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主義中國對「婦女」的政治化】
文／白露
20世紀初期，中國共產黨承擔起組織婦女運動的職責。黨內關於如何稱呼革命實踐中的主體婦女的辯論實際上持續了數十年。在中國共產黨話語體系中，非傳統的、大眾化的、政治主體「婦女」，最終取代了儒家遵循禮儀的「婦女」和情欲化的主體「女性」。在毛澤東主義的修辭中，「婦女」是指一個國族化的主體，它代表著所有政治上合格或正派的婦女整體。在毛澤東主義國家中心話語中，「婦女」被重新定位：首先被定位於國家的範疇之內；然後，通過革命社會實踐的神奇之力和意識形態的換喻之法，被置於現代家庭的範疇之內。換言之，毛澤東主義推翻了「男主外、女主內」的陳舊習俗。它設想出一個國族女性——「婦女」，她直接參與到社會革命和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國家進程中，由於她作為國族主體的成就而促使家庭現代化。像大多數國家一樣，中國也一直在調整性別規範和準則。但是，當毛澤東思想不斷加強了與這些詞語誤用的聯系時，如：「國家」（民族或國家，根據背景而定）、「家庭」、「男性」（現代男性）和「女性」（所有這些都既是新詞也是新的社會構成），現代修辭（一個現代規範體系）被賦予了政治權力。毛澤東主義的「婦女」作為宏大話語群體中的一份子，與其他現代的國家普遍範疇如「工人」、「青年」、「無產階級」這樣的詞語誤用並存。也就是說，「婦女」構成了自20世紀30年代末到80年代鄧小平時期的「名稱體系……」的一部分，「利用這一體系」，黨的「權力機構調整（過）了所有重要的社會關係」。對比之下，「女性」在毛澤東主義國家理論中被重新分類，意味著對「婦女」的規範性的顛覆，至少在理論和政治方面如此。「女性」不再是一個表示女人的普通詞語，它意味著一個被「西方化了的」、「資產階級的」、個人主義的、情欲化的女性氣質。這種情況一直延續到「文革」後的改革開放時期。「文革」後的改革和市場經濟社會主義，見證了女性主義對性別差異優先權的重新關注，並目睹了它向早先提出的主體理論的回歸。
對性別二元男/女，以及符號婦女或「女性」，從來都不是無異議的。卡羅琳·布朗（CarolynT.Brown）生動地展示了魯迅的觀點。魯迅批評了最初的表達方法，他認為：現代中國婦女的物質身體，已經成為一個有意義的、無法正當承載所指的寶庫。中國共產黨理論家向警予，就她所看到的對中國新婦女——「女性」——完全不合理性的爭論進行了社會批評。出於對國際馬克思主義原理的理解，她提出了將「婦女」替換成為女性整體的名稱。向警予隨即把「女性」歸類為資產階級的產物，她在20世紀20年代早期的評論，為以後數十年的共產黨理論研究奠定了基調。不管怎樣，向警予的早期共產主義「婦女」重返現代理論，采取的是與有性的「女性」同樣的方式，把它帶入知識分子對社會理論的重新編碼、應用和再闡述中。在傳播過程中，共產黨人、社會主義者和社會科學家，系統地運用晚期帝國儒家的集合復合詞「婦女」來代替社會理論中的「女性」。資產階級社會科學、政治權利理論和左翼知識分子認為，在極有價值的19世紀父系理論中，也有現實主義小說中宣示的性別本質主義成分。但是，啟蒙社會理論家有自己的批判體系，它強調社會的生產性質，因而強調歷史和制度上的目的論更甚於對生物起源論的有機體構造的重視。所以，與「女性」不同，馬克思主義的「婦女」在革命實踐中、在未來世界歷史目的論將要產生出的歷史婦女中找到了自己的理論參考框架。
