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冬天的末梢，我与田喜有一面之缘。
我和一个网络认识的朋友约了吃晚饭，他说，他那里刚好有一位做公益的人士来访，要不要一起见。我说好啊。然后朋友说，他是一个艾滋病人，也是一个艾滋病维权者。电话中，我愣了一秒钟，“没关系啊”。
于是就见到了田喜。
他一米七出头，身材很单薄，带着一个镜片很厚的金丝眼镜。他刚刚大学毕业，但看起来像一个中年人。他脸上有一些红褐的斑点，脸颊消瘦。
我的朋友当我面，埋怨着他，“田喜，你这样多危险啊。他们要真整你怎么办？”朋友继而转向我解释，“他前两天要去新华门陈情，结果在金水桥就被警察抓了，送到大钟寺派出所才把他放了。”
“没事，我现在都这样了。他们不敢抓我。只可惜我的材料都被他们收走了。”田喜说。
然后我们从房间出去找地方吃饭。那个冬天格外冷。田喜只穿着黑色的旧夹克走在街上，里面穿一件毛衣。问他怎么穿这么少，他说习惯了，不冷。我却看到他微微发抖。
饭局上，田喜主动要求服务员上公筷。他吃了很少一点，就说饱了。
席间，他说他还没有找到工作，但也不想找，找到了就没法像现在这样做一些事情了。他说他们河南驻马店艾滋病人非常多，很多和他一样，是无辜的输血感染者。现在医疗监督严格了，这个情况几乎不存在了，但他们这些历史遗留的受害者，并没有得到公正的对待。政府和医院不管，法院不立案。现在他身后的这个人群已经在不断地减少，因为越来越多人因病死去。
他说起这些时，语气平静，听不出怨恨。
他说他敢现在这维权，也是由于是艾滋病人的身份，那些警察一方面同情他，一方面也怕他，“惹急了咬他一口”。“如果是别人像我这样，早就送劳教了。”而对他，只是一个名义上发出但并不实行的治安处罚。
由于我是第一次接触艾滋病感染者，想知道他们的遭遇，但很怕措辞不当，触及他的伤心处。他比较沉默拘谨，主动说话的时候不多。场面有些尴尬。我和朋友于是聊起了另外的话题。田喜安静地听着。
饭局总共进行了不到一个钟，田喜说，要回住处了，注射艾滋病药剂了。我说次日，在北大有一群年轻人的聚会，你要不要来。他说好啊。但后来，我并没有叫上他。
那个冬天一去不回。
我的朋友告诉我，田喜在北京求学的这些年，吃了很多苦，很孤独。
我于是尽量想把他拉进网上的朋友圈子，那里面有很多一群关心时政热爱公益的年轻人。我在人人网推荐了他。但田喜，并没有怎么出现过。
田喜，田喜。
他的名字对他的人生恰成一个辛酸的反讽。
他于1996年因为在河南省新蔡县的一家医院接受输血而感染HIV，但那是，他并不知道。自那以后，他变得非常虚弱。
2004年7月，他透过验血发现他感染了HIV。他的维权正式之路开始。
……
但田喜终于还是被抓了。
不是在北京，而是他的老家新蔡，罪名是破坏财物罪。
新蔡县的领导让他从北京回去，答应给他解决，于是他回去了，拖了几周，领导却始终避而不见。
在新蔡县第一人民医院，那个让他输血感染HIV病毒的地方，院方负责人再次回避。他终于忍无可忍了，砸坏了院长办公室的一些办公用品。
8月17日，20多个警察把田喜从家中抓走。
明天，2010年9月21日，是田喜一审开庭的日子。我的朋友田喜，他将在那个象征公义的法庭上，遭受着不公的审视与侮辱。我却在这里无能为力，除了为他祈福。
他是那样的无害，他是那样的瘦弱。
不，他从不柔弱。他比我们很多人要坚强勇敢。
他背负着千钧沉重的苦难，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赤身裸体走在布满藤条与荆棘的路上。
我又想，其实，我们并非无能为力的。
田喜，我无法替你承担你的苦难，但我愿意为你见证。
就让我们成为一个个小小的发声筒，让心酸的故事口耳相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