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文章為紀念六四廿五周年而寫，英文版將於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hina Studies 2014年6月六四專輯刊出。

作者：Arif Dirlik，獨立學者，中國及歷史研究，現居美國。
譯者：莊雅仲，台灣國立交通大學

25年前6月4日的清晨，北京政府下令對正在抗議政府專制腐敗的市民開槍。學生是這次佔領天安門廣場的主角，但是參與者來自社會不同角落，包括迅速組成自主團體的勞工們。一位來自北京師範學院（現改稱首都師範大學）的朋友後來告訴我：「我們都在那裏」。對於來自國家的暴力行使，市民們首當其衝，試圖阻止軍隊對廣場裡的學生動武。

直到今天，我們仍然不知道多少人失去生命，從官方宣稱的好幾百人到非官方統計裡的成千上萬人。這個數字問題不大可能有定論，但是數字仍然是重要的，因為只有這樣才能將那些有名無名的犧牲者保存在歷史的記憶裡，父母和家人的哀傷可以得到慰藉。不過對於評估鎮壓的罪惡性來講，數字就非關鍵。縱使只有幾百人，也見證了國家的虛假，一個宣稱保護人民的國家，卻殘忍地殺戮自己的同胞。（註1）北京一直到今天還拒絕承認這個罪行，而且持續將那些仍然活在事件陰影下的參與者視為罪犯，這些人不管在國內還是海外，仍然勇敢地追求當初提出來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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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4月26日人民日報的社論可說激化了學生與當權者之間的對立，社論譴責「一小撮人」想要「激起人民的對立、陷國家於混亂與破壞政治的穩定與團結」，而且將運動看成是「預謀與動亂，本質就是要反對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與社會主義體制」。（註2）6月5日，鎮壓後一天，李鵬領導的人民大會對黨與人民發表了公開信，重複了上述的指控，譴責運動是受到西方資產階級觀念影響下的「反革命暴動」，還接受了香港與海外陰謀分子的資助。一則《北京評論》的社論寫到：

反革命叛亂的陰謀分子與組織者，主要是一群長期強烈宣揚資產階級民主自由的人，他們反對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包庇政治陰謀，同時和海外敵對勢力合作，提供黨和國家的的絕對機密給非法團體…利用學生的愛國心…這些包藏禍心的人帶來混亂。（註3）

這個指控包含著一個真正的核心企圖，就是要迷惑大眾，讓原本帶有遲疑的豐富活力瞬間變成「沒有辦法」的悲觀主義。我和Roxann Prazniak在事件之後寫過一段話：

中國政府對外國介入的指控，雖然讓人產生所謂組織化陰謀的誤解，卻非空穴來風。…美國之音絕對影響了運動，中國學生很驕傲地說電台播出的內容讓他們了解世界情勢，包括中國的狀況。更奇妙的是，讓這個運動變成是華人的運動，而不只是發生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運動：台灣、美國和香港的華人在中國和海外自由地參與這次運動，彷彿這是一個族群運動，而非一個主權國家內的政治運動；中國的秘密社會也幫忙偷渡人進出中國；香港華人坦承 (現在則感到後悔)來自香港的資金讓此運動得以持續，遠超過預期。也許是因為對中華人民共和國(以及華人)的種族主義態度，使得此狀況的特殊性沒能被提問，更遑論討論對最後的悲劇性結局的影響了。（註4）

民族國家在慶祝榮耀中茁壯，同樣地也熱衷於遺忘那些不好的回憶，或者諉過給他人。中華人民共和國也不例外，由於對共產黨領導堅信不移，因此處理錄上的污點的最好方式，就是禁止公共承認與討論，並且假裝它們不存在，即使這些汙點人盡皆知。（註5）指控天安門抗議者陰謀勾結外國敵對勢力，對於和平愛國的抗議活動是一大扭曲，這也是國家常用來抹黑異議者的慣用意識形態手法。這些抗議其實大半起因於經濟困難、官僚腐敗以及黨內鬥爭帶來的焦慮，這些焦慮更加深了「改革開放」未來的不確定性。但是這些指控轉移了大家對黨國不分的共產黨的注意，這個黨越來越像早期革命對象的那些軍閥。六四運動被官方視為「反革命暴動」，直到今天還拒絕改變，即使新一代的領導者年輕時都曾遭遇過改革和民主的激情。(註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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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們很成功地抹去了事件的記憶，甚至利用它來達到某種政治目的，即使後來發現抹除記憶其實比驅離天安門前的抗議者還困難。黨很努力地去除媒體和網路裡有關這個事件的討論，但無法讓「天安門的母親們」不說話，就像阿根廷「五月廣場的媽媽」一樣，這些媽媽也拒絕放棄要求國家解釋他們失蹤的孩子。（註7）遭囚禁的行動者偶發的致死事件，也讓大眾記起那些在當時被羈押，現在則在不知名的黑牢裡凋零的抗議志士。（註8）許多人繼續要求黨改變判決，縱使知道這樣子的直言不諱很可能給他們帶來入獄的危險。最戲劇性的是香港每年的紀念六四遊行，起因於香港人憂慮因為北京的壓制性措施，因而日漸萎縮的自由度。

