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評論指，在聖火傳送期間，香港仍有人就六四、人權、西藏等中國問題示威，顯示香港文化依舊多元。這些評論重視多元文化和異議聲
音，真令人欣慰。不過，作為電視觀眾和當日有進行抗議活動的人士，我卻想說，整個香港聖火傳送顯示的是，示威幾乎已經不可能。
七一一代慘遭踐踏
香港人的集體遊行經驗，多與七月一日有關。上午愛國慶回歸巡遊，和下午的民間各項議題多元發聲，二者性質有所不同，到底都算「和平理性」。五月二日所見卻全然不同，支聯會、民陣的示威隊伍被紅衫軍包圍，紅衫軍以各種方式蓋過反對聲音，還真會近身肉搏，以橫額阻擋對方的標語，以旗扞擊打反對者，擺出打架的勢頭。
在皇后碼頭，市民「噓」林鄭月娥，是朱凱迪和葉蔭聰帶頭撫平群眾。雖然當日有旅遊巴接維園阿伯來助官威，但考慮到林太到底是獨自坐在一群反對者中間，多數者是應有自己的風度，不能以強凌弱。零三七一前夕，在一個單日點擊過萬的文化網站上，有老社運左派（非親建制）警告，明天遊行一定會很多人，因而有暴亂的危險，大家一定要冷靜。結果零三七一的和平理性享譽國際，香港人是有足夠暴亂的人數，卻比去郊遊還冷靜。這是身為多數時，出於對自我尊嚴和原則的維持，即所謂素質。
而香港人用了那麼多力氣堅持的原則，在2008年5月2日，卻被丟棄如破布。說保育人士是暴民和港式憤青的人，大概當日開了眼界。有人以球迷邏輯去為紅衫軍的非理性護航，說若到敵對球隊地方踩場，乃是討打，被打活該。這也許是狂熱球迷的邏輯，但它同時確是極糟的公民示範，想像一個隨父母外出的小朋友，親眼目擊「愛國就是這樣愛的」：愛國就可以在強弱懸殊時肆意打人；愛國就是把公民變成球迷。這是我們所希望的愛國嗎？它踐踏了公民社會的共識。
七一遊行素來強調多元繽紛，養成巿民獨自赴遊行、自發製作遊行物品的習慣。被這樣培育出來的一代人，五月二日受到什麼對待？教書的著名博客K，不是示威常客，自己製作了「釋放胡佳」的紙牌到軒尼詩道，甫打開紙牌，便衣已二話不說一手搶過、撕毀、扔在地上。K被四五名警察挾走，還要被抄身份證。這就是憑一己良心發聲、DIY表達、不恃多數的下場。
多重機器合力輾壓
05年世貿期間的媒體報導及警方邏輯，是近年媒體研究和通識的熱門教材。不知他們會怎樣研究由多個機器合作打造的整個聖火攻勢。先是與強調「持平」的香港媒體習慣相反的，連續數週的極密集宣傳，不但把「支持奧運」變成彷彿不可動搖的共識，更令人不安的，是營造某種「喜慶日子不要提衰野」的氣氛，先把一切提倡反思的聲音邊緣化；延遲公佈示威安排令異議力量難以籌備，「奧運=商機」令許多集團製造符號商品（標語、T恤、小旗），並主動煽動群眾以「看熱鬧」的心態上街，再加上五一小黃金週、自由行動員，引入先入為主地認定「人權」、「西藏」等字眼就是反中國的紅衫憤青，造成壓倒性的人數。然後，當少數憤青煽動，群眾情緒偏激，出現單方面的毆打，警方再以「保護示威者人身安全」為由，厚道地阻止示威。男警猛力把小小的陳巧文從石壆上扯下，強行帶上警車。民間人權陣線也被「保護」。他們的待遇等同被拘捕，連接受採訪的機會都被剝奪。真是厚道善意。
在香港，已經發生過譚香文和梁家傑在選舉期間被圍堵和叫罵的事件，而更令我驚恐的是在韓國，數百中國示威者把幾個支持藏獨者迫在牆角，齊聲大叫「打死他打死他」的場面。若要一面倒鼓動愛國熱情、壓止反思，是否也不介意引入這些暴力情緒和手段？
世貿以至天星皇后，還有一重論述戰，論述機器還要花力氣把異議者打成暴民。現在，這重工夫也可省下。暴民自有人選，不用示威者來當。只要你是少數，就算被人打，也還是沒有人會來保護你發言的權利。飽歷滄桑的前輩微微笑著說，示威是會被人打的，1971年維園威利警司的警棍你知道不？是的，注入資本、發動人數、開動宣傳機器、以安全為由，國家、政府喉舌、商業、警力合謀，怎會不贏？要贏就贏得再徹底一點，橫豎香港政府已經顯示自己無視國際輿論，何不乾脆宣佈，以後都會採用這種模式對待示威，示威者要做好被警司打的心理準備？政府也不要再阻礙和諧的巨輪了，就公開宣稱，我們會回到六七時殖民政府對待愛國示威者的境況，採取國內地方貪官對待上訪者的手段，讓國際知名的示威之都香港，從此可以收皮，徹底被和諧。
