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馬克思主義的危機和歷史命運
——兼評張顯揚先生的「馬克思主義：危機與反思」
文／李民騏
破土編者按：其實馬克思主義危機論由來已久，周舵、徐賁和洪振快等先生絕不是第一位，也不會是最後一位質疑馬克思主義的人。早在二十多年前，1987年在反自由化運動中被開除黨籍的自由派大家張顯揚先生就已經撰文《馬克思主義：危機與反思》來質疑馬克思主義，併合盤托出自由主義的歷史觀：他反對所謂的馬克思主義「歷史決定論」，而傾向強調主觀能動性的歷史選擇論；他認為正是「歷史決定論」導致毛澤東在社會主義年代的「獨裁暴政」，導致共產黨一黨獨大；他認為共產主義本質是反人道的，因為共產主義反對私有財產，支持暴力革命、階級鬥爭、無產階級階級專政；他認為共產主義本身只是一個意識形態先行的「人造歷史過程」。所以，張顯揚先生給中國開出的藥方是結合市場經濟和民主、憲政、人權的結合的「後社會主義」之路。張顯揚的觀點代表了很多人對馬克思主義和共產主義的質疑，所以當時此文一出，一時洛陽紙貴。而且直到今天，這個觀點依然頗受追捧。
1992年7月，時年23歲的李民騏讀到《馬克思主義：危機與反思》一文，並不同意張顯揚的觀點，因而寫了以下這篇駁論文，闡述自己當時對歷史唯物主義和馬克思主義危機的理解。他認為，直到今天，該文對於批駁自由派的唯心主義歷史觀仍然基本適用。雖然張的文章寫在二十多年前，但今日周舵等先生對歷史觀的認識，並沒有超出張顯揚的水準，而張顯揚只是在拾波普爾的牙慧而已。在作者看來，馬克思主義也有他的局限性，主要是過高估計了「消滅私有制」在實現普遍解放中的作用。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在今天依然有效，但已經不夠，還需要補充「社會文化心理批判」。作者認為，現代普遍解放只有摒棄現代化消費結構才有可能實現。而最終，要摒棄這種結構，需要克服現代社會的分工結構。無疑，作者的這些觀點與正統馬克思主義的觀點有一定的衝突，我們對此也有所保留，但破土宣導開放視野，主張多元對話，希望本文能引起讀者的思考和進一步的爭論。
對於這個上帝可以信、市場萬能論可以信，共產主義卻不能信的時代而言，共產主義是否還能作為一種理想，馬克思主義是否應該全面退出歷史舞臺，確實是一個重要問題。為了全面回答這個問題，今天破土君也公開徵集文章，也條分縷析馬克思主義、談論共產主義、以及中國的光明前路。歡迎各位網友加入討論，來稿請電郵至[email protected]。
馬克思主義在世界範圍內的危機是當代最重要的意識形態現象。這個危機的歷史背景是1950—1970年的世界資本主義長期繁榮和本世紀五十年代開始的「現實存在的社會主義」國家的長期政治危機，特別是1989—1991年「現實存在的社會主義」在東歐和蘇聯完全崩潰以後，馬克思主義的世界性危機也達到了頂峰。
在馬克思主義者中，歷來對馬克思主義的危機就有兩種截然不同的認識。一種認識認為，危機來源於不同歷史時期的馬克思主義者思想方法及其內在局限性。另一種認識認為，危機反映了人類從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到工業化社會，再到普遍解放的歷史進程的曲折性和複雜性。這也是由馬克思本人，以及後來的馬克思主義者的時代局限決定的。認識不同，藥方自然也不同，對於能否和如何擺脫或超越危機的判斷也不同。
張顯揚先生的危機觀
中國現在正以不可逆轉的態勢走上市場經濟，因而也就是發展資本主義的道路。在我們這個仍然要以犧牲絕大多數人為代價來保證整個人類發展的時代，這不能不意味著絕大多數人在這個過程中不得不經受壓抑和摧殘，不得不犧牲自己的尊嚴和價值、自己的享受條件和發展條件，來限制自己的生存條件。在自由主義改革派為效率歡呼，為勞動強度增加到極限歡呼，為破產歡呼，為失業歡呼的時期，張顯揚先生在《馬克思主義：危機與反思》這篇論文中樹起人道主義的旗幟，為人的全面自由發展而戰，自有其可愛的一面。
張顯揚先生在論文的最後一部分比較了五種不同的馬克思主義觀：他既反對把馬克思主義視為「放之四海而皆準，經之萬世而不移」的教條主義；也反對認為只要「回到馬克思」就一切問題都解決的「原教旨主義」；他反對把凡是新認識、新見解都說成自已有之的「托古改制」；他還發對把馬克思主義一腳踢開的「全盤否定」。張顯揚先生認為，只有用馬克思的方法對待馬克思主義即「批判繼承」，才是唯一可取的態度。這確是科學的見解。問題在於：批判什麼？繼承什麼？肯定什麼？否定什麼？