然而這些天安門的記憶，仍然在遺忘中逐漸消逝，忘記了事件過去和現在的意義與影響。因為時間帶來的遺忘無疑是重要元素，雖然時間必然能療癒，仍然能替過去覆蓋上新的關懷與挑戰，因此可以篩選記憶並給賦予新的意義。這裡的遺忘更是刻意而為，記憶帶來痛苦和處罰，並且拒絕給予沒有親身經驗的年輕一代任何和事件有關的資訊，除了一小搓的反革命壞分子偶然成功散發出來的一些訊息。就算在極罕見的情況，的確在報刊裡提到天安門事件，專家的證言還是充斥著所謂「軟實力」的說法，「中國在1989年之後的經濟與政治上的成就，證明官方的說法是對的，政府鎮壓1989年抗議是正確的作法」。（註9）不同的專家將此事件視為是年輕氣盛、對改革的焦慮和不成熟的倚賴「西方」因而凌駕了本土資源的結果。即使新千年的中國對此事件還有任何看法的話，最多可能是「中國政府並不邪惡，他們是因善意而為，假如有更適當的裝備，1989年的情況應該會好些。…中國政府沒有老實說，但西方也沒有說實話，因為他們不喜歡中國的崛起」。（註10）中國的留學生在異地裡的許多反射動作也常被祖先崇拜式的愛國教育所加強，無法容忍任何提及天安門、西藏、新疆或在台灣的中華民國的評論。這些學生許多是貪腐致富的黨高幹子女，更增加了為黨辯護的動機。

比時間的消逝以及資訊檢查更嚴重的是，過去20年巨大的經濟、社會與文化變遷，導致天安門事件似乎完全屬於另一個年代，而且最好就留在那個時候。這個訊息很明顯的是想要將重點，從事件本身轉移至因為事後的政治穩定所造成的經濟發展上。這可能是黨最想要傳達的訊息，一個最有力的證明是吾爾開希的例子：他是六四事件後中國積極通緝的學運分子，後來逃亡海外，並到美國求學，後來搬到台灣，已經住了許多年。這些年，他好幾次嘗試自首，以便可以回家見年邁的父母，但卻屢次遭到拒絕入境。一個國家拒絕讓它積極通緝的逃犯自首，似乎極不尋常，因此不難歸結出共產黨就是不想讓這件事吸引公共注意，尤其是如果有法院審判的話，保證會開啟歷史記憶的大門，也有可能成為社會與政治衝突的新焦點。正當中國政府極力壓制漢人殖民帶來的維吾爾人反抗時，吾爾開希的新疆維吾爾裔身分，無疑也是重要的考量。（註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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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將天安門事件定位於另一個年代的官方企圖，在中國和海外都有人聽從。一個理由是，從中國和全球觀點來看，天安門事件的確是屬於和現在迥異的另一個年代。

