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馬森@破土工作室
打從九十年代起，「老闆養活了工人」的說法就大行其道，直到今天我們都對這種說法耳熟能詳，所以就出現一種異象：從主流經濟學家到普通老百姓，都流行一種論調，認為正是因為有了富士康這樣的大資本、大企業，才養活了富士康100多萬工人——是啊，你看，如果讓他們留在農村，難道出路會更好嗎？倒不如進城打一份工，反正工資肯定比留在老家種田要高，還能在城裡長長見識。說到底，你們工人需要感恩——因為如果沒有老闆，你們哪有這樣的日子？！
任何的言論都有立場，也有代言人。主流輿論糊弄我們，說是這些老闆養活了這批工人，但事實一清二楚：如果沒有工人，這些外資企業縱有再高的技術，再精良的管理，再先進的生產資料，全都是扯淡。農民工不是石頭縫裡莫名蹦出來的怪物，而是一隻國家的「有形之手」和另一隻資本「無形之手」高度合作的產物。
回溯歷史，我們就知道這套論述何其荒謬：1978年後，農村改革首先解體集體經濟，帶來分田到戶、小農經營，製造出大量「剩餘勞動力」；隨後的城市改革，一方面是國企改制，造成大量國企工人下崗，另一方面則是吸引外資，在沿海開設勞動密集型代工廠，從而招募大量來自農村的「剩餘勞動力」（事實上，這些勞動力正值壯年，一點也不「剩餘」）。今天我們都知道了，這些勞動力就是農民工，中國現在有兩億六千萬這樣的新工人。
在農村，先是讓一種落後的生產方式——小農經濟重新出現，大量青壯勞力於是賦閑，無法投入於一種「工農商學兵」相結合的新經濟模式。接著用城市消費主義來吸引農村年輕人，並用各種辦法給這些農村青壯勞力貼標籤（比如「素質低」，所以才需要去城市打工「長見識」，去市場經濟裡「靠自己」），努力讓農村「低城一等」，製造沒有任何「出路」的農村——無他，為了讓農民儘快轉變為農民工罷了。這樣，在全球化的推波助瀾下，我國費盡心思「請」來的資本就「吸納」了大量「剩餘人口」，解決了大量「農村剩餘勞動力」的就業——接著告訴所有老百姓：看，資本多麼不可或缺！
好的東西扔掉了，惡的事物一出現，就作威作福，這當然是階級利益在作祟。於是，還有人說：是啊，我承認事實如此，那你不能否認，農民工因此客觀得到了比他／她留在農村多得多的好處——最起碼，他們賺了錢，也在城市見識了世面。
聽到這裡，我們只能呵呵了。資本不跟你講良心，只跟你講賺錢，所以才要每天把工人當牛馬而非人來使（超長工時，單一重複簡單勞動），超低工資（底薪太低，不得不加班），沒有勞動保障、五險一金甚至沒有勞動合同。是啊，作為世界工廠的中國效率真是高啊，全世界都是中國製造了，中國也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了——蛋糕越做越大，但是工人分到了多少？高利潤、高效率帶來的財富，大頭難道不是都流到國際品牌、大資本家和貪官污吏的腰包裡嗎？這麼高的效率，敢情不是為工人自己服務，而是為肉食者們服務！表面上美其名曰「創造就業機會，實現自我發展」，事實上是不留餘地的為資本積累。
不妨以我們最熟悉的富士康為例。乘著改革開放的東風，富士康於1988年在中國大陸建立了第一個生產中心，隨後在地方政府的支持下不斷擴張，從初時深圳西鄉只有150個工人的全資子公司，到2014年時已佔領了三分之一的中國版圖，擁有超過一百三十人萬工人，中國大陸已經成為富士康全球生產基地的心臟地帶。中國各級政府則忙著提供土地、抓緊配套基建（如光纜、電、水、天然氣、道路、交通）、給各下級單位制定招工指標、把職業學校變成學生工基地（還要美其名曰「實習」，不「實習」不能畢業），也不知道到底是政府需要富士康，還是工人需要富士康。
至於那些說工人該感恩富士康給了一份糊口工作的，我們笑而不語，只是盛情邀請各位抱此看法的朋友進富士康工廠，當幾天一線普工試試。首先，富士康一線普工只有不到兩千塊錢的底薪，只能靠「自願加班」賺多一些，如果沒有加班，兩千塊錢這個水準在城市連糊口都成問題；其次，工人每天在流水線站著，重複同一個簡單乏味的動作三五千次，人和機器一樣，看不到自己的勞動價值和成就感；其三，最勤勞的人拿到的卻最少，然後這些肉食者反倒要工人感恩，把這種「吃人」的制度說成是「天經地義」、「自由選擇」。
富士康和爛蘋果，果斷扔掉！
工人不是溫順的綿羊，哪裡有壓迫哪裡就有反抗，是亙古不變的真理。富士康工人早已發揮自己的智慧，團結起來反抗不公義、不人道的對待，從怠工、罷工、斷水斷電到集體自殺抗議，要求富士康遵守勞動法，還勞動者合理待遇。這下，我們看得更清楚了：到底是富士康養活了工人，還是工人養活了富士康。
蘋果、富士康和中國工人的關係正是當今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縮影，並在此基礎上產生了一整套為之辯護的論述。所以，我們不能相信「工人必然比老闆蠢」的鬼話，也不要認為只有老闆才能最有效運用技術和管理。事實上，技術和管理作為一種勞動，不是資本家專有的特長，工人也可以有，而且應該有，主流論述把實然混淆視聽成應然，我們又要暗笑了——工人自己可以通過民主管理，自我接管和運營工廠。不信？1985年，臺灣新竹玻璃公司董事長卷款潛逃，上千員工領不到薪水，成立臨時管理委員會自行接管工廠，竟使公司轉虧為盈。直到1990年，資方元大集團承諾確保員工權益後，工人才交還經營權。阿根廷也有過這樣的先例：在2002年貨幣貶值之後，數以千計的企業宣佈崩盤破產，無數的阿根廷工人努力自救，當中最為人稱道的，就是工人佔據三百多個破產的公司和荒置的工廠，以工人合作社的方式重新操作，並成功復蘇業務。這一成就已經被拍成電影《工人當家》（The Take），毫無虛構。
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但還是有人認為，工人在各方面能力比不上資本家，而且如果真的要民主管理、民主運營，工廠效率可能更低。我們承認，由於種種原因，工人自主管理和運營的工廠的效率一時無法和今天的富士康比肩，但我們不禁要問，今天富士康的效率那麼高，創造出來的財富都到哪裡了？工人又得到了多少？與其如此，我們當然支援工人奪回生產自主權，自我民主管理工廠，因為這樣的效率是屬於自己的，這樣的勞動是屬於自己的。這時候，根本不再需要什麼游泳場、心理諮詢或者愛心捐款來號召工人「愛廠為家」，因為工人們已經有自己的主體性，廠就是自己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