張顯揚先生認為馬克思主義危機的根源在於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方法：首先，經典馬克思主義的理性主義思維方式就包含了機械決定論和忽略人的能動性的傾向，又是唯意志論的根源。其次，從列寧開始就忽視了馬克思主義的人道主義核心。至史達林時代系統地實行反人道主義，完全拋棄了馬克思主義的批判精神。因此，列寧—史達林傳統馬克思主義對經典馬克思主義的背離和經典馬克思主義自身思維方式的局限性構成了現代馬克思主義思想方法的根本缺陷。
二十世紀的歷史實際上是關於兩組問題的歷史。第一組問題是：資本主義會不滅亡；如果它會滅亡，為什麼還不滅亡；資本主義有沒有改變它的基本特徵；是不是可能有一種人道的資本主義；第二組問題是：「現實存在的社會主義」是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如果是，為什麼還有官僚和特權？為什麼勞動群眾仍然被排除在政治之外？為什麼會有政治迫害和大清洗？為什麼秘密員警監視著一切？為什麼國家不是漸漸消失，而是越來越膨脹？俄國革命和中國革命是不是社會主義革命？能不能正確地回答這兩組問題，是馬克思主義自我生存能力的試金石。而馬克思主義其所以陷入危機，正是由於它未能使大多數人相信它已很好地回答了這兩組問題。
關於第一組問題，馬克思沒有，也不可能在他那個時代認識到現代資本主義的全部運動規律。正像張顯揚先生所說的，「他對資本主義的發展趨勢所作的預計，還是錯的比對的多，或者，在一個時期內似乎是對的，而隨著時間的推移又錯了。」壟斷，國家干預，資本國際化、大眾消費社會、福利國家在馬克思去世後一百年都發展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資本主義的異化在深度和廣度上都發展了，由私有制而來的異化，雖然仍占重要地位，但決不是社會異化的全部。在這方面，馬克思的歷史局限性主要表現在過高估計了改變所有制在普遍解放中的意義，同時過低估計了資本主義的生存能力。從這裡可以得出什麼結論呢？一種結論是，存在著客觀的歷史規律，但是個人對歷史規律的認識受著時間和空間的限制，從這個意義上說，不存在鐵的規律。要克服舊認識的局限性，就要重新分析客觀歷史條件。從中總結出適應新條件的新規律。另一種結論是，不存在「自然歷史過程」，歷史規律對歷史只有有限的解釋能力，大量的歷史事件取決於歷史過程的隨機性，人在關鍵時刻的自由選擇可以改變歷史的方向。這正是張顯揚先生得出的結論。
他評論說：「馬克思思維方式上的這種局限性，反映在歷史觀上，則表現為某種程度的機械決定論傾向。一方面否定歷史過程的隨機性，把歷史必然性絕對化，另一方面把人的能動性僅僅歸結為加速或延續社會在既定方向上的發展，從而大大縮小了人在歷史發展的關鍵時刻作出選擇的自由。」「正因為歷史過程中存在著這種隨機因素，在歷史發展的關鍵時刻，人才擁有選擇的自由；有時候這種選擇甚至可以改變先前看來已決定了的方向。如果不是中國共產黨人及時而果敢地抓住抗日戰爭這個歷史機遇，作出選擇，而是靠所謂「自然歷史過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怎能走上社會主義道路呢！」
如果說中國革命勝利的決定性因素是中國共產黨人抓住了抗日戰爭這個歷史機遇這一偶然事件，那麼在偶然性方面也有對中國共產黨特別不利的因素。1927年和1934年就是共產黨人在「自由選擇」過程中犯了重大錯誤的例子。正是由於偶然因素完全是隨機性的，在一個充分廣大的時間和空間範圍內，正面和負面因素就會充分抵消，「自然歷史過程」就會得到表現。在實際歷史過程中，領袖人物的判斷力、直覺、個人氣質這樣最不可捉摸卻又往往起重大作用的偶然因素。很少有總是特別偏向某一方的情況，因此最後往往是由各種長期起作用的因素決定歷史的實際進程。的確，如果當時中國共產黨人再一次決策失誤或者抗日戰爭沒有發生（從世界史角度看後者恰恰是極不可能的），中國革命的面貌當然會大大不同。但是，蔣介石政權如果不能阻止它的內部腐敗過程，如果不能對舊的社會關係徹底改造，又如何避免覆亡的命運呢？如果接替蔣介石政權的是其他軍閥集團，又如何能不重蹈覆轍呢！第三勢力在眾多軍事集團割據的情況下又有什麼力量一統六合呢？如此說來，天下不是非「共」莫屬嗎？自然，再列出一些如果，就可以完全排除中國革命勝利的可能性，這又將在多大程度上改變世界歷史進程呢？中國如果成了一個外國資本主義國家，也不會發生朝鮮戰爭，不會發生越南戰爭。但是，資本國際化大概不會停止，世界資本主義長期繁榮大概不會不發生。石油危機恐怕也不好避免。匈牙利事件、波茲南事件、捷克斯洛伐克事件也許不會有什麼兩樣。法國五月風暴、歐洲共產主義、北歐福利國家——這些歷史現象或許會變換時間和地點，但很難因此就不可能存在。蘇聯解體和美、日、德三足鼎立或許不發生在今天，但是它的必然發生決不是不可預料的。當然，如果再加上許多個「如果」，一定可以達到這樣一個程度，以至於根本改變了「先前看來已經決定了的方向」，但是，這些「如果」要都變成現實，又有多大的概率呢？的確，在具體的歷史時刻、具體的歷史地點，隨機性、自由選擇往往決定了具體的歷史方向，但這又何須否定「自然歷史過程」呢？試問，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占統治地位客觀上導致人類物質生產力的無限增長，這是不是一個「自然歷史過程」呢？什麼樣的隨機性、自由選擇能改變這個自然歷史過程呢！