事件的鎮壓終止了1978年改革開放之後約10年的不確定與不安感。天安門事件是一個悲劇，不只因為1989年6月4日當晚發生的事，還因為開放帶來加劇的殘酷矛盾，注定了那一個晚上的事件。1980年代的中國社會最引人注意的事之一，是它帶給海內外觀察者矛盾的訊息，各處顯著的經濟進步伴隨著讓人感到愈來愈不對勁的許多證據：1985年之後持續的經濟成長帶來嚴重的通貨膨脹 (每年30-50%)、農業問題 (穀物生產下滑、肥料不足、農業基礎設施的傾頹)、工業問題 (無法登錄生產力增加量)。一些人的財富增加也帶來失業和貧窮，惡化了社會對立的問題。個人企業活動帶來的蓬勃社會活力也伴隨著社會的頹敗(乞丐、娼妓和犯罪活動的出現，包括小偷、當街搶劫到販賣藥物、女人與小孩的組織型犯罪)和社會的崩解(工人罷工、農民攻擊糧倉到盜賊橫行，例如火車搶案)。為了鼓勵經濟成長開放的政治控制，卻帶來空前的政治貪腐。向世界開放帶來文化復興，但也造成文化失落，不只增強了大眾對失序且無可救藥的社會主義體系的失望，也產生了對做為一個中國人的根本不滿。強調要培養受良好教育的菁英，卻放任教育體系的崩壞。自從中華人民共和國誕生之後，少見的強調文化領域的新活力，卻造成疏離異化和道德的無關緊要，甚至社會的不負責任。校園裡的學生反對黨的控制，因為覺得會阻礙他們的學業成就和未來的前途。（註12）1986年12月在華中爆發的大規模學生抗議，事後來看可說是1989年事件的預演。（註13）從1988年底到1989年初，很多訊息都告訴我們中國社會麻煩大了，改革已經進入了死胡同。政府和黨似乎無法處理政策造成的問題，甚至在這些社會與意識形態趨勢逐漸形成現有的政治秩序之時，還受困於貪腐、派系互鬥、以及組織混亂的泥淖中。

天安門運動，正是在這樣的社會、文化和政治混亂的過程中成長一代的創造。文革中遭下放的年輕人回到城市，受到在農村中見到的貧窮落後的刺激，立場因此更加基進，更加懷疑黨。更年輕的一代，出生於文革後期，在克服思索中國的未來到底是社會主義或資本主義的不確定感過程中，經驗政治。透過灌輸「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將他們去政治化的努力並沒有效果，尤其看到黨的腐敗和遍存的物質主義。同時，因為接觸外在世界的政治哲學與文化實踐，孕育出一個新的政治理想主義，而且由於受到像方勵之和劉賓雁等知識分子對體系的批判的影響，這個理想主義更加堅強鞏固。1989年事件裡，我們可以清楚看到這個理想主義和懷疑主義的綜合。（註14）

這些矛盾讓黨的領導潰散，即使他們極力想加以控制。1989年五月到六月，黨幾乎無法掌握狀況。從全球的脈絡來看，這個可能有額外的急迫性。1989年見證了歷史社會主義和現代史中革命時代的終結，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領導們怎麼看這些歷史過程基本上不太重要。

天安門運動的重要性因此不只在它的後果，還在於如何看待運動發生10年前的改革轉向。在1989和1992年之間，當10年來全球資本的鄧小平熱，轉而變成譴責他是毛澤東第二的惡徒時，黨的領導人決定解決帶來六四事件的這些矛盾，他們將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間的鴻溝消除，選擇資本主義是中國立即未來的需要。鄧小平在1992年訪問南方(使用了帝國主義的名詞－南巡)，再一次讚許深圳特別經濟特區的成就，他總結說不要再擔心到底是社會主義或資本主義，只要有效就是好的，回應了他在1960年代初期說的「不管黑貓白貓，捉到老鼠就是好貓」。20幾年來，這個說法讓他被視為走資派。1992年的指令有立即效果，雖然在政治上走相反方向，這個指示和毛澤東在1957年說「人民公社好」的效果很像，幾個月內，全國就到處都是人民公社。

這一次，鄧小平的指示是跳入資本主義的大海中，許多人都跟進了。黨也在這時意識到消費可以替代政治，所以未來不會再有另一個天安門事件。10年前的「物質問題的精神解決」現在成了物質解決，至少對那些要求政治參與的人來說，是有可能用追求更好生活的慾望來取代其政治追求。在這裡有一個重要的政治交易：只要黨有辦法交貨，黨的領導就不會受挑戰。消費的自由可以凌駕「民主的呼喊」。（註15） 在鄧小平的南方行之後，一個深圳的官員說：「讓他們擁有他們的慾望!假如他們有錢，就可以做他們想要做的事，只要不要再有天安門」。（註16）只要享樂主義凌駕政治參與，新加坡式的中國資本主義就可以控制資本主義發展下的社會敗壞結果。鄧小平1992年在深圳的談話就提及新加坡透過「嚴格管理」，在快速發展的情形下仍成功維持社會秩序。他認為中國可以借用新加坡的經驗，而且做得更好。（註17）

