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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八年新闻自由状况回顾

零八年新闻自由状况回顾:抓记者、封口费、媒体整肃、异地监督和公民记者

作者:昝爱宗

2008年可以说是新闻自由元年,官方对突发性事件、政治丑闻、重大人祸及安全事故的新闻封锁,总是滞后于大众传媒的快速反应,市场化媒体和网络媒体互动,总能在吸引受众眼球的同时挖掘出真相,穷追不舍,而宣传部门长官意志主导下的新闻整肃,效果大不如前,异地监督大见功效。

一、2008年9月,因奥运会新闻管制,至少被掩盖了一个多月的河北三鹿毒奶粉及蒙牛、伊利、光明等婴幼奶粉普遍含三聚氰胺毒成分丑闻,迅速被媒体曝光,震惊全世界。全国媒体集中轰炸,揭穿了政府故意掩盖毒奶粉丑闻的真相。此间,河北本省媒体却成为宣传部下令禁止报道三鹿毒奶粉真相的"受害者",河北婴幼儿受三鹿毒奶粉祸害人数最多,本省媒体介入最少,全省媒体普遍受到压力并参与掩盖毒奶粉真相,河北媒体的公信力尽失。幸好现在是互联网时代,河北受众通过网络和外地媒体了解真相,使官方的新闻封锁与控制毫无效果。

二、四川"5.12"大地震,近十万人死亡及失踪,中宣部及四川宣传部快速反应系统暂时失灵,中外记者及公民报道志愿者自发前往,掌握报道真相的主动权,揭露导致成千上万学生不幸身亡的教学楼豆腐渣工程是典型人祸。地震一周后,等中宣部反应过来,南方报系等市场化媒体的记者被迫从四川撤回,但不久当地宣传部主动邀请南方报系记者再度进入灾区,报道灾情呼吁社会援助,减少对媒体的压制。

三、2008年1月,辽宁铁岭市西丰县县委书记指派县委宣传部、政法委等权力部门打压舆论监督,动用警察特权抓捕舆论监督记者,一经媒体披露便引起全国轰动,抓记者的"史上最牛县委书记"张志国随后被撤职。半年后,该县委书记复职后又被舆论质疑,遂被上级权力部门再次叫停。幸运的是媒体第一时间铺天盖地地报道记者被抓,当事的法制日报《法人》记者朱文娜躲过灾祸。但不幸的是山西、吉林、河北三地权力部门以受贿为名分别抓捕三家媒体的记者,三记者无一幸免均被抓。有"揭黑"之称的调查记者们,往往在采访中处于弱势地位,并成为权势忌恨的"眼中钉、肉中刺",被打被抓成为家常便饭。调查记者职业成高危职业,法制保障方面严重缺失,名为保护记者权益的官方记者协会每每对记者被抓北大无动于衷,记者所在单位也多是王顾左右而言他,如央视记者李敏舆论监督司法机关滥用职权突然被抓,央视却没有公开抗议、声援,更没有报道该案件;《第一财经日报》舆论监督记者傅桦被吉林警方以"受贿"为名秘密抓获,事后该报纸不但没公布记者被抓真相,反而除名该记者,并另派知名记者为被舆论监督单位"补救",刊登整版报道为该单位歌功颂德,以正面形象报道消除负面报道影响,这些行为都是反舆论监督的,这些新闻单位应当被称为"新闻自由的敌人"。

四、2008年9月,山西洪洞县一煤矿发生矿难,发放二三十万元封口费,包括法制日报、山西日报、中国教育电视台记者在内的72名媒体人员名列其中,仅有《西部时报》聘用记者戴骁军冒着被打死的风险予以揭露,将真相照片发布到网络上,引起轰动。矿难"封口费"性质固然恶劣,但只是煤矿企业或地方政府封一些媒体之口,可中宣部及地方政府宣传部动用权力封媒体之口,性质更为恶劣,如2008年9月《财经时报》报道湖南农行贷款核销问题被新闻出版局封口,停刊3个月。幸好还是网络这个动态的新闻发布平台力量无穷,企业及宣传部可以封口一时,却不能封口永远;可以同时封一部分媒体,却不能同时封所有媒体之口,相对的新闻自由正从此而来,从此挣脱控制,发展壮大。

五、贵州瓮安"6.28"警民冲突事件,公民报道记者和常规媒体记者同时采访报道,网络现场直播警民冲突,使"公民记者"有了发挥专长的平台。在突发性事件中异军突起的公民报道记者,是新闻自由的推动人和受益人,也为将来
"民间办报"提供了一个可操作模式。公民报道新闻事件,也是宪法确立的公民具有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权利的一个典型性实践。