張顯揚先生批評了馬克思「把人的能動性僅僅歸結為加速或延續社會在既定方向上的發展，從而大大地縮小了人在歷史發展的關鍵時刻作出選擇的自由。」這裡，張顯揚先生連續兩次不加限制地使用了「人」的概念。但是，當談到人在歷史中的作用的時候，恰恰不能不加限制地談論人，恰恰必須區別類和個體。當馬克思在一談論「加速或延續社會在既定方向上的發展」的時候，不可能是指別的東西，只能指作為個體的人在指定歷史條件下的作用。這就是我們上面所說的在具體的歷史時刻，具體的歷史地點，自由選擇決定具體的歷史方向。當這種具體的歷史方向與長期起作用的因素的傾向一致時，就會加速發展，不一致時就延緩發展。人作為類，當然可以自由選擇自己的歷史。然而，正是在普遍解放以前，人作為類卻恰恰不能作為一個聯合體自由決定自由的命運。正是由於社會分裂和存在著對抗性社會關係，才使整個人類的命運對於個人成為超乎他主觀力量之外的外在必然性。即使個別人能夠從思想上把握人類的命運，他也不能超越社會分裂和對抗性社會。因此，任何個人都無法超越自然歷史過程。因為，歷史是由無數的個人在他們各自的極其狹隘的時間、空間範圍內根據極其狹隘的動機而活動的總和構成的。正是由於人的主體性，才決定了個別的主體不可能長久決定其他主體的命運。人類是能夠自由選擇的，但只有在對抗性社會關係不復存在的時候，只有在人類結成一個自由人聯合體，因而個人對社會的普遍認識已經實現的時候才能真正實現。個人在歷史進程面前的無能為力，不是否定了人的主體性，而是人的主體性在歷史的一定階段上備受壓抑、得不到解放，因而極不發達的結果。
張顯揚先生的歷史觀決定了他批判「現實存在的社會主義」的出發點是批判思想。認為只要思想得到批判，俗界的懲罰就可以洗清。他認為，「現實存在的社會主義」作為一種歷史的錯誤，沒有建立起「一個公正、平等、富裕的社會主義社會」，「經濟發展一再受挫」，在實踐中系統把壓抑和摧殘人性，剝奪人權和自由，其根本原因在於列寧—史達林傳統馬克思主義割裂了經典馬克思主義的科學傳統和人道主義傳統，系統地貶低和排斥人道主義，以及經典馬克思主義自身的理性主義思維方式引出的唯意志論傾向。二者在實踐中都導致「漠視人的需求和人的價值」，本來，手段是從屬於目標的，制度是為人的，這在經典馬克思主義中是清清楚楚的。可是，在傳統馬克思主義中，由於忘記了人的解放這個崇高的人道目標，竟把一切都弄顛倒了；不是制度為了人，而是人為了制度，不是手段為目標服務，而是手段本身就是目標。這種顛倒在實踐中的表現，就是不斷地製造觸目驚心的事件，以及習以為常對人的需要和人的價值的貶抑。現實社會主義在實踐中的矛盾、挫折和失敗，從指導思想上看，幾乎沒有一條不是同傳統馬克思主義把最狹義的社會變革的理論和綱領獨立化、絕對化相聯繫的。
如此說來，只要共產黨的領導人改弦更張，恢復人道主義目標在馬克思主義中的核心地位，歷史的錯誤就不復存在了，馬克思主義的危機就迎刃而解了。這可能嗎？不要說共產黨的領導人，自由主義反對派又怎麼樣呢！固然他們可以呼籲人權、呼籲言論自由、呼籲自由選舉，這時人是神聖的。可是一旦走進工廠，他們滿腦袋就只有效率。罰款、紀律和解雇，嫌勞動強度太低、嫌失業太少、嫌現有的貧富差距不夠刺激，這時只有物才是神聖的，人只是為了物才存在，我們時代的反人道主義難道是偶然的嗎？難道只是某位先哲的自由選擇使然嗎？
馬克思在《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中寫道：「費爾巴哈是從宗教上的自我異化，從世界被二重化為宗教的、想像的世界和現實的世界這一事實出發的。他致力於把宗教世界歸結於它的世俗基礎。他沒有注意到，在做完這一工作之後，主要的事情還沒有做哪。因為，世俗的基礎使自己和自己本身分離，並使自己轉入雲霄，成為一個獨立王國，這一事實，只能用這個世俗基礎的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來說明。」
張顯揚先生從馬克思主義和自我異化，從「現實存在的社會主義」的對抗性社會關係背離了馬克思主義的人道主義核心這一事實出發，致力於把現實社會歸結於它的思想基礎。他發現，思想基礎使自己和自己本身分離，並使自己物件化，成為實際歷史中的矛盾、衝突和挫折，而這一切，只能用這個思想基礎的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來說明。
