攝影：船
不作警告就開槍、在天橋上「亂槍」掃射人群、十多人圍攻一個倒在地上的少女，這些不是日本皇軍、不是非洲蠻族民兵，而是香港警察。香港人不禁問：為什麼警察都變成暴力狂了？有學者指出，這是路西法效應。甚麼是路西法效應？路西法效應是指，在冷酷的機構中，會衍生邪惡行為。心理學家菲利普．津巴多（Philip Zimbardo）這樣解釋：「不管是公營機構或是私人機構，由於它們只是依據律法行事而不作道德考慮，都可以引致苦難。為達到其偉大目標，不論這些目標是否關乎意識形態、宏觀理想、成本效益或者最低盈利，這些機構都會以冰冷的工具理性運作，因為有助達成目標的一切有效手段，都是正確的（Zimbardo 2007, p. 381-382）。」
津巴多專門研究「處境」對「個人行為」的影響。處境的影響力（Situational Forces），來自角色、去個性化（De-individuation）規範和守則，以及從眾壓力（Conformity Pressure）和團體認同（Group Identity）等等因素（Zimbardo 2007, p 197）。從眾壓力是指，個人會跟隨群眾做出相同的行為，假設我們去到一個陌生的城巿，看見當地人都不遵從交通燈指示，我們就會跟從人群亂過馬路，因為當人人都走而自己站住不動，就會覺得怪怪的，這種怪怪的感覺，就是來自從眾壓力。團體認同則源人的基本需要，每一個人都會自然地跟其他人聯繫，結成團體。屬於同一個團體的，就是自己人，對自己人要互相體諒，來自不同團體的，就是其他人，對其他人則要小心提防。當我們自覺屬於某一個團體，而這個團體要求我們作出某些行為的時候，我們就往往會覺得這些要求是理所當然的。例如在抗日戰爭時期，國民政府喊出「十萬青年十萬軍」的口號，大量認同自己是屬於「中國」這個大團體的青年人，就紛紛參軍對日作戰，並且認為殺死日本人是理所當然的事。
我們都知道這些處境的影響力，所謂：「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在某些處境之中，不得不做某些事情，我們還有一句俗語：「屁股決定腦袋」，這句話說得更明白：處境不單只會影響行為，甚至還會影響想法。不過，我們很多時候還是相信，一個人的背景、價值觀、智慧、知識和品格等等個人素質，會決定他如何作為，我們相信智者成事、愚者誤事，做好事的是好人、做壞事的必定是壞人。我們傾向從某件事情的效果去判斷某個人的能力或者品德，卻不審察他的處境，這種傾向，往往在入世未深的年輕人身上更加明顯。但是津巴多卻認為，「處境」的影響力比「個人素質」大。
為探討「處境」到底有多大影響力，津巴多在1971年進行了著名的「史丹福監獄實驗」（Standford Prison Experiment, SPE）。在實驗中，十多個正常、健康、聰明的大學生被隨機地分成兩組，一組扮演囚犯角色、另一組獄卒，囚犯需要服從「監獄」的規則，獄卒則負責執行規則和維持秩序，這種隨機分組的設計，是要把個人素質的影響力消除，所有參加者的個人素質都相似，唯一不相似的，是他們置身在不同的處境中。實驗原本計劃進行兩星期，卻不得不在第六日終止。因為部分獄卒竟然以虐待囚犯為樂，而部分囚犯則變得抑鬱和有很大精神壓力。津巴多總結說：「處境因素，能夠把本來正常的年青人，變成病態施虐者（Zimbardo 2007）。」
在《The Lucifer Effect: Understanding How Good People Turn Evil（路西法效應：好人是如何變成惡魔的）》一書中，津巴多詳細描述了「史丹福監獄實驗」的過程。在實驗的第一天，津巴多取得當地警察協助，出動警車，直往「囚犯」的家中了「拘捕」他們，隨即把他們送到由教學大樓改裝而成的「監獄」中，所有顯示個性或身份的東西都被奪去，包括衣服、飾物和名字，換上清一色的囚衣和每人一個編號。獄卒則配備短棍、架上水銀太陽眼鏡，穿起卡其制服，向囚犯宣佈十七條「監獄規則」：囚犯必須參與集體活動、必須保持囚室整潔、必須服從獄卒指示，必須以編號稱呼其他囚犯，和必須專稱獄卒為「懲教主任先生（Mr. Correctional Officer）」…等等。起初，扮演「囚犯」的學生見他們這樣煞有介事，覺得十分有趣，紛紛交頭接耳，低聲說笑，但是眾獄卒不為所動，下令「點人數」：即是要每個囚犯輪流喊出自己的編號。大概由於喊叫編號並不困難，他們都乖乖從命。這時候他們還不知道，自己正漸漸投入囚犯的角色，他們更加不知道，「點人數」將會成為「懲教主任先生」的虐待手段。