六、南方报系以敢言著称,因介入对西藏拉萨"3.14"事件的评论以及频频报道各地敏感性事件,连遭整肃,著名记者、副主编长平被撤职,副总编辑江艺平被削弱权力,但南方报业依然保护记者,仍在聘用一些对敏感事件发言的记者。南方报业是市场化运作的成功媒体,其商业上的成功将促使其扩大现有的舆论空间,而不是倒退。记者长平和副总编辑江艺平曾被整肃多次,但风头已过便再度重用。目前不排除长平和江艺平等日后恢复职权的可能。

七、体制内刊物《炎黄春秋》因频频报道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赵紫阳的历史贡献而遭中宣部和主管单位文化部施压,以"年龄过大"为由建议杜导正退出社长岗位,《炎黄春秋》编辑部坚决说"不"。《炎黄春秋》是在中共上将萧克的支持下创办的,挂靠在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以"求实存真"为办刊原则,一方面拥护共产党领导,一方面说真话,"小骂大帮忙",倡导党内民主和社会改良。《炎黄春秋》又称"体制内民办刊物",国家未投资一分钱,全靠自筹资金自谋生路,所以有资本向中宣部和文化部说"不"。《炎黄春秋》的生存模式完全是民间办报刊之路,民间资本完全可以收购类似国有体制内民办报刊,明确产权和收益后,可以提前实现解除"报禁"。2009年,类似《炎黄春秋》办刊操作模式将会再有突破,《炎黄春秋》可以对新闻监控说"不",更多媒体也可以借鉴,大胆说"不"。

八、媒体被民众称为"包青天",全社会对新闻自由的充满期盼,2008年发生的众多群体性事件、民众群体上访都是源于政府及权贵侵犯人权,民众反映问题的渠道不畅造成的后果。媒体成为惟一传达民情的正当渠道,若有个别媒体记者收取他人好处做报道或者不报道,从事"有偿新闻",并不是主流,也不是洪水猛兽。目前,市场化媒体比较注重公信力,更多记者敢于报道民众反映强烈的事件,如陕西纸老虎丑闻、深圳海事局书记林嘉祥猥亵小女孩丑闻、拆迁证地打死人事件、杨佳案真相和针对同行的记者领红包和"封口费"事件进行报道等。某些记者"有偿新闻"或"有偿不闻",多是偷偷摸摸的行为,记者不是国家工作人员,不能动辄指控涉嫌"受贿",应给予区别对待,触犯现行法律的,依法惩处,如无触犯法律的事实,应以职业伦理对待,轻者教育改正,重者将列入媒体"黑名单",不得再进入记者行业。同时,应建立真正的记者自治组织,建立起完善的自律机制,通过行业自律进行治理,使一个记者的职业操守在一个社会里会被人们广而知之,一个没有良好的职业操守的记者将不会被行业接纳,甚至会受到行业驱逐,相信任何记者都会保持良好的职业操守,而不会随意滥用记者的采访权、发表权、监督权、批评权。

2008年风风雨雨,媒体敢于参与重大突发事件和敏感事件的报道,异地监督也如火如荼,一发而不可收拾,其间舆论遭受一些打压很正常,但中宣部及各级宣传部的权威正逐步弱化,时间到了,非法阻碍和抵挡新闻自由就会无法立足,民间舆论也就更加壮大,宣传部的监控和权力封口功能将会进一步失灵。

至于说2008年是新闻自由元年,是因为这一年的记者们所争取到的新闻自由空间超过以往任何一年,尤其是官方市场化媒体和网络媒体互动,戳破了被中宣部秘密禁止的"异地监督"这层窗户纸,从陕西"纸老虎"真相、"毒奶粉"真相到"封口费"真相,基本上是媒体异地监督取得的功效。没有异地监督,就没有市场化媒体的生存空间,中国的市场化媒体正实践着初步的难能可贵的新闻自由。新闻记者应该包括公民记者,因为记者的采访权等同于普通公民的"知情权",报道权、出版权等同于普通公民"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权",舆论监督权等同于普通公民的"监督、批评、建议、检举、控告权"。2008年被称为新闻自由元年,这将是一种现实压力,一直会增压和持续。在此基础上,相信到2009年,社会转型加剧,政治生态变革加快,公民社会力量增强,宣传部新闻控制继续失灵低效,中国的新闻报道将会更加自由,更加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