如果在思想領域消滅了矛盾和分裂，如果人道主義目標和科學的分析體系在列寧、史達林那裡象在馬克思那裡一樣有機地結合起來，世界歷史是不是可以面目一新呢？「現實存在的社會主義」就能由此得救呢？理想社會就會順利實現呢？布爾什維克如果不對孟什維克和反對派實行嚴厲的專政，它就要滅亡；俄國必須工業化，誰不用嚴厲的專政來保證這種工業化，它就要滅亡，布爾什維克當然可以念念不忘價值、尊嚴和人性，那就會像巴黎公社一樣，對敵人仁慈就等於自殺，布爾什維克如果滅亡，俄國就要陷入停滯，停滯會引起革命，革命會再一次提出用強力推進工業化的問題。
片面地指責「現實存在的社會主義」利用國家暴力完成工業化是不公平的，在世界歷史上，正是資本主義，正是自由社會，第一次在全世界範圍內系統地運用國家暴力和私人暴力到處打破傳統社會的巨大慣性，張顯揚先生堅持手段要為目標服務，而且目標要時時在手段中得到明白的表現，但是在達到一定的手段以前，目標恰恰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張顯揚先生嘲笑自然歷史過程，似乎靠自由選擇就可以達到人道主義的彼岸，這不是批判和超越，而是倒退到空想社會主義。這裡是沒有捷徑可走的，正如馬克思指出的：「只有在偉大的社會革命支配了資產階級時代的成果，支配了世界市場和現代生產力，並且使這一切都服從於最先進的民族的共同監督的時候，人類的進步才會不再像可怕的異教神怪那樣，只有用被殺害者的頭顱做酒杯才能喝下甜美的酒漿。」
張顯揚先生認為，馬克思主義的理性主義思維方式「在實踐中往往導致唯意志論的弊病」。理由就是，馬克思主義既然堅信自己的所作所為符合客觀規律，往往就不顧實際情況一味蠻幹。這個問題要從兩個方面分析。一方面，如果一個人對自己確信正確的東西堅定不移、努力去做，這本身無可非議，一個連自己確信正確的事情都不敢努力去做的人，不是善於「實事求是」，防止唯意志論，而是一種心理病態，患有嚴重的自卑。另一方面，如果一個人的想法明明與實際相去甚遠，卻還固執地認為自己正確，這不僅不是因為理性主義的思維方式，往往倒是不運用理性主義思維方式的結果，像「大躍進」這樣的重大決策失誤，不是不能通過理性主義思維方式預防、解決，問題在於，為什麼唯意志論能夠流行？為什麼史達林能發動大清洗？僅僅通過改變理性主義思維方式就能改變一切嗎？一個迷信直覺的超人獨裁者是更多一點唯意志論，還是更少一點呢？其根本原因在於權力不受監督，為什麼權力不受監督？不是因為列寧最初選擇了一個獨裁制，而是當時的俄國歷史必須靠從上面推動。
張顯揚先生的馬克思主義危機觀的背後是思想決定實踐的唯心史觀。由此，「現實存在的社會主義」的一切矛盾和弊病，歸根結底是由於馬克思主義者的錯誤的思想方法和錯誤的價值觀。他忘記了，思想方法和價值觀正是在一定的歷史環境中形成的。
「現實存在的社會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危機
俄國革命和中國革命是不是社會主義革命？如果不是，革命後的社會又是怎樣一種社會呢？張顯揚先生認為，俄國革命和中國革命的勝利與馬克思主義的生產力發展水準決定世界社會主義革命進程的論斷相矛盾。「或者馬克思完全錯了，社會主義革命世界進程的順序根本不取決於生產力的發展水準；或者迄今已經發生的革命並不是本來意義上的社會主義革命，那種革命還是將來的事情，這後一種解釋顯然是過於學理主義了。」張顯揚先生斷定：「迄今已經取得勝利的革命，就消滅私有制這個基本內容來看，無疑都在社會主義革命之列。」理由是，《共產黨宣言》中曾經說過：「共產黨人可以用一句話把自己的理論概括起來：消滅私有制。」這樣，馬克思主義理論就出現了斷裂，或者堅持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的基本原理，或者堅持衡量社會主義革命的標準要看是否消滅了私有制的基本原理，二者不可得善，張顯揚先生舍前者而取後者。
