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改革建议书”行动日记(3)温和、严守法律给执政者做守法的表率
18日的“路演”顺利安全完成，19日晚10点，我给原来有意向参加民主活动的几位深圳朋友发了短信“明天上午有民主活动，如方便欢迎光临，集合地点：福田区新闻路深圳特区报后门，10点整”
**活动前沟通**
第二天早晨，不包括我和杨勇，来了6位朋友，人到齐后，就活动内容与大家进行了简单的沟通，包括“今天坐到这里的，几乎都是追求民主、追求国家进步的朋友。但国家的改革和进步是等不来的，只有我们自己站出来争取，才会有可能成为现实”“争取国家变革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个人认为，目前情况下，如果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可以做到有效的争取，我们将尽可能的守法去做这个工作，这样才会具有持续性，社会付出的代价才会最小。”等。
然后告诉大家今天的活动内容是就“国家改革建议书”征集市民意见，同时相应的就“中国应该实行的制度和改革方向”展开调查。然后就“国家改革建议书”如何形成和内容及反复考量等给大家做了解释和交代。
我拿起“国家改革建议书”翻到最后面的深绿色小块，说：“呼吁今天参与相关活动的朋友们守法、温和非暴力的来应对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我们要为执法者做守法的表率，做对比！”“如果出现状况，请大家保持冷静，由我一个人出面沟通，如果遇到执法者素质较低，大家也请先选择忍耐，尽可能避免没有必要的冲突”
说完活动内容后，我说“严格意义上讲，我们这些活动内容是合法的，在法律层面是经过精心量度过的，但不排除政府不这么认为，被警察抓起来的可能也有，如果有不方便参加的朋友，可以选择现在退出，尊重个人选择。同时如果被警察带走，如实讲述，因为我们整个活动都是公开透明的，我们做的事情也无须隐瞒。”
除了一位朋友说：“家里小孩才一岁，我不敢参加”，大家对他的选择表示理解和尊重。剩下的朋友都没有异议，然后就出去照了个合影，然后向路过的市民发放“国家改革建议书”和进行调查签名，包括：杨勇、田宇巍、陈巨峰、李玮、孙务光、谢潇英和我。
**警察来了**
活动进行了半个小时，路过的市民多数很感兴趣，还有市民看到我们做的事情，表现出很激动，就在现场交头接耳的进行讨论。
当天还安排有下一个活动地点，所以活动进行了半个小时，我们就收起支架和DV等准备离开，当我们收好正要离开时，来了一队警察将我们围住，要求到派出所进行调查。
本来有序的场面顿时混乱起来，很多市民围了上来，很多人对警察的做法表示很强烈的不满，一位住在楼上的老先生直面警察说：“他们这样做有什么不行？有什么不好？哪条法律规定了他们不能这样做？”。人们纷纷指责警察，包括其所谓的影响治安，人们说场地很宽，你们没来之前很有序，你可以看你们路边设置的录像头；在我身旁，一位清洁工不敢对着警察说话，但也低着头对着地面大声地“嘀咕”：这样有什么不好啊？
当时活动的主要参与者都表现出了冷静，被警察围在中间，我向带头的警察表示不想跟他们去派出所的想法，我举起手中的牌子，现场很多市民拿出相机和手机进行拍照。
**派出所里**
十几分钟后，警察表示必须跟他们去派出所的态度后，我们跟着他们上了警车。到派出所不久，从公安局来了国保的几个人。
我和杨勇还说，如果早走几分钟就好了，这样把下一场活动都耽误了。后来在派出所里从那个所长的口中才知道，他从开始就穿着便衣全程监视着我们的行动，就是等着我们想“逃跑”的时候宣布“抓人”的。
在派出所中，虽然警察开始阶段表现出一些语言暴力和不恰当，但整体平静，按法律程序给每个人做了询问笔录。后来，他们说询问笔录程序不对，要求我们再做一份，我们大家也配合他们重做了。大家一致的看法是，如果警察能做到严格守法，我们还做这些事情干嘛，所以对他们后面才补足手续给与理解和配合，毕竟他们能想到补足法律手续，这也是积极的一面。
询问笔录问我的问题较少，那个国保的队长问我：你们是怎么认识的？我告诉他有几个参与者一面之缘都没，大家都是为了推动共同的理想一起站出来的。以他惯常的想法，可能很难理解参与者的勇敢和坚定。他问你印材料花了多钱？我说几百块。他说在哪印的？我说忘了，你们没必要祸及无辜(冲他笑了下)。他说是谁组织策划的？我说是我(这也是此前给大家沟通好的，给他们明确责任人，如果他们万一耍流氓，使总体的代价和损失也最小)
