就好比飲鴆止渴，其結局只能是以一種暴政取代另一種暴政。
最後一個問題是，“私人打假”如何制約？我不贊成私人打假，但在學術界公共供給緊缺的局面短期內無法解決的情況下，“私人打假”事實上仍將繼續 存在下去。因此關鍵的問題惟在如何制衡“私人打假”，規範“私人打假”，使“私人打假”逐漸回歸學術範疇，逐漸回歸學術質疑、學術爭鳴的層面。這就需要建 立一種機制，一種權利和義務對應的機制，一種任何人必須對自己的言論和自己發佈的言論負責任的機制，一種一旦越軌就必須付出相應代價的機制。。
于建嶸大戰方舟子，這樣的鬧劇悲劇發生於市井小巷，或許可以理解。竟發生于從來以斯文著稱的學術界，竟發生在像於建嶸這樣比較有影響的學者身 上，不能不說是整個學術界的尷尬，它最充分地印證了我們的學術界文明的不足和理性的不足。學術界尚且如此，何況全社會？所以毋寧說，這場鬧劇悲劇其實也是 整個社會的尷尬。
要避免這樣的尷尬，只有一種選擇，那就是改善學術公共品供給體制，最大限度地提升學術公共品的供給。通過學術自治達成學術民主，使得每個學者都 能參與和監督公共品的供給，每個學者都是監督者同時又在監督之中，使得任何學術問題都有最大機會得到不受限制的充分自由的討論。只要有充分自由的討論，科 學發展的自然進程就會起作用，科學自身的糾錯機制就會起作用，學術上的假冒偽劣就很難有市場，學術公正就會不再匱乏。這才是最有效同時成本最小的“科學打 假”，也才是我們應該走的路。
挑釁性指數：娛樂大眾的真諦
□李方
我是領教過方舟子的話語暴力的，儘管後來我自認為跟他成了朋友(未得到方的確認)，因為我很敬重他的事業。但是當面我也跟他說：我不讚賞你的話語方式。
同樣我也領教過湖南蠻子的話語暴力。我的兩個湖南朋友，曾經在爭吵中彼此揚言渴望得到對方肢體的某個部位。
那麼，方舟子VS湖南籍學者于建嶸，就變成了火星撞地球。恐怕很多人不免想到，這就叫惡人更怕惡人磨。
於是，爭吵上升到反思“中國知識份子話語暴力”的高度。好像中國知識份子一向溫文儒雅似的。當真麼？
東漢陳琳罵過曹操；唐朝駱賓王罵過武則天；清末國學大師章太炎罵過“載氵恬小丑”；民國魯迅罵人走狗尚不過癮，還要加上“喪家的資本家的乏”；文革更不必提，“踏上億萬隻腳”三歲小兒都耳熟能詳。你看，難道中國一向是個溫文爾雅的國度？誰說知識份子不許罵娘來著？
大家可能會想，話語暴力不利於探討道理，離開了執經問難的本義。而知識份子以格物致知為業，自當遠離話語暴力。但是，於建嶸我不瞭解，至少在方 舟子來說，似乎早已經放棄了術業專攻的夢想，自甘放逐於言語世界的快感(方最得意者，在於他是當年福建高考的語文狀元)。此時，方舟子面對的就不僅僅是同 行學者，更是普羅大眾。普羅大眾，你指望他看得懂方舟子們的學理辯論？反正我就跟方舟子講：你說的那些，我全都不懂，我只看你又在罵誰，只看你又在採取什 麼樣的方式罵誰。別說我，司馬南，那是方舟子多年的戰友吧，但是他坦言，很多東西他看不懂。
那麼這時候，道理就已經不重要了，重要的反而是姿態是言語是立場———至少在普羅大眾眼裏如此。甚至，大眾會因此對某個人形成特定的心理期待， 進而促使這個人進一步強化其風格。我覺得方舟子就是這樣一個典型。我希望，將來等到他鬥志不那麼旺盛的時候，能夠反思。至於現在，說啥白搭。現在，方舟子 的事業，其實只是以他的戰鬥來娛樂大眾。他自己也承認，儘管占理，但真正被他鬥垮的並不多———對手說不過，總還有其他資源可以動用，從境內遮罩你一個小 小的新語絲網站，那還不是分分鐘的事情。
沒辦法啊，人民大眾需要娛樂啊，而且需要刺激的娛樂。超女夠刺激，知識份子的話語暴力也不賴嘛。我在網路媒體上班，也經常跟編輯同事說，難道你 們就不能搞點挑釁性的題目？你們就不敢把採訪對象問個火冒三丈？然後我摸出新出版的一本雜誌，你們看看人家的主持人是怎麼採訪的，人家上來就問那個半紅不 黑的二線女明星說：你把自己名字紋到屁股上了？自戀得可以呀你！
為什麼內地主持人搞不過港臺同行？笨麼？非也。無非港臺主持人深諳話語暴力之三昧，三兩句話就把你搞成了娛樂觀眾的對象。觀眾也需要娛樂呀，所以內地有點話語暴力那個意思的小崔能紅，李詠也能紅，別人都差一截。