當天晚上，獄卒宣布：「現在開始點人數，如果大家做得好的話，可以很快完成，然後休息。但是如果你們不肯盡力做到最好，我們就只能夠繼續點人數，直至天亮為止。」於是一眾囚犯就開始輪流喊出自己的編號，但是獄卒不滿意，認為他們吐字不夠清晰、聲線不夠雄壯、態度不夠真誠，於是不斷下令重點人數。偶然有囚犯抗議，獄卒就以「破壞規則」為理由，懲罰他們做伏地挺身（Push Up）和開合跳（Jumping Jacks），把他們折騰了一夜。第二日，囚犯要求跟典獄官（津巴多）見面，要投訴獄卒濫施刑罰，典獄官卻對他們說：「他們所作的事，我都知道，你們必須明白，歸根究底，是你們沒有好好合作，破壞規則在先，因此是你們逼使他們這樣做的。」眾囚犯無可奈何，只好乖乖地回到囚室。原來津巴多設計實驗的時候，主要是想觀察一般人在被壓逼的處境中如何反應，因此他縱容獄卒濫權。
在接下來的幾日中，獄卒濫權的情況變本加厲，他們勒令囚犯以歌唱、啦啦隊、倒敍等等花樣去「點人數」，強逼囚犯重覆做單調無聊的工作，又在半夜用刺耳的哨子吵醒他們，還使用分化和利誘的手段，孤立敢於反抗者。到後來，獄卒幾乎可以完全控制囚犯，他們可以隨意處分囚犯、隨意侮辱他們、使他們不敢抗命。相反，囚犯們因動輒得究，加上睡眠不足，壓力沉重，先後有四人受不了折磨，提早「假釋」（退出實驗），剩下的則普遍變得麻木沉默，任由獄卒玩弄。到了第五日，一名獄卒對五名囚犯說：「好了，留心聽，你們三個是母駱駝，到那邊去，彎下腰直至手指碰到地面，翹高屁股。你們兩個，是公駱駝，現在走到母駱駝背後，操牠們！」眾囚犯在獄卒監視下遵命而行，只是沒有真正碰觸到其他囚犯的身體。
第六日，津巴多（Zimbardo 2007）終止了實驗。他事後回憶道：「很難想像這種程度的狎弄侮辱，可以在短短五天之內發生……。他們完全知道這只是一個實驗，但是一些人還是變成了變態施虐者，其他則就手旁觀，成為助惡者；一些人在巨大壓力下情緒崩潰，剩下的則變成了行屍走肉般的盲從者（頁172）。」因此，他認為，處境的力量，足以使好人變成惡魔，他又認為，歷史上由大批平民殘殺另一批平民的慘劇，例如德國人屠殺猶太人、柬浦寨紅色高棉大屠殺、盧旺達種族清洗等等，都是極端的處境驅使一般人做出令人髮指的事。而這些極端處境，都是從不良的運作系統中衍生出來的。機構的制度、作風、目標和文化都會左右系統運作，換句話說，是機構影響了系統、系統衍生了處境、處境左右了行為。
史丹福監獄實驗展示了處境的龐大影響力，但這不是說，在同一個處境中，所有人的行為都會一樣，處境影響力雖大，卻未大到可以完全決定行為，個人素質影響力雖少，卻也不會完全消失。換句話說，雖然處境的影響力較大，但是個人還是必須為其行為負責，殺人兇手是不能以「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作為抗辯理由的。不過，如果我們想了解某人的行為，就應該先從其所置身的處境入手，然後才分析其個人素質。因此，如果我們想了解何以警察會粗暴打人，就應該先從其處境入手，然後才考慮他是否太過狠毒。
香港在流血，這時候，警察和民眾卻互相指罵，異口同聲說對方才是惡棍。但是真正惡棍，卻正躲在高處，俯視蟻民，一邊冷笑，一邊抹掉嘴角的血痕。
Zimbardo, P. (2007). The Lucifer Effect, New York: Random Hou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