**另外的交待**
不过，中间也有一些需要交代的事情。
一个是一直从事维权的谢大姐，可能开始在沟通的时候谢大姐还没到，因为对警察的恐惧和警察的态度问题(当然主要责任者是我，下次一定避免)，和警察有一些冲突。
当然，这些冲突也很快暴露出了警察的“厉害”面目。
谢大姐很单纯，到派出所还打警察投诉电话(据警察讲，他们现场有录像，希望他们能保留完整录像)，还要打电话给电视台，被警察抢走手机并想往地上摔，导致图像无法显示。
我劝谢大姐不要打，说：不要给他制度内投诉，那可能基本是忽悠你的，说不定因此回去要给他发奖金了。
谢大姐对警察说：“反正权在你们手里，你们想怎么用就怎么用。”那个穿着便衣负责侦查的所长冲上来说：“权就在共产党手里，这句话是我说的！我是这所长！”，还说：我在那站半个小时没说一句话，一直监视着你们的。
其他参与者说：录下来。一个警察讲，我们现场有录像。我说：请你们确认录像机正常工作，保存好现场录像。
还有一个就是，要求重做笔录时，他说就加了一句“出示了工作证”，但不让我仔细再读一遍和原笔录对比就让按手印，我感觉很奇怪，一直没发火的我就此追究起来，那年轻警察开始说是国保的头让弄得，后来支支吾吾，我在派出所跟着他，要看看到底做了什么“更改”，后来僵持了快一个小时，在我坚决要求下，那年轻警察给我看了两份，我发现有十多处与此前按过手印的那份完全不同，而且上面的内容很容易成为被构陷的内容。我当面指责他为啥这样改，他说不上来，到后来，他说是他搞错了，笔误。
后来他又打了一份没有“笔误”的，我配合他们又按了一份手印。这时和国保的队长通电话，他说你在派出所里跟大爷似的。我说我是尽可能的配合你们，但你们加进没有的内容，存在构陷隐患和风险，我肯定就不能配合了，是你们先“笔误”的，你停止或让我看不到“笔误”，我还会配合你们的。
这里，我们对他们宽容和理解的同时，也要保持足够的警惕，在派出所里据陈巨峰讲，那个国保的头临走时给那个警察耳语了一阵。虽然我们不能就此说他们有构陷的图谋，但保持相当的警惕和严谨是必要的，在正常渠道“治理”不了我们的时候，“构陷”耍赖的可能也随时存在。依法治国现在离我们还有距离，胡主席的“正路”还做不到令人信服的“依法治国”
**警察也渴望尊严**
后面又让我们补了通知家属但实际没有通知的书面材料，大概晚上7点多，放我们回去了。我们问他们搞活动的东西能拿走不，警察先说只能拿走相机架、展板架等。我们说好吧，请把其他“没收”的东西给我们开个条子吧，那警察打了一个电话请示了一下，说你们都拿走吧。
临走时，那个年轻的女警察对我们说：“其他派出所我不知道，但据我所知，我们派出所是守法的。”，我们对她说这句话非常的理解，派出所的警察们都看到了我们材料后面印的“公开透明、积极合法：呼吁参与相关活动的朋友们守法、温和非暴力的来应对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我们要为执政者做守法的表率，做对比！爱民主，就请呵护它！”，这位年轻女警察是为她人性的尊严，为她所在派出所的尊严说的这句话，一直以来都非常理解他们这种矛盾、痛苦的心理。
我们姑且不说她说“其他派出所我不知道”这上半句话里所表现出对警察的不自信，就是下半句“我们派出所是守法的”，也是暂时做不到的，因为就在几个小时前，他们所长豺狼般的冲着谢大姐的怒喝，和他们抢过谢大姐正在打投诉电话的手机，没有看到守法。所长说监视了我们很久，询问笔录上却非要写上“接到市民报警”，真相都无法保证，还何谈依法，不过我们对此表示理解。
在派出所期间，我和那个“豺狼”般的所长聊了下，感觉他是一位非常善良和正义的人，为何如此善良和正义的人必须扮作豺狼般？为何警察们连起码的尊严都无法维持？为何如此多的人生活在痛苦和互为矛盾的双重人性之中，皆因那所长的那句话：“权就在共产党手里，”；皆因党的至高无上，而不管是对是错；皆因制度！(深圳李铁，2008年12月18日完成)附：可以协助在当地搜集人们就“国家改革建议书”反馈意见的朋友请联系13823636390李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