倍倍爾《婦女與社會主義》的中譯本是以這種方式運用「婦女」的基本例子，其信徒般的語調、把「婦女」當作一般社會革命的傑出形象而進行運用，都離不開最初就吸引了中國馬克思主義者的婦女與社會相結合的系統理論。後來的中國共產黨理論包括了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列寧的《蘇維埃政權與婦女地位》、《國際婦女節》和《論戀愛自由》以及斯大林的《國際婦女節》。「女性」的詞語誤用，在眾多理論著作的翻譯浪潮中，驗證了性別二元模式的重要性。共產主義的「婦女」依據其他一些理論，將婦女主體置於社會生產和置於家庭生育中同樣的程度。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婦女」在一個被眾多理論——諸如歐洲馬克思主義生產模式、歷史目的論、階段學說、國家/社會和低級/高級結構的二元論，當然，還有國際性的話語參照體系——包圍的框架中成型。
20世紀30年代後半期，日本軍隊進軍中國，占據了滿洲和一些通商口岸，隨即把軍事力量擴張到中國其他更多地方。國家存亡問題動搖了資產階級聯盟，無論是在「白色的」國民黨或國家主義黨中還是在共產黨陣營中，都是這樣。一旦右翼承認救國的話語是左翼的特殊領域，社會主義的「婦女」便取代了「女性」。反動的右翼分子不再參加暗淡殘存的女性主義權利論爭，將婦女運動消解於「女性的奧秘」中。社會主義和共產黨的政治動員，在戰略上把「婦女」當作一個戰術目標，並最終找到了把婦女拉入到抗日戰爭和社會革命中的方法。它把「婦女」重塑為中國的第三種因素或三角式範疇，斡旋於現代國家和現代家庭之間。20世紀20年代末和30年代，在許多領域中，毛澤東主義的中國共產黨日益把地方範疇因素嫁接到關於社會生產/人類繁衍的國際馬克思主義婦女理論中。共產黨短暫的國家規劃（短暫的意思是：在那些年裡，中國共產黨迫於來自日本軍隊和國民黨軍隊的軍事壓力放棄了根據地，於20世紀30年代末開始了前往延安的長征）使中國馬克思主義的「婦女」變成了一個政治實踐的範疇。
在這個過程中，倍倍爾和其他西歐馬克思主義著述中地位顯著的一般女無產者放棄了理論的中心地位。取而代之的是，中國理論實踐把參與各種各樣群眾動員的農村婦女安置了進來。中國共產主義解放運動中沒有舊時西方婦女主體的位置。用另一種方式來表達：婦女這個邊緣化的符號群體，進入了獨立的地方政治。例如，江西蘇維埃政權（1930-1934）把符合下列標準的婦女當作政治主體對待：十四歲以上的；被從童養媳、妓女和女奴隸制度中解放出來的；從家庭暴力中得到救援的；身上沒有「封建主義」記號（纏足穿耳）的，以及在解放的政治實踐中把自己稱為「婦女」的。除了農村日常田間勞動和鄉村社會交際（她按照計劃和保護法從事勞作），婦女主體存在於整個政治範圍之內。尚未發展完善的官方機構關心她的福利並保證她的婚姻自由。一些政治網絡如勞動婦女代表大會發揮作用，使她的政治觀點合理化。毫無疑問，這個作為主體婦女的符號中心，就是努力宣傳「婦女節」的成果。
在臨時政府領導時期，「婦女」話語發揮著早期群眾路線的作用，允許活動家、黨中央委員會和農村婦女發出各自不同的聲音，並為當地人民開辟了一個廣泛的身份確立空間。她們是「青婦」、「被虐待的童養媳」、「大貧苦勞動婦女」、「農村中的勞動婦女」和「女工農婦」。這一時期，各種類型的「婦女」甚至都進入了國家話語主體，成為法律、意識形態和組織機構的副產品。恰好是在1949年以前，這一「路線」還沒有鎖閉政治的打算。因此在蘇維埃政權內，「婦女」似乎占據了一系列的主體位置，超出了家庭和封建主義範圍。對於像丁玲這樣的馬克思女性主義者來說，這是進行解放實驗的陣地。正像一份文件記載的那樣，農村婦女不懂得要為解放進行動員，必須向她們解釋階級鬥爭的勝利與婦女解放有什麽關係，必須教育她們懂得自身利益是和國家而不是和家庭聯繫在一起的。
因而，意識形態標準中理想的人選是十八歲到三十五歲、有初等文化的健康婦女。她能夠打破家族觀念，將之轉變（即使當國家號召時去做）為政府服務。她被期待著出於「本身利益」為個人「權利」而奮鬥，通過基層群眾組織工作來「表現」自己。這些文本中遇到的「婦女」，似乎從沒有理解「婦女本身利益」意味著什麽，直到宣傳員向她們詳細具體地解釋了這些權利。換言之，婦女在理論上擁有的自然權益，必須先經由招募、教育、培養和動員這些行動記錄下來。「黨的組織範圍」內是「婦女」恰當的領地，在那裡她通過選舉、動員和各種組織實踐，使自己在中國共產黨的政治空間中持續存在下去。20世紀30年代末和40年代，毛澤東主義經常闡釋「婦女」，總是保留了它的中央集權傾向。因而，20世紀40年代初出現的套話陷入一個提喻式的交換過程：在政治話語中兩個互相關聯的目標——「國家」和「家庭」——之間進行交換。後期蘇維埃和延安式的實踐通過一些政治程序，強調「婦女」的產生應在女人和男人共同生活的政治化的家庭關係範圍之內，而不應把獨立的「婦女」定位為封閉的家庭範圍之外的政治主體，就像較早前做過的簡單實驗那樣。