1990年代初期，這個消費文化的轉向伴隨著儒家「傳統主義」的復活，試圖結合現代與傳統，這本是文化大革命時的願景，雖然革命當時想完成的現代與傳統的意義都截然不同，很快地我們了解儒家主義只不過和社會主義一樣服膺工具主義(以及商品化)。（註18） 這個復活對那些一直哀悼傳統逝去的人來說是一個解脫，官方說法也明白指出儒家傳統的復興，是想要在人民失去其對社會主義及其承諾的信心時，提供秩序的價值與意識形態的統一。儒家主義也承諾有秩序的發展，這和1980年代初期以來宣揚東亞威權發展政權的說法一樣。1980年代中期以來，我們看到一方面要求民主與「公民社會」，另一方面則是受到像美國右翼政治科學家如Samuel Huntington的影響，宣揚所謂「新威權主義」。（註19）儒家的復興糾結在這些從社會主義轉到資本主義的矛盾的解決方案中，（註20） 但是歸結到最後，卻是提供(商品、社會主義或儒家主義的)消費主義，來換取放棄政治的民主。

這個交易起了作用，而且情勢也有利。中華人民共和國完全嵌入世界資本主義，剛好是資本全球化以及社會主義世界性的垮台之時，造成它在上個世紀末成為全球化的動力之一。社會主義革命時代訓練的勞動力，現在成為全球資本主義強有力且溫馴的勞動力，雖然還是以社會主義的名義，但卻無限期地延遲其到來。壓迫和剝削仍然存在，但卻被推至幕後，認為過渡性的不正常，當生產力提升，很快就會被豐饒所取代，因此國家可以有一個社會主義的真正根基。同時，消費商品也廣泛提供給那些經過幾十年革命清苦生活，現在卻需求若渴的人們。

鄧小平真真實實地是這個政策的建造者，但是嘗試將他視為中國資本主義聖者的人忽略了他其實信仰布爾什維克菁英主義，這也是他留給改革的遺產。（註21） 他的繼承者江澤民完成了鄧小平開始的反革命事業。（註22） 21世紀初期，江澤民的領導讓中國得以晉身成為世界強權，但不是因為作為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意識型態的優先性，而是因為成為全球資本倚賴的國家。中國開始和其他資本主義國家一樣，階級、性別和城鄉間的財富和福利分配的不公平擴大，汙染問題也惡化，威脅它自己和全球的未來。江澤民重要的「三個代表」（註23）的想法，即使在黨內也是一個笑話，想要將黨轉成發展工具，替國家中最「先進」的部門服務，意思就是將黨變成都市經濟統治階級的黨。這次的矛盾已不是社會主義，而是如何成功整合進入全球資本主義產生的矛盾。

1989年的一代是後社會主義環境的產物，雖然1978年官方的否定，文革的經驗都還影響他們，社會主義未來也還是爭議焦點。共產黨雖然還未放棄社會主義的宣稱，但是儀式性重申「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動作，已和政策以及人民沒有任何有意義的關聯。天安門事件後的20年，中國社會經過進一步的「文化革命」，似乎在嘲弄毛澤東想靠文化大革命來保證中國的社會主義未來。1990年代後葉，市場、廣告和消費的轉向被黨的一些人視為是「二次文化革命」，後勁比第一次還強烈。不管如何稱呼，都顯現出中國社會與文化的轉變。（註24）

新千年的中國，成功利用全球資本提供的機會，得以在「中國崛起」的脈絡中成長，但也同時鼓吹了民族主義狂熱和文化的內縮。重構國內空間和中國和世界的關係造成知識取向和「感覺結構」的轉變，伴隨著中國社會的全球化，日常生活愈來愈世界化，但是不像天安門抗議者對文化與哲學性認識外在世界的渴求，現在的年輕世代和外在世界的關係則被灌輸狹隘地域觀念和狂熱民族主義的教育所阻礙。天安門世代也是在1980年代早期，試圖取代社會主義的民族主義教育中成長，但當時的民族主義還從一世紀以來的革命中尋找邏輯。1990年代以來的民族主義則是從革命試圖推翻的傳統中尋找靈感，當中國進入全球資本主義，它開始反對引導革命的普同主義，這和1930年代的國民黨走的路很像，透過優勢力量去除不欲見的人權和民主觀念，可以更有能力強加黨自己的狹隘地域觀念到人民身上。（註25）