為什麼張顯揚先生如此取捨呢？因為這樣足以推翻馬克思的全部歷史觀，作為馬克思主義者，在對馬克思本人的論斷發生懷疑時，應該抱什麼態度呢？唯一正確的態度，是用科學的研究方法具體分析有疑問的論斷，以此求得科學的結論。馬克思作為畢生致力於人類普遍解放的偉大思想家，將社會主義視為「歷史之謎」的解答，社會主義結束了人類的「史前時期」，是對人類歷史遺留下來的全部異化現象的克服，異化的根源在於社會分工，分工的固定化導致社會對抗和必然性對主體的征服。商品生產的分工、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分工、性別分工、城鄉分工，與此相適應，分別有，個人在市場力量面前無能為力，從事精神生產和社會公共事務的人對從事物質生產的人的統治、男性對女性的統治和城市對鄉村的統治。馬克思並且講到了克服異化的歷史條件：「資本的偉大的歷史方面就是創造這種剩餘勞動，即一方面，需要發展到這種程度，以致超過必要勞動的剩餘勞動本身成了從個人需要本身產生的普通需要，另一方面，普遍的勤勞，由於世世代代所經歷的資本的嚴格紀律，發展成為新的一代普遍財產，一旦到了那樣的時候，資本的歷史使命便完成了。」因此資本的歷史使命一方面是「創造剩餘勞動」，實現物質生產力的極大增長，一方面是使「普遍的勤勞發展成為新的一代的普遍財產」，打破中世紀人類勞動和生活秩序的慣性，提高生產力是怎樣與消滅社會分工聯繫在一起的呢？首先，生產力水準的提高是以生產力社會化程度的提高為前提的。生產力的社會化客觀上為消滅商品生產的分工、性別分工和城鄉分工準備了條件。生產力的提高又以勞動者有更高的技術文化素質為前提，因此生產力的提高要求普遍提高勞動者的受教育水準。生產力的提高導致必要勞動時間的減少，從而為自由時間的增長提供了可能性，而足夠的自由時間是普遍參與公共事務的前提，後兩者又為克服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分工準備了條件。
在馬克思看來，社會主義意味著克服歷史形成的全部異化、克服社會分工。只有在資本主義生產關係下生產力的高度發達才能保證社會主義的歷史條件，沒有這樣的歷史條件，是談不上社會主義的，「現實存在的社會主義」的實際情況恰恰證實了馬克思「一切沉腐的東西都全死灰復燃的論斷，」商品生產的發展和氾濫，國家機器的擴張和公共管理的金字塔系統，禁欲主義的兩性關係政策，日益發展的地區差異，這就是「現實存在的社會主義」。難道這就是我們所追求的社會主義？這就是普通解放？承認這是社會主義與不承認這是社會主義，哪一個更像「學理主義」？
全部問題在於，俄國和中國在歷史上是從一種完全不同於歐洲封建社會的生產方式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這就是馬克思所說的「亞細亞生產方式」，「亞細亞生產方式」的特點是國家佔有土地——古代和中世紀的主要生產資料，因而國家在社會再生產中起著決定性的作用。與封建社會不同，「亞細亞生產方式」自身不具備資本主義成長的條件，只是在外部壓力下，資本主義生產關係才在本國政府扶植下成長起來或者由外部輸入，因此，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嚴重地依附於外國資本和本國的舊社會關係，資產階級自身不具備力量徹底清除舊的社會關係，資本主義的發展被束縛，社會停滯導致社會矛盾激化，資本主義向世界範圍的擴張客觀上把兩個「亞細亞生產方式」的大國改造成了革命的火藥桶。印度則由於完全殖民地化走上了資本主義道路。
僅僅有社會危機還不足以構成革命，革命的客觀方面必須補充以革命的主觀方面，即革命理論。這樣的革命理論在政治上應該是反對資產階級的，在經濟上應該提供一種不同於資本主義的經濟模式。因為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資產階級自身不具備領導完成對舊社會的革命的條件，而取得勝利的下等階級當然不可能接受資本主義，在這種情況下，馬克思主義正應其時，或俄國和中國被壓迫群眾奮起革命的指導思想。
馬克思主義是馬克思結合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歷史，總體綜合思考的產物。它的經驗基礎是在與俄國革命和中國革命完全不同的，在時間和空間上廣泛得多的歷史環境中形成的。它的歷史使命是指導人類實現普遍解放，俄國革命和中國革命確是「亞細亞生產方式」面對外部資本主義壓力的社會反應，是一個特殊歷史進程。革命的歷史作用是完成國家工業化，馬克思主義與這個特殊歷史進程相結合自然會產生與它的一般歷史使命截然不同的後果。
在實際歷史進程中，有一些情況模糊了馬克思主義在兩種不同的歷史環境中的作用的差異。首先，馬克思本人將社會主義等同於「消滅私有制」。在馬克思看來，資本主義既然能保證生產力增長到足以實現社會主義的水準，消滅私有制自然包含著一切異化。但是，馬克思沒有考慮到一些國家由於結構性障礙不能順利實現資本主義的發展，結果就不得不走一條非資本主義的工業化道路，在這種歷史條件下，消滅私有制只是工業化的一個社會條件，距離普遍解放還相隔整個一個時代！第二，俄國和中國的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和現代工業都有了一定程度的發展，因此，可以看做是「社會主義的物質基礎」，並以此與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是資本主義發展的產物」的論斷相吻合。第三，「現實存在的社會主義」普遍實行了計劃經濟，在初期，由於計畫的協調克服了過去經濟中遺留下來的許多不合理因素，經濟取得了巨大增長。另一方面，在革命中，勞動群眾爭得了包括充分就業在內的廣泛社會權利，這些都似乎證明了馬克思主義關於未來社會的預言。