也就是說，說話中的挑釁性指數，乃是娛樂大眾的不二法門。這方面，方舟子、餘傑都算是天資英邁，持之以恆，所以他們紅了。再想想民國魯迅是怎麼 紅的？莫非你真的笨到以為大眾都能理解他的深意？錯，看他罵人啊———一個不能娛樂大眾的而竟以文字為業的人，我認為可能是個悲劇。說到底，還是大眾有這 方面的需求。當然我也不能因此就說方舟子打假不真誠。
或許我們可以建立一個“挑釁性指數”排行榜，那麼方舟子、於建嶸之爭無疑把這個指數提高了一大塊。此外，就不要談什麼“知識份子話語暴力”啦，毛主席早就說過，你們知識份子從來不是一個可以獨立存在的階層。
為何大師不再？
□曲水
于建嶸罵方舟子事件，於我並不意外，以中國知識份子的現實狀態，必然出現這樣的事件，區別只在時間早晚，區別只在發生在姓“方”還是姓“圓”的身上。
這一事件具備兩個特徵，第一個特徵是學術圈事件，第二個特徵是網路事件，但它卻具有巨大的社會意義和現實意義，它是中國知識份子人格缺陷的一種展現，從根子上講，中國知識份子性格中百年濡染的暴戾，以及行為中不自知的觀念暴力在共同作祟。
百年來，中國依著世界的潮流進行傳統向現代的轉型。幾經周折，中國知識份子建立起路徑認識：從“啟蒙民眾”到“制度創新”再到“富民強國”、 “個人自由”。其間中西國力的巨大落差、紛至踏來的屈辱使得中國知識份子出現整體的自卑感，自卑的根源，又被歸結為民族的文化。於是1919年以來，“打 爛”成了主流的方法論，現代化的過程伴隨著對傳統的劇烈破壞。幾千年的人生智慧被唾棄了，幾千年的國家治理經驗被當成障礙，幾千年的教育、人才選拔制度都 被看作糟粕，在這些大問題下知識份子個人修養的要求與標準，當然早已被潮流沖刷得體無完膚。而在這個過程中，經過幾代人的傳承，經過眾多刻骨銘心的事件的 洗禮，中國知識份子骨子裏已經滿溢暴戾之氣。
這個過程還伴隨著另一條線索：知識份子不自覺地在艱難痛苦地尋找著自卑的遮羞布。一小部分人回到文化保守，更多的人依靠對西方文化的掌握。可 是，遮羞布的價值越來越被高估，就變成了自傲。掌握現代性所包含的普世價值(如自由、人權、平等)的同時，也容易建立起觀念的迷信，以至將這些價值當成是 棍子，理直氣壯地敲向他人。
回溯“五四”前後的知識份子群落，他們也爭論，也互相攻擊，但無論如何，這些年紀輕輕就功成名就的學人都有很好的傳統教育背景，在人格上都有其 不自覺的堅守，於是在爭吵中也誕生了公認的大師。隨著一代人對另一代人的替代，對大師的期盼慢慢變成了奢望。如同何懷宏教授感慨沈君山先生那篇隨筆所寫： “他‘正經’做到了大學校長、‘政務委員’，‘不正經’也曾‘結義’群毆，風花雪月。如此豐富多面的人生，有幾人能作此想？今天的社會已經越來越不容易再 有沈先生這樣的人了。那一襲長衫，那淡淡的水墨，那清越和儒雅，都不容易再領略了。”
時至今日，中國民眾心理上仍然存在著對知識份子形象的想像。今年，中國的人均GDP首次突破1000美元，而恢復民族認識，重撿民族自信的沖 動，帶動著中國在現代化進程中，力求不迷信先發國家的範本，，在推動國家進步的過程中融合本土的價值資源。這是一個複雜而沒有標準答案的探索，這是一個需 要精英擔當與引導的歷史性使命。民眾必然將希望寄託于知識份子。當然，附帶的就是對傳統知識份子形象的想像。
然而，於建嶸罵方舟子事件不僅引發對方舟子學術打假行為產生“情緒性”反思，方舟子打假積累的宿怨乘機釋放；還使民眾對學術界現狀表現出震驚，對學人個體人品表現出強烈的失望。
方舟子對中國學術的打假，本是件善事，這項工程也是中國轉型大課題的一個組成部分，但行事中，科學的方法、寬容的氣度是必須的，不能借著民眾對 中國學術腐敗的不滿，就意氣、刻薄地批判，以轟動的效應當作批判的價值。這是一個知識份子人格修煉的要求，也是歷史使命的要求。互聯網是一個好的表達渠 道，但它的虛擬特性，也易於成為隱暗心理表達和泄忿的場所。作為學人，誰都應該明白最後的檢驗者只有一個———時間，而不是當時的熱度。轟動與價值並不成 正比。
于建嶸自稱不是學人，是一個邊緣人，這在論辯時或許有用，但在面對民眾期待時，卻是蒼白的。有些束縛，知識份子必須接受，並不因為事先宣佈“現在我是一個潑皮”就可以免責。
這個事件現在似乎過去了，但願中國知識份子的群落經歷這個事件，能對方先生式的刻薄、于先生式的潑皮產生一丁點兒免疫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