這個將人民去政治化的努力有其效果，但也有其限度。當意識形態教育無法讓異議者禁聲，武力恫嚇馬上出現。中國人民總是不遲疑地表達日常生活的挫折，特別是農業人口，中國革命的大眾來源，願意為保護權利而反抗國家。即使今日的焦慮和盼望已和1989年一代不同，年輕人還是深具異議性。異議性無疑存在那兒，但也無法太誇大其可以達成的效果。異議的範圍被嚴格限制，而且黨總有辦法在社會議題被政治化之前，就讓它消失無蹤。（註26）

不只有黨的控制，抗議還因害怕危及「中國崛起」而受到限制。盲目愛國教育灌輸給年輕人的觀念有時還會造成國家的難堪，尤其當這些年輕人起而要求國家採取它想避免的立場時。民眾的愛國心糾結了對美好生活的期盼，變得更加熾烈，因為這個期盼只能透過進一步的「崛起」而達成。和上一世代對未來的焦慮 (個人的和國家的)不一樣的是，這個世代被教導未來屬於中國，證據似乎來自於因為受到掠奪性全球資本主義視中國為潛在顧客來源的驅動，而快速形成的變態消費主義。這個消費主義定義了今日中國的文化，只要黨保證消費自由，新「中產階級」可以毫不在乎民主。

假如可以的話，讓我們設想異議性強烈的網民會怎麼了解天安門運動。雖然劇烈的時代轉變，這兩個時期都共同見到對共產黨的專制統治的挫折，黨對人民的折磨從未停止，民主的要求也未停止。不公平的問題已非1989年世代所敢想像，黨員私人對公共資源的攫取讓中國成為最腐敗的國家之一。但這些共同性也許會或不會影響對六四的評價，上面提到哈佛學生的觀點可代表許多遍存的感覺，尤其是新世代年輕人。這些感覺從一些天安門運動者後來的事業作為中取得合理性，一些人選擇了華爾街的工作，證實了對這些運動者懷抱菁英主義(縱使不是機會主義)的懷疑。（註27）。

國外民眾與中國研究學者對天安門的記憶，也在中國快速發展以及其和世界關係的極端變化中衰退。世界第二的經濟力量很快就學到世界第一的帝國政策，美其名是「中國特性」，實際上乃是將早期帝國朝貢體系的迴光返照，和半個世紀來試圖挑戰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革命遺產混雜在一起。炒作「中國崛起」者慶賀中國得以回到「正常」的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忘記了中國一直是世界主要強權，只不過之前代表的是第三世界社會主義對全球資本主義的威脅。老一輩的人應該還記得1960年代美國官員強硬地宣稱，假如不在越南阻止「紅色中國」，「我們」就得在加州和其戰鬥。

天安門鎮壓將這些「紅色中國」記憶帶了回來。從革命到1978年的改革轉向可以預期的讓人對中國產生一股激烈的狂熱，尤其是對鄧小平。一直到天安門鎮壓之前的10年間，鄧小平是一般美國和西方人的金童，被認為是20世紀最偉大的革命者，在30年的不正常的社會主義革命之後，帶領中國回到正確的歷史道路。在美國，他不只一次獲選為「年度人物」(1979和1985年《時代雜誌》 (Time)、1985年《國家評論》(National Review))。

1989年6月4日當共產黨派軍隊鎮壓運動後，過去10年的「中國熱」消失無蹤，事件之後，至少在公開場合，很難發現有人會再說中國政府或其領導的好話。對鄧的負面批評恰恰相當於之前對他的過度讚美，他被稱為屠夫，被視為和卡斯楚、金日成以及羅馬尼亞共產黨獨裁者尼古拉‧齊奧塞斯庫一樣。最無可救藥的是，被指控是毛澤東政策的復活，這是美國政府、媒體和主流中國研究學者最害怕的事。（註28）過去讚揚他的「革命」政策的學者，突然發現這些政策創造了「世界上最糟糕的東西」。（註29）一位長期反共的批評者認為這些一致的負面評價，代表「對中國問題不尋常和真正令人感動的共識」。（註30）但並非每個人都放棄了中國，現實主義的「軟性反共者」繼續希望市場經濟效應可以「和平地」讓中國淡出共產主義，（註31）先不談這些現實主義者不關心的倫理問題，長期來看其實他們是對的－雖然從現在的觀點來說，這個結果一點都不良善。（註32）