「現實存在的社會主義」存在時期的歷史環境是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分工仍然存在，同為腦力勞動內部的分工又深化了，社會整體教育能力（生產力水準所要求的）的有限性，不是以保障每一個社會成員都得到平等的高水準教育，社會必須把有限的高水準教育分配給根據一定選拔過程篩選出來的幸運兒。教育上的不平等，決定了只有少數人才有資格從事公共管理和創造性活動，工業化進程又導致對專業技術人才的需要大大增加，這決定了腦力勞動者中大部分是從事技術性很強的專門工作，因此就從綜合管理部門中排斥出去了，分工在這兩方面的發展是等級管理制度的物質基礎，等級管理制度的人數由少向多的少數人集團逐級壟斷由上而下的管理職位為前提，因此，本身就排斥下級監督和參與上級的活動，這樣，管理職位的壟斷者集團就可以為自己謀取物質和文化的特殊利益，這種特殊利益隨著管理職位的升高而向上層集中，所有管理職位的壟斷者構成特權官僚集團，他們的特殊利益以對勞動群眾的統治為基礎。特權官僚集團與勞動群眾的利害衝突構成一方面的矛盾。另一方面，因為特殊利益集中在上層管理職位，由此引起了特權官僚集團內部爭奪有限的上層職位的鬥爭，與此相適應，在特權官僚集團內部形成了錯綜複雜的矛盾關係。
共產黨一旦由革命党成為執政黨，就為既有的分工結構俘獲。如果黨內大多數黨員保持著理想主義氣質，特權官僚集團的內部和外部矛盾就得不到發展。管理系統可以運轉良好，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個人主義者必然佔優勢，官僚制度的運動規律越來越充分地得到表現，生產場所的對抗氣氛增強了，勞動熱情下降，計畫不再是科學計算的結果，而是特權官僚集團內部不同利益集團力量均衡的產物，經濟增長失去勢頭，使群眾不滿積蓄起來，社會矛盾增長要求加強鎮壓機關的力量，特權官僚集團與勞動群眾的關係越緊張，越要求嚴密控制社會的各個領域，堵塞不滿的聲音。
矛盾的增長並沒有顯著地改變流行的看法：「現實存在的社會主義」就是馬克思主義者所要建立的社會，社會主義不可能是別的東西，把俄國革命和中國革命看做是社會主義革命，這是執政的共產黨的全部合法性所在。既然「現實存在的社會主義」已經是一個沒有剝削和壓迫的無階級社會，從「現實存在社會主義」到未來的共產主義就只有量變，不會有質變，不會有革命。如果不是這樣，那麼一次未來的革命就不可避免，革命物件不可能是其他東西，只能是現在執政的共產黨，執政的共產黨的內在矛盾在於它的自身統治利益在於維護現狀，讓人們相信現狀是永恆的，而它藉以取得合法性的社會政治理論卻充滿了革命性和批判性，其徹底思考勢必導致對現狀的否定，因此，閹割、歪曲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解，磨去它的鋒芒，把它改造為標準的教義問答，就成為特權官僚集團內在利益的要求。
馬克思主義是一個如此博大精深的學術體系，馬克思本人受黑格爾的影響，用詞晦澀艱深，這就使整個馬克思學說好比一座巨大的迷宮，只有極具毅力和調查力的人，才能順利走出來，客觀上就為斷章取義和實用主義的詮釋保留了很大餘地。東方知識份子缺乏謹慎分析的科學主義傳統，很大程度上導致辯證法和相對主義混淆不清，唯物論和機械論混淆不清，因此，執政的共產黨不必費很大困難就是以把「現實存在的社會主義」證明為就是馬克思主義原意中的社會主義。至於理想與現實的一些明顯差異，比如商品生產，那正可以說明馬克思的時間局限性和執政的共產黨對馬克思主義的發展，所謂是否違背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實際上是以對「現實存在的社會主義」是否有辯護性為標準。
在等級官僚制度的打壓下，一般勞動群眾很難超越單調、貧乏的日常生活取得對社會的深刻理解，他們看透了特權官僚集團的許諾和所標榜的道德的虛偽性，但是他們不能理解這種虛偽性的根源，而是發展為社會責任的衰落，個人主義的增長，將虛偽性看做來自社會主義思想本身，對知識份子來說，一部分由於馬克思主義的高度抽象性、複雜性，一部分由於官方的偽科學的證明，妨礙了大多數知識份子將自己的批判奠定在馬克思主義基礎上，而是走上了片面的思想批判的道路，這樣，「現實存在的社會主義」的矛盾直接表現為馬克思主義的矛盾，「現實存在的社會主義」的危機直接表現為馬克思主義的危機。