小隊游擊的勝利
坐在家裡看電視肯定鬱悶至死，幸好參加了一個街頭劇場的小隊示威。我們一行十人，穿「心繫中華航空／拉麵／牌鉛筆／白海豚」的Ｔ恤，不趕聖火熱點，反去銅鑼灣街頭，身上掛著「支持」「奧運」「忘記」「人權」的紙牌，還有象徵奧運期間被強拆的胡同、民工房、上訪村的紙皮屋，派發關於維權、勞工權利和反對民族主義狂熱的文章。相比於正面迎擊紅衫軍的朋友，我們所見的情況好得多，大部人都是駐足觀看，露出恍悟的神情，沒有太大的負面反應。有自由行的朋友過來跟我們辯論，叫罵的只有一名香港人。
原來即使是反諷，「心繫中華」、「支持奧運」這些口號的確有著屏障作用，許多人當下就怔住，彷彿無法消化訊息的兩面性。當他們進行消化訊息這個過程中，思考令他們冷靜，沒有展現出集體狂熱時的盲動和仇恨。民族主義的盲動力量確然龐大，但它似乎也是盲目而愚蠢的，無法面對比較巧妙的訊息。
當然有美女憤青用像京劇一樣誇張的不屑表情，拒絕我們的單張；但當我露出一種啼笑皆非的笑容，她身邊朋友也馬上笑得禮貌。有另一美女憤青氣得咀角發抖，上前與我理論：「法國美國沒有人權問題嗎，為什麼你不去抗議？」我笑著問：「你覺得人權重不重要？」「人權重要，但你為什麼不去抗議法國和美國？」「我當然關心法國和美國的人權問題，但因為我是中國人，所以更關心中國。你關心中國嗎？」「…我覺得你本末顛倒！」她扭頭走，仍然氣得發抖。我有點不忍：中國人是否在群體憤怒時窮兇極惡，單獨來看卻憤怒得如此脆弱。我相信在人群中動粗鬧事的只是少數人，據聞當日在彌敦道上一直狙擊支聯會和民陣的紅衫軍人，亦不過百來人，卻能煽動起令人震驚的暴力，可見若國人沒有培養出冷靜平和地直面反對聲音的質素，集體聚集時仍會造成危險——而這又成為國人公民權被剝奪的藉口，真正的怪圈循環。
一位國內朋友和我們談了很久，他教養很好，聽我們說話時會很認真地點頭。他是認為中國必要穩定不能亂、勞工問題終於會解決的，現在已是中國最好的時候，領導人都是為了人民好，中國人對西藏不滿是因為「你已經對他很好，他卻突然來傷害你」。我說勞工權益不得保障、維權人士遭關押、六四未平反，這些不正義的事必須抗議，他還是說要談可以在別的時候談。善意冷靜如他，討論時都未能以理性服人，是因為中國長期以來民間社會、公共空間的難產吧，大家侃話時滔滔不絕，但當面對公共性的話題時，仍然訴諸一種家常的邏輯（即他解釋西藏騷亂的邏輯），而沒有公權的概念。他解釋中國何以沒有民主，說中國幾千年只有一個儒家文化，並問「你知道什麼是儒家嗎？…你聽過文化大革命嗎？…你回過中國嗎？」我啼笑皆非，他是怎麼被教育成假設不在內地的人就什麼都不懂的呢。若儒家文化真的根深蒂固，那就應記得孟子說過「殺一人而得天下，不為」，也不至於安心為歌頌盛世而掩蓋勞工、維權人士、異議聲音、低下階層的苦況。
小隊示威避開最尖銳的矛盾點，錯置符號系統、懸擱敵我對立，以藝術和幽默的方式去傳達訊息，能夠獲得小勝；「四兩撥千斤」本是香港主流信仰，回去翻翻陳冠中，都在談這些。當然，如果再開動那個政府、多數、資本、警力的公式，小隊示威也不見得可以抵抗。歸根究柢，如果我們不反思某種恃「民族主義的大多數」之名而逞的暴力，不拒絕一種「西瓜倚大邊」的文化，反對的自由就會被消泯。也許未來，香港再沒有示威，再不可能示威。
（刪節版刊5月13日明報世紀版，拖了一陣子才刊出來，落後時勢真抱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