1943年之後，中國共產黨的路線轉向了家庭本身的改造。到了1947年，毛澤東的國家政策，與其他地方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和社會主義實踐截然不同，已經轉向了再造家庭，它們以「家庭」的形象出現在這些文本中。如，朱富勝家庭會議上的說教，對待家庭政治的「歷史」，就像是一個黨的史學家在記錄一次中央委員會的會議。這本有教育意義的書發表於1949年，它起到了塑造新公民的作用，在受過教育的女親屬中所產生的作用，和陳宏謀的文本非常相似。朱家的女人們雖然受壓迫，卻沒有「民主生活的習慣，不知怎樣說，問一句、答一句」。在朱富勝向她們解釋了民主程序之後，她們一起努力，把一個「家長專制」的家庭轉變成了一個「民主家庭」。在隨後的幾個月中，家庭成員制定了政治民主政策，例如「自我批評」、針線布匹的家庭生產、針對所有當時中國共產黨提倡的家庭生產活動制定出計劃。朱家的說教很好地展示了中央集權政治實踐如何滲透到家庭關系中，通過民主的修辭方式，把「婦女」置放在經過改造的中央集權制家庭或核心家庭中。
修辭意義上的婦女在家庭中出現，需要一個以政治語言重新改造的新的政治化家庭。黨的主要領導人鼓勵家庭內部的政治建設，例如周恩來的做法，他認為婦女不需要從家庭中解放出來，而真正需要做的，是男人們應當像婦女一樣認真地承擔起家庭的責任。帕特麗夏·斯塔納罕曾經指出，正是這種為婦女再定位的政策，提供了農村婦女渴望接受的穩定基礎，它產生的路線既反映了「農民的現實主義」，又通過社會生產實現了革命改造。其結果就是農村婦女與中央委員會的合作——我想強調，它既不是傳統的也不是普遍馬克思主義的；它是調和的，和任何標新立異的事物一樣，是「現代的」。
毛澤東主義國家和家庭的互相貫通，使女人的身體成為一個國家的領域，與此同時，它通過家族關係使國家發生變化。其切入點是生殖科學。掌握了醫學知識的婦女幹部在政治活動中引入了衛生、生理和科學的助產術方面的權力/知識。訓練育齡期農村婦女的課本配發了關於身體功能的信息（「人體的構造和牲口相仿佛的」），如月經周期和衛生知識（不要借用月經帶、不要喝冷水、躲避攜帶病菌的臟的經血、經期不要同房、月經病要就醫，等等）。科學助產術把家庭生育和國家政治聯繫了起來。
20世紀50年代，中國共產主義家庭模式的黃金時代顯出曙光，人們發現，現代中國「家庭」夾在了1949年以前農村傳統家庭模式和蘇聯社會主義理想化的革命典型之間，後者以更先進的樣式洪水般地湧入中國。截至當時，無論是意識形態的標準家庭還是政治上的理想「家庭」都已經變成了被「知識分子」理想化了的19世紀歐式家庭：媽咪、爹地和我。所以，「家庭」在帶有沈重陳腐痕跡的情境中成為社會生產的基礎，如同國家做過的一樣。現代社會主義「家庭」和毛澤東主義「國家」共存於提喻單位之中，互為彼此的概念比喻——至少，我就是這樣解釋1957年「勤儉建國、勤儉持家」運動的。在那場運動中，國家和家庭實質上是同義的，在一個範圍中所做的事情可以直接轉變成為另一個範圍中的事。文章這樣寫道，中國人民群眾的物質與文化生活在最近幾年得到了充分的改善，但許多家庭生活還不夠舒適。為了提高家庭生活水平，人民群眾必須努力發展工業和農業。家庭主婦的工作必須反映在家庭以外即國家之中。每一個家庭主婦如果能使合理的計劃安排制度化，她就能夠勤儉持家……家務勞動的勤儉將增強國家的勤儉。
本文節選自湯尼白露《中國女性主義思想史中的婦女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