在對抗性社會關係中，個人失去了對社會的理解和控制，社會力量集中在國家身上，國家對個人表現為無所不能的統治力量，因此，在對抗性社會關係中，必然流行一種意識，國家可以按照自己的意願任意創造社會，國家創造社會的思想基礎是國家的官方意識形態。這樣，對社會批判就要歸結於對思想的批判，這種國家拜物教就是一切唯心史觀的根源，也是現在流行的對「現實存在的社會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批判的根源，但是，國家並不是任意創造社會，而是在一定的歷史環境中創造社會、國家自以為萬能，實際上只有在它符合歷史法則時才是萬能的，因此思想的批判應該還原對特定歷史環境的批判。
「現實存在的社會主義」的危機和馬克思主義的危機的關係就是：馬克思主義作為一種關於人類普遍解放的科學學說，在它所依託的一般歷史環境的一切可能性充分展開以前，遇到了在特殊時間和空間範圍內發生的一種特殊歷史進程，當這種特殊歷史進程的合理性不復存在以後，由於歷史條件對人的思維方式的限制，馬克思主義的自我證明受到破壞，表現為馬克思主義的危機。
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命運
馬克思主義既然是一種社會解放學說，它的歷史命運，歸根結底，取決於人類向普遍解放過渡的前景。目前，世界馬克思主義危機的發展是不平衡的，馬克思主義知識份子在蘇聯、東歐和中國嚴重受挫，在發達資本主義世界，拉丁語各國的馬克思主義衰落了，但是英國、美國和日本的馬克思主義知識份子的隊伍卻在增長。馬克思主義的危機一部分是知識性的，即在解釋世界歷史進程方面的困難，但主要不是知識性的，而是社會心理性質的，即彌漫社會一切階層的對馬克思主義的不信任情緒。社會心理障礙實際上是由今天在實現普遍解放方面的困難引起的，現代社會的表面的穩定性妨礙了人們的批判意識，因此，有必要分析今天普遍解放的條件和前途。
從普遍解放要求極大的物質生產能力和普遍的高水準教育來看，今天的發達資本主義世界仍是最有條件實現普遍解放的社會。一方面，由於現代生產力的高度技術性和綜合性，客觀上要求發達資本主義社會向勞動者提供高品質的教育，使他們具備必要的抽象思維能力和創造力。另一方面，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將勞動者限制在專業性很強的狹窄工作領域，工作的單調和貧乏與日益提高的受教育水準產生的衝突造成了普遍的壓抑和心理缺陷，從而蘊育了極大的社會心理不穩定，成為潛在的爆炸力量。
這股有待發洩的精神能量在一定程度上被發達資本主義社會自身吸收了，吸收的手段就是發達資本主義的消費方式。資本主義社會在社會生活中表現為居民生活水準的巨大差距。統治階級的生活水準對被統治階級起一種示範作用，誘使被統治階級的成員將自己剩餘的精神能量用於追趕上層的生活水準，但是這對被統治階級成員並不是普遍適用的，其中大多數人在這個過程中會失敗，並產生一種挫折情緒。發達資本主義社會最主要的成功在於公司企業的市場行銷技術和有關的物質和人力投入發展到了資本主義歷史上空前的水準，資本主義企業不銷售就滅亡，在壟斷資本占統治地位的時代，這條法則也最嚴酷地得到體現。為了將銷售量發展到極大，就要系統地改變整個社會的習慣消費心理，使人們消費原本不願消費的東西。合理的消費應該是滿足合理、安全和藝術審美的要求，但是發達資本主義社會依賴對心理健康有害的刺激引誘消費者購買，消費就越來越傾向於是為了滿足各種畸形的受刺激的欲望，公司企業的產品通過這種方式銷售出去了，勞動群眾的潛在能量在消費浪潮和為了消費的工作浪潮中被吸收了。
但是，這種狀況是不能長久維持的，正是由於發達資本主義的「大眾消費社會」不能真正給勞動群眾提供積極的、健康的、有價值的物質消費和文化消費，教育水準日益提高的勞動群眾日益不能以「大眾消費社會」中得到真正的滿足，壓抑、無聊、苦悶日益成為一股心理狀態，發達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是生產力的高度技術性要求實行普遍的高水準教育，和資本主義消費方式自身不能有效地滿足越來越帶有藝術性和創造性的勞動群眾的文化心理要求。
心理滿足的破壞削弱了工作動力和勞動對資本的隸屬，動搖了資本主義生產的基礎，經濟停滯又限制了勞動群眾從物質消費中能得到的滿足，加重了文化心理危機，這種惡性循環只有通過建立一個合理組織的為了使用而生產的自由人聯合體才能打破，只有取消既有的社會分工，讓消費回歸合理範圍，大大減少勞動時間；由高水準教育提供被現行生產方式壓抑的巨大精神能量，才能以創造性的方式充分湧流。