雖然對中國的懷疑在後來的幾年持續存在，但在中國和外在世界的關係「正常化」的過程中，1990年代末期，我們見到一股中國熱又回來了，在新的世紀，這一股熱潮甚至達到難以想像的程度，是17到18世紀歐洲中國熱後僅見。這股中國熱在2008北京奧運和2010年上海世博後達到高潮，之後雖然因中國在東亞和東南亞偷偷摸摸的擴張動作，有所緩和，但中國仍然很熱，即使對美國霸權和世界和平的威脅增加了，更不用說對地球環境健康的危害了。

在這個中國熱之下的是中國巨大的經濟成長，以GDP來說，已是世界第二經濟體，即使中國人均所得仍然屬於世界最貧窮國家之一。中國對很多發展中國家來說是一個吸引人的例子，大家無疑認同中國過去2至3世紀來對西方帝國宰制的挑戰，並對嗜戰的美國霸權的平衡作用。但更重要的是，當中國成為世界工廠和發展資源的主要消費者，也同時創造了一個「市場倚賴」，成為世界經濟福祉不可或缺的一環，包括比中國更先進的經濟體。因金融機構胡搞造成美國和歐洲在2008年的經濟衰退和混亂時，中國可以克服衰退負面效應的能力，讓其成為正在尋求解決方案的產業和民眾的救命燈塔。

這些轉變最重要的一個面向是史無前例的社會和文化交換的增長，過去10年，從「財富管理公司」像Mitt Romney名下的Bain Capital到世界上主要的汽車公司，從歐洲到好萊塢頂尖的豪奢產品的銷售人員，從在中國建造新校區的美國大學到美國職籃球員，全都到中國尋求機會，夢想著未來各式各樣無限的財富。在首都北京、迅速發展的沿海都會像廣州和上海以及內陸的重慶和成都，這些旅居中國的外國人享受著世界少見的豪奢生活。在中國有30萬的外國學生，有來自非洲、阿拉伯世界和其他地方的貿易社群，讓人記起清代時開放通商的港口貿易。只要遠離政治和治安單位的視線，中國就像是一個遊樂場，常常比他們來自的地方還自由。他們也被允許可以帶給中國社會世界文化，只要不碰觸那些可能「傷害中國人感情」的部分，或者逾越了「中國的」文化與政治規範，像西藏，新疆、法輪功、天安門、民主、人權和憲政政府等問題。這好像也說得過去，中國人都不能說的事，外國人好來說三道四。

另一個方向的移動也同樣很密集，「走向世界」幾乎已是大學教授和政府官員的職責，哈佛大學的甘迺迪學院已變成是高階官員的海外家園，在那兒學習最新的政治管理 (包括軟實力)方法，杜克大學的山佛公共政策學院則是較低階人員的去處。目前為止有250萬的中國留學生在世界各處，大多數人留在海外，在商業、文化和教育機構工作。從2004年開始，中國在世界各地建立了超過300所的孔子學院 (其中有70個在美國)，以便在中國的輸出項目裡增加一項政府官員認為的「中國文化」。中國也在各處有其殖民地，派遣勞工在政府資助的建設計畫裡工作。官方有關的輸出還包括搬遷至海外的移民，從窮苦農民到百萬富豪，遠渡重洋追求生活或是保護財富，有些因此招來厄運。假如世界文化已是中國的一部分，那麼某種形式的「中國文化」也成為全球文化敏感性的一部分。（註33）

這些轉變也改變了共產黨，當毛裝換成西服，在黨的教育裡，管理書籍取代了馬克思主義教材。（註34） 在黨和國家機構(例如人民大會)裡，億萬富翁們取代了原本想要革他們的命的農人與工人。厲害的是，黨竟還能堅持革命的敘事，每換一個領導，就增加一章的內容，視為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進一步進展。（註35）在1989年，鎮壓運動的理由是「反革命」陰謀正想要推翻社會主義；過去10年，復興與更新取代了革命，但黨仍是革命與國家的具體代表，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保護者，以免國家被帶到自由主義「資產階級」的方向；在外交事務，利用「半殖民的過去」製造和全球南方人民的親近關係，利用反帝的外衣掩飾其擴張主義，說成是為了回復被之前帝國主義者「偷走」的領土；繼續宣稱其革命目標是要轉變過去帝國主義者建立的全球秩序，這個新秩序到底是甚麼讓外人有點困惑，因為中國早已整合進入全球資本主義經濟，而其統治階級(包括黨的高幹)也和新的跨國資產階級走得很近。不像冷戰時代，誰還會相信中國的政治和軍事優勢，是為了對抗全球資本主義秩序下的帝國霸權。然而，革命的遺產還是提供了合理化的藉口，已持續壓制公民的政治與文化要求，以及掩飾海外的帝國行徑。

