載：信報 2009年7月28日
拜讀葉輝先生刊於《信報》的大作《香港文學館：構建雙贏「想像共同體」》，文章認為「文學是一個社會人文底蘊的命根，香港沒有人文底蘊的命根而空言人文，才會形成今日社會的百病叢生」，而且香港有百萬「文學人口」，因為「話劇、電影與電視劇向來都以文學為藍本，流行曲的歌詞、廣告的構成、報刊的編撰與標題……莫不與文學相涉」，因此西九應該興建一個文學館，而且「香港正處於後殖民時期......一座富於想像力的「文學繆思館」正是一個雙贏的契機，它一方面可以被打造成數以十萬計的、不同人文社群的『想像的共同體』，另一方面，何嘗不可能被解讀為官民各取所需的「繆思館化的想像」？」筆者認為此說大可商榷，理由如下： （1）文學真是一個社會的人文底蘊？
葉輝文章的立論點是：文學是一個社會的人文底蘊，這是真的嗎？回看西方孕育人文精神的文藝復興時代，繪畫、音樂等藝術媒介的革新，都表現了人文精神。沒有任何質化或量化的數據，可以證明文學對人文精神作出的貢獻，比其他藝術媒介重要。而且，文藝復興時代具有人文精神的文學，是大眾流行的通俗文學，而不是香港文學界所代表的小眾嚴肅文學。
葉輝文章顯然明白嚴肅文學界在香港只屬小眾，因而說「話劇、電影與電視劇向來都以文學為藍本，流行曲的歌詞、廣告的構成、報刊的編撰與標題……莫不與文學相涉」，將消費性的通俗文學及文化商品借為己用，壯大聲勢而說香港「文學人口」號稱百萬，可惜這些文化工業的成品，顯然不能被視為社會的人文素養的主要構成元素。
（2）文學真的需要一個館？
一般意義的博物館大致分為三種，一是收藏歷史文物、二是收藏藝術作品、三是保存資料。
收藏歷史文物需要博物館，因為歷史文物是時間的遺物，本身已有設館保護的需要，而它們本身又是歷史的見證，參觀者睹物思古，便能認識歷史。
藝館館收藏的名畫雕塑，本身具有美學上的在場性，具有不可複製的性質，因此有觀賞真跡的必要。而可複製的藝術媒介如電影和照片，根本沒有觀賞真跡的必要，因此電影資料館等設施並沒有任何氛圍相關的意義，純粹是方便找資料的一個地方。
文學，是透過閱讀文字為主的一種時間藝術，讀者不必要欣賞作家的真跡原稿，才能讀到詩歌或小說的原意。另一方面，要閱讀的資料並不難找，也不需要一個特別的新博物館去盛載，因為香港中央圖書館已有相關藏館，虛擬的藏館則有中大圖書館的「香港文學資料庫」網站。筆者不明白為何尚需要疊床架屋的西九文學館。
（3）文學館打造什麼的想像共同體？
安德遜的想像共同體理論的真正意義，旨在說明現代國家民族等共同體概念是如何被人民共同想像出來的，說穿了是一個民族主義的理論。例子如殖民地政府透過歷史博物館的展覽，將香港塑造成由小漁村變身轉口港和國際都會的歷史，隱藏了英國殖民者文明化蠻的中心思想，市民透過共同觀賞展覽，一起建構香港的共同體想像，淡化對殖民者的仇恨，並抹去原有民族文化的記憶。
香港不錯是正處於後殖民時期，但香港脫離殖民地之後，並不是一個獨立國家，而是回歸原有的國家民族，強化對中國的國族認同成為了特區政府的任務。因此要政府設立一個歌頌香港本土意識主體性的文學館，宣傳香港小眾的嚴肅文學所包含的地域性、以香港為文化主體的意識形態，不但不會出現雙贏局面，更是天方夜譚。因為這只是一種標榜不同，而不是促進和諧的做法。
（4）其他：可以有劇院，不可以有文學館嗎？
文學是用來閱讀的，或者如古代說書是用來聆聽的，但文學始終不是一項表演藝術，它和古典音樂不同，不需要音樂廳來演奏；也不同於粵劇，不需要一個劇場或戲棚。
但是有人說，現在是後現代了，一切都跨界了。文學已經跨起界，作為一種表演藝術了。但實際的情況呢？筆者耳聞目睹過香港所謂文學界的表演聚會，參觀過不少多媒體詩歌朗誦會，其中有詩人將新詩化成DV短片，有詩人讀詩時配上其他詩人的舞蹈，也有詩人以結他伴奏自彈自唱其詩歌，也有幾個青年詩人朋友將其詩作內容化成短劇，這些跨界表演真的令文學變成可以登大雅之堂的表演藝術？筆者只見其中的詩人們，以為自己懂得寫詩，就是全能的創作人，可以隨時在音樂、舞蹈、電影等專門藝術領域中游刃有餘，生產出令人啼笑皆非的、粗製濫造的跨媒體作品。
（5）總結
香港文學界的嚴肅文學，從來都是小眾玩意，有數十年歷史的詩刊《秋螢》，到今時今日仍有寫詩的人不買詩不讀詩，詩刊難以生存之歎。為了逼小眾的詩人掏錢購書，對作者實施既不贈刊也不通知刊用與否的政策。文學界汲汲於西九立館，真的就能夠把小眾文學帶到大眾生活？真的就能「文起八代之衰」，將消費主導的香港文化注入所謂的人文底蘊，令官員不再倒行逆施，甚至落實雙普選，繼而天下大同，世界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