現代的發達資本主義社會在物質生產能力上已經完全具備了普遍解放所必需的條件，發達資本主義社會實現了物質上的空前豐裕，這種豐裕程度足以滿足社會合理的物質消費要求而大大有餘，但是，發達資本主義社會中形成的畸形社會消費結構竟然使現有的物質生產水準都不能充分滿足社會消費需要，如果這種社會消費結構有了革命性的轉變，又通過合理組織社會生產使現在閒置的生產設備和勞動力得到利用，勞動時間就可以大大減少，如果改變社會消費結構可以使社會必要產品減少十分之一；節約國防、金融、法律、保險、廣告等屬於對抗性社會特殊需要的開支，可以使社會必要產品減少五分之一；充分利用現有生產能力和勞動力可以使生產力提高五分之一，這樣，現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勞動時間馬上可以減少百分之四十，這就意味著個人勞動時間從現在一般的每週40小時減少到24小時，增加的閒暇足以保證一般勞動群眾普遍接受高等綜合性教育，形成必要的抽象思維能力和藝術修養，廣泛參與公共事務和創造性活動，因此，目前普遍解放的困難不在於物質方面而在於社會心理方面，在發達資本主義社會中形成的占統治地位的社會心理如何能被一般勞動群眾拋棄呢？馬克思主義作為現代社會唯一徹底和完整的批判理論，責無旁貸地負有探索和指明向普遍解放轉變的機制的歷史使命，只有指明這種機制，馬克思主義才能超越危機，重塑自己的歷史合理性。
發展中國家由於它們的歷史境遇面臨的問題要更複雜，一方面，它們的物質生產能力是不足的，與發達國家不同，它們必須完成大大增加自己的物質生產能力的歷史任務。另一方面，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社會消費結構對發展中國家起一種示範效應，誘使發展中國家的居民盲目模仿發達資本主義社會的消費方式，這造成了兩方面的有害後果：首先，由於為了實現普遍解放所需要的物質生產能力，比現在的發達資本主義社會已經達到的水準低，所以發展中國家過渡擴張物質生產能力意味著在環境、資源和文化方面付出過大的代價。
單純從物質條件看，地球現有資源要負擔全部五十億人口，按現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一般生活水準消費是絕對不可能的。其次，發展中國家居民的超前消費，又妨礙了這些國家迅速提高物質生產能力，因此馬克思主義的另一個時代任務，就是為現在的發展中國家指明一條通向普遍解放的、合理的和人道的發展道路。
馬克思的經典馬克思主義是不足以完成這兩方面的時代任務的。這就是馬克思主義危機的知識性方面，即由於歷史上的馬克思主義學說在時間和空間上的局限性，不可能有力解釋現代世界的一切新發展、新變化危機的知識性方面。不同於危機的社會心理方面，後者在現代社會反復的矛盾展開中，就可以轉變，並重新引起批判心理的增長，而對現代社會批判心理的增長總是與對馬克思主義關心的增長聯繫在一起的，而危機的知識性方面只有靠馬克思主義的自我揚棄來克服。
馬克思由於兩個原因過高估計了「消滅私有制」在實現普遍解放中的作用。第一，馬克思像他同時代的大多數思想家一樣，抱著強烈的歐洲中心論的思想方式，以至於有時自動地將歐洲的發展道路等同於世界歷史的一般發展道路，因而完全忽略了非資本主義工業化道路的可能性。第二，在馬克思的時代，國家在成熟的自由資本主義經濟中起的作用微不足道，且有遞減趨勢，馬克思沒有預見到國家在資本主義社會再生產中發揮不可替代的作用的時代，因此，馬克思低估了克服國家的異化在實現普遍解放中的重要性，而簡單地將克服私有制的異化看做對一切異化的克服，正是由於將社會主義與「消滅私有制」劃等號，在理論上預備了「現實存在的社會主義」的歷史悲劇。
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的批判集中了「政治經濟學批判」，主要致力於說明資本主義作為一利物質生產方式的不合理性。「政治經濟學批判」今天依然有效，但是在向普遍解放過渡的時代急需要指明轉變機制的時候，這已經不夠了。現代普遍解放只有在絕大多數勞動群眾能夠從普遍的文化心理危機中覺醒，徹底摒棄現代化消費結構時才有可能實現。教育水準的普遍提高可以加劇文化心理危機，但是不能自動實現覺醒，促成覺醒有起於「社會文化心理批判」，在這方面，要求馬克思主義廣泛吸收現代心理學、社會學、人類學的全部成就，法蘭克福學派代表了「社會文化心理批判」的先驅，但是，法蘭克福學派矯枉過正，排斥歷史唯物主義，不能認識到現代文化的矛盾根源在於社會分工，正是通過克服社會分工才可以克服文化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