只要稍微了解中國事務的人都不會對這些事情感到陌生，但是中國的領導們成功地透過硬和軟權力圍堵了外來的批評，雖然一再以軍事威脅鄰國，經濟勒索還是提供了有用的方式，嚇唬那些對中國的帝國和蠻橫宣稱不悅的人。中國常威脅要拒絕讓那些反對其擴張宣稱 (比如那些牽涉其在東亞、印度和澳洲的鄰國事件)。或是打破其禁忌議題(像達賴喇嘛)的人，參與其經濟活動。來訪的達官要人們常因犯規受到懲罰，外國記者因對中國領導不利的報導而被拒絕簽證，學者則因研究遭鎮壓的少數民族(尤其是西藏和新疆)不得入境。一位台灣裔的美國人決定要在他位於奧瑞岡州立大學旁Corvallis小鎮的房子製作一幅西藏壁畫，舊金山中國領事的官員竟還被派去警告當地市長，假使這個行動不被阻止的話，後果自負。（註36）

中國官員的傲慢更因那些讚嘆中國經濟成長與未來的人的阿諛而膨脹，這些阿諛還來自那些東方主義式的推崇中國文化的人，在2008年奧運和2010世博時達到高潮，這兩個活動分別設定了過度庸俗的新標準。中國也運用其「軟實力」來利用這些阿諛奉承，最極致的投射其「軟實力」的產品就是前面已提及的惡名昭彰的「孔子學院」。

「軟實力」是哈佛學者Joseph Nye所提出，指涉權力的不可見面向(例如文化權力)，讓權力擁有者顯得有吸引力，在國際關係上不用武力就能有說服力，有點像葛蘭西的霸權觀念。宣傳也許是「軟實力」的部分，但「軟實力」不只是宣傳，也指出其他人也許會欲求權力的例子。中國將這個概念用得像宣傳，也許因為propaganda的中文翻譯 (宣傳)，同時也指稱傳播、散播、讓人家知道，因此也是教育。不管怎樣，孔子學院直屬中國教育部的一個「自主」單位—漢辦，最終則受到黨的宣傳部門的管制，和教育部以及黨和政府裡的其他單位(也包含黨的研究機構)一樣。需要注意的是，中國成功地將這些機構送入美國校園，因此除了教學與文化活動外，他們還可以監視那些違反其禁令的學術活動，甚至阻止他們進行，至少一些例子顯示他們可以阻止達賴喇嘛或討論台灣獨立的活動進入校園。最近位於加拿大的孔子學院拒絕聘用法輪功會員，違反了加拿大的平等權利法，使得加拿大大學學會的老師們起而呼籲將該機構逐出大學校園。將孔子學院比作德國哥德學院或法蘭西聯盟有點誤導，因為它們都不在大學校園內，也沒有像孔子學院一樣受制於宣傳機構的規定。服務文化吸引力的軟實力應包括活生生的社會文化，而不是只有那些文化遺產的陳腔濫調，這實在不太適用中國的例子，畢竟在那兒，大部分世界著名的原創性知識份子和藝術家都遭監禁入獄或是軟禁在家，言論和創造性受到嚴厲限制。孔子學院的辯護者對聖人像從天安門廣場被移走默不作聲，較知識取向的黨員嘲笑孔子學院提倡的歌舞式的中國文化，語言學家抱怨將中文教育限定在官方語言，這愈來愈有問題，因為中國各地的方言在日常生活愈來愈重要。（註37）

孔子學院主要宣稱要推廣全球性的中文和中國文化教育，但它們最大的成就是在所在地促進文化與產業的關係，將文化工作裹上經濟利益的糖衣。在美國的許多例子，這是主要的吸引力，尤其在經濟衰退的當下。當機構慢慢擴展，也持續分化，適應更廣泛的制度脈絡。雖然漢辦不會對大尾的學校像史丹佛下指導棋，但對小學校和機構，他們則不手軟。可議的是，大學的行政人員抗議對他們限制學術自由的指控，卻拒絕透露他們和漢辦簽的合約，說是合約規定要保密!（註38）

