蠢蠢欲動的一年
今年2009年是64事件的20周年，中國建國60年，無論是中國政府，抑或是民間份子對此亦非常關注，同時亦為此而蠢蠢欲動，甚至鬧出了打壓人權民運份子、壓抑網路言論、以至香港城市大學懷疑禁止印刷64刊物、香港大學公投等的風波。然而1989年學生為主導的64示威，無論是官方定性為動亂/騷亂，或者是發表訴求的學生運動，其核心也是對當時政府的腐敗作風的不滿，以及對民主社會的嚮往，故此毫無疑問的是場愛國運動。

歷史的抽離下的惡果
可是20年後的今天，當我們高舉平反64標語時，其實我們對64運動的前因與後果有沒有進行連貫性，同時帶有當時政治社會環境的反思？抑或只是進行情緒化的批評？當下大學生，按年齡計在1989年時，不是尚在襁褓，便只是蒙昧孩童，因此當他們大聲呼喊「平反64」時，問題便現，就是他們對64的訊息是從何而來？在內地，64已成為敏感話題，官方封口不述，民間視為忌諱，構成當下學生對64的印象可能只是一幀幀照片：勇敢的學生擋在坦克車前、緊張萬分的學生抬著受傷的同伴、紅著眼的解放軍騎在坦克上橫行；或是一段段倖存者事後的訪問。這些資料的同通點是只從受害的角度描述此事件，而當社會越加開放民主時，難免便對當時的批判越加片面化及情緒化，由此築成的印象只會簡化了的。這好比將64事件從歷史中抽離，變成了一個獨立的事情，這種沒有前因後果的抽離，很容易形成了偏見：解放軍的心狠手辣是因為他們是天生的殺人機器、共產黨的鎮壓就是天生少了良知，這對於研究及討論64問題其實是很危機的，而且亦沒有任何益處。

陽光燦爛與陰霾滿天的交鋒
甚麼是貫徹歷史的前因後果？就是將64事件放回歷史發展中，並撇除當中太多的暨定觀念，盡量還原當時社會模式地去討論此愛國運動。在此環境下理解64問題將看得更澄澈：64除了是專制政權的粗暴與熱血學生的勇氣外，同時是像徵兩種觀念的交鋒，而這歷時10年文化大革命不無關係。

這些學生很多時生於文革中(文化大革命於1976年完結，距1989年約13年，以王丹為例他生於1969年，在64時是20歲)，文革對尚在孩提的他們印象可能只是混亂，如以《動物凶猛》為題材改編的電影《陽光燦爛的日子》，對身在文革之中的小孩其實只是一些「陽光燦爛的日子」，但逐漸成長及教育後，他們目賭的是文革瘋狂催殘後的潦倒，臉如菜色的百姓時和肚滿腸肥的貪官，引發的就是在知識份子的對人文的關懷及熱情，繼而希望透過集會，以反映改革利民的決心。

可是，作為他們抗議的對像即是當時的政府，眼中卻是另一股的陰霾。這些官員很多不是在文革時期慘被批鬥的人，如鄧小平 (鄧小平在文革時期被指為「走資派」而備受打壓，甚至兒子被紅衛兵折磨至殘廢)，就是對是盲目追隨社會大潮流的社會戰士，但無論是何種身份，他們都是文革的受害者，是切身地走過這一段昏暗的日子。基於文革帶來對群眾糾集的恐懼，會不會亦是導致了當時執政者採取極端態度的決定？文革為當時的社會帶來的兩方面形態：一方面是「陽光燦爛」，另一方則「日月無光」，意識的正面交鋒卻有意無意被淡化，而且鮮有討論。

除了文革外，其實還有很多視點去以分析64事件，如冷戰後的社會意識之爭、專制社會與民主社會的叛亂與公民抗命之辯等。雖知還原當時社會情況，並非為政府的濫殺找籍口，而是希望64問題能夠有更全面的理解與討論。64需要平反，無論是在生還是往生者需要一公道是無需質疑，但是大前提是我們對這件事件有沒有充份的理解，或者我們是不是在追求公義？抑或只是借64從歷史抽取出來，任意詮譯地去實現政治目的，或抽打中國政府的軟肋？

六四精神
64維園晚會的不應只是力竭聲嘶地高呼平反64，也不是只點著燭光年復一年地唱《血染的風釆》，而是要學會並繼承20年前那群手無寸鐵，卻敢擋在子彈坦克，寸步不移的勇氣與胸懷天下胸襟，持著64的精神在社會追求公義公理。

民運領袖王丹說得很正確，我們是需要走出受害者的角色。因為我們追求的不只是一洗冤獄，還我公道，而是去追求一個民主社會而努力不懈20年。64需要繼承的是精神，不是無了期的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