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的整個5月，我不在香港，因為要代表商業電台出席「美國之音」為全球媒體記者主辦的「掃毒研討會」，我不停向主管查問，是否要我回港歸隊。6月4日晚，從華盛頓抵港，回到家，看著電視，我進入了一種奇異的精神狀態，彷彿完全知道新聞報導員下一句要說的話，彷彿知道閱讀的每一本書下一頁的內容，感覺是極度的失落和意義真空，我的人生，曾經出現過自殺的念頭，就只有那一夜。
六四事件，對40、50、60後整整數代香港人情感上以至國族身分和民主意識普及的影響是無法高估的，近年有一個詞彙叫做「本土」，記念六四怎可能不是一件本土的事情呢？！
還記得爸爸生前跟我談起日本仔佔領香港3年零8個月，那時他12歲，走在街上，被日本仔無端端抓著，他走在被抓的人龍中，他愈行愈慢，直至跟在隊尾，趁日兵不覺，就偷走了。他不知道這一隊被抓的人要去哪裡，是否到一處僻靜的地方槍弊。或許是驚慌過度，之後他生了一場大病，差點死去，他的婆婆送他返回鄕下準備身後事。
當我們那一代崇尚日本文化和產品時，我們的上一代對日本仔仍然恨得牙癢癢，我們不會認為他們不對，因為他們有的經歷我們沒有。
面對任何時候任何地方發生過的人道災難，人都必須小心處理經歷者的感受，這是常識，其實無須如此大費周章的解釋。
今天若然有人用「六四關我鬼事呀」來否定甚至嘲諷堅持悼念者的行為，這種對「尊重」如此基本的道理還是不懂的人，還可以如何跟他們有溝通的可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