孔子學院在美國會被接受讓人費解，畢竟它們提供的教學很普通，半個世紀來美國大學已有很好的中國研究與教學，尤其像在史丹佛、哥倫比亞和芝加哥等頂尖大學。中國研究學者當然想要更多的中國研究，大學行政則想要更多錢，尤其美國近幾年來外來資源一直減少。孔子學院的文化－產業－教育關聯也來的正是時候，產業想要改變教育，教育機構則愈來愈像營利單位。商業利益和全球意識形態的雙重壓力，使得教育不再是公民教育，而成為全球公民的訓練，因此中國以其作為全球經濟的重要一員，自然成為標的。過去認為的捐贈者(包括國家)與學術自由間的「利益衝突」，在財務壓力與商業利益下不再被提及。911紐約世貿大樓攻擊後，很多異議學者批評美國政策或以色列後，都受到了懲罰，引起大家對美國學術自由現況的質疑，更不用說在其他地方了。簡化了的多元文化主義要求要尊重「他者」，不管這個他者多麼卑劣。中國不講民主的資本主義的成功，使得威權主義在一些大人物圈圈裡變得可敬，因為他們認為「民主的繁盛」不利產業和政府的效率。最近幾年全球菁英的作為證實了多年的懷疑，資本對民主的承諾只停留在所謂「市場經濟」的界線上。1975年三邊委員會議報告裡，以喬治‧歐威爾式的語言提及：「…一個民主政治體系的有效運作通常需要某些個人和團體的漠視和不作為，就其本身來說，某些團體的邊緣性本質上是不民主的，但卻是使的民主能夠有效運作的因素之一」。（註39）

令人感到諷刺的是，要求對他者存著文化敏感性的多元文化主義，卻蔑視「文化帝國主義」的民主、人權與普同價值等等的呼籲，忽視這些呼籲對全球南方以及中國、印度與土耳其等國家千千萬萬人民的重要性。在這樣的情形下，不用感到訝異的是，美國大學教授對於那些指出中國壓迫大學教授的指控，會回說強加「西方」學術自由的觀念給其他社會是不適當的。（註40）

在這樣的脈絡下，教育機構如何紀念天安門事件就值得注意，如果他們真的還願意這麼做。很有可能他們只會將事件視為是令人不愉快的過去。當然有很多人不滿我這裡提到的這個趨勢，包括許多海外或流亡的中國與華裔知識份子與學者。香港一定會記住這個事件，學院出版和媒體界將會非常關注這個議題。美國大學就有待觀察了，最近一群關心的學者、知識分子與學院工作者寫了一封信給所有在美國的孔子學院，要求他們要紀念六四，目前為止還沒有任何回應。（註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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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歷史的觀點來看，天安門事件的私人與公共創傷同時也是中國巨大轉變的創傷。不管事件代表的是社會主義的死亡之痛(其實，那時已經是後社會主義了)，或是中國轉變成威權資本主義社會的生產之痛，這些都不重要了。從全球觀點來看，10年來的不安在1989年春天爆發似乎不是偶然，就在鎮壓當天，推翻共產黨的波蘭團結工聯舉辦了新的選舉投票，幾個月之後，柏林圍牆垮了，其他的，就都是歷史了。

較不明顯但同樣重要的是，短期內被稱為全球化的新自由主義崛起中，「實際存在的社會主義」的脈絡。過去40年來的全球社會的轉變，主要的特徵是民眾抗拒被迫屈服於全球經濟的進展過程及其創造的不平等，以及逐漸強烈的威權主義與鎮壓的反制。假如天安門事件發生在今天，可能會被稱為「佔領天安門」，就像「佔領 Tahrir」和「佔領 Gezi」一樣。還有許多更早的例子，最激烈的是1973年智利血腥推翻阿連德政府的行動，某一個意義下，開始了新自由主義的時代。這在美國很容易被忽略，因為推翻一個民選的共產黨政府是「我們」的事，不像天安門鎮壓是由一個共產黨國家所為。亨利‧季辛吉，美國實用外交政策的明燈，也是「遺忘」天安門的推手，曾經在那時惡劣地地宣稱：「我們不能因為他們人民的不負責任，就讓一個國家變成共產黨」。從現在的觀點來看，適當的紀念天安門事件必得喚起我們對時代的反思，思考時代到底還會為我們帶來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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