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郝建
破土編者按：「工人階級」的概念本身並不是問題，核心問題應該是，階級關係依然存在，但階級敵人依然高枕無憂。如果我們不重新以階級視角審視中國革命，那麼我們不僅把社會主義的遺產通通丟棄，更有可能失去了對當下社會「真問題」一劍封喉的能力——而忘記歷史，等於背叛。
2015年6月10日，哈佛大學的裴宜理（Elizabeth Perry）教授在北京大學做了一場題為「中國工人運動史：上海和安源」（Th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Labor Movement: Shanghai and Anyuan Compared）的演講。裴教授認為，中國的工人運動在中國革命這幅波瀾壯闊的圖景中扮演了轟轟烈烈的角色，從五四運動、中共成立、五卅運動再到國共內戰乃至解放後，無一例外。從這一學術關懷出發，裴教授完成了三部具體的研究：首先是以《上海罷工》為代表的解放前工人運動研究，強調了當時上海工人群體內部的複雜性，試圖超越單一的「工人階級」概念來思考工人的能動性；其次是以《安源》為代表的中國革命史研究，以文化路徑來理解進步知識份子的革命動員策略，以及解放後「安源的革命傳統」話語建構；再次是以文革上海工人運動為代表的一系列新中國工運研究，以公民權利的框架來理解中國工人在毛時代的鬥爭。在此基礎上，裴教授總結出中國特色的「適應性治理」（adaptive governance）框架：由於中國長時間以及複雜的革命歷程，來自不同地區和不同社會階層的人在其中都扮演了重要角色，所以中共在此基礎上形成了超強的文化動員和治理能力，包括「文化定位」（cultural positioning）和「文化包庇」（cultural patronage）策略等。
筆者敬佩裴教授對中國研究一絲不苟的態度和數十年如一日的投入，她的講座不僅充滿洞見，也蘊含了對工人的同情。但筆者認為，裴教授以去階級化、去政治化的「公民運動」視角來理解中國工人運動和中國革命，忽略了當時社會主義革命本身要處理的「真問題」（以三座大山為首的階級壓迫）和作為解決手段（而非具體策略）的階級鬥爭。因此，本文從回應《上海罷工》和《安源》出發，以階級視角的重新審視中國革命。不然，我們不能正確認識中國革命和社會主義的遺產，也無力在資本主義的框架之外建構一個新社會的想像。
過度強調階級自在狀態的《上海罷工》
裴宜理教授在《上海罷工》中研究了解放前上海工人階級內部的分野，包括性別、血緣、地緣、種族、技術熟練程度的「分裂」。同時，「早在有政黨之前，已經有大量成功的工人抗議，工人運動不能簡單地解釋為參考了外來幹部的黨派戰略。……工人有其自身的抗議傳統，根植于故土文化和工作經歷之中。」裴教授的結論是，在不斷演進的抗爭關係中，和工人的世俗關係（地緣祖籍、性別、文化程度等）相比，階級地位的作用仍然不那麼突出。因此，裴教授將政治化工人階級視為一個「幽靈」，並且認為「階級」這一概念既無法說明工人群體內部和工人政治的複雜性，也導致現代政治無法反映工人的訴求。
筆者認為，裴教授過於強調工人階級的自在狀態，甚至有拒絕階級自覺的傾向。我們可以參考卡茲尼爾森和佐爾伯格在《工人階級形成》（The Working Class Formation）一書總結的四層次工人階級形成理論：首先是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結構，這就是馬克思論述的資本主義根本矛盾——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對立，一邊是通過吸收剩餘價值以實現利潤最大化的私人公司，另一邊是除了勞動力一無所有的勞動者；其二是工人真實生活的社會及其組織，包括資本主義社會如何在工人的工作中以及工作場所以外（比如工人社區的形成，意味著階級空間）運作；其三是工人的共同情感（而非「階級意識」）。這是工人們在面對生活和社會變遷時的共同情感，在此基礎上他們發展了自己的文化圖景（configuration），開始行動；最後是集體行動層面，是指工人通過組織和運動形成一個階級，同時產生階級力量改變社會。
可見，在階級分化甚至是對立的情況下，自在的工人階級確實不必然產生階級意識。如果沒有專門的外力干預（比如知識份子和工人的聯結、組織、教育等），那工人不一定會認清自己在階級結構中的位置，以及整個壓迫結構本身，很可能只會在工人群體內部的分歧中迷失。同時，即使有鬥爭，那也可能只停留在個人經濟利益的層面，不一定上升到組建民主工會，實現工人當家做主等訴求，並形成相應的階級意識。如果過度強調工人階級的自在狀態，那麼我們就會對階級社會內部的矛盾認識不足，從而將政治化工人階級當成洪水猛獸，最終曲解了社會主義革命。這一點在裴宜理對安源革命的考察中尤其明顯。
「文化定位」和公民運動視野下的《安源》
在《安源》一書中，裴教授採取文化路徑（cultural approach）來理解早期中共在安源的革命實踐，以及建國後中共如何重新建構「光榮的安源革命傳統」這一話語。在裴宜理看來，安源正是微縮的中國革命標本：它既是早期工人運動的搖籃，也是農會的發祥地，還是紅軍重要的招募基地。在1920年代，深受十月革命和馬克思主義影響的進步知識份子（如毛澤東、劉少奇、李立三等）利用了大量本地的符號資源，包括宗教、儀式、服飾、修辭、戲劇、藝術等等，作為政治動員的工具。在裴宜理看來，此舉將俄國革命傳統植入中國的土壤，從而形成了中國革命的特有傳統。「紅色」教育固然培育了工人和農民的無產階級精神，但傳統的諺語、衣著、儀式、秘密會社還有其他大眾和精英文化也在這個過程中起了重要作用。換言之，裴教授認為，中國革命傳統是被「創造」的，它涵蓋了民族主義、階級鬥爭、列寧主義黨組織、毛主義群眾路線等內容，和中共後來建構的「革命傳統」話語大相徑庭——解放後，安源成為了為革命領導人「造神」的資源，所謂「光榮的安源革命傳統」，強調的主要是領導人的進步理念、革命教育、組織行動，以及領導人本身的個人能力。
在筆者看來，裴教授過度強調了革命家的動員策略，卻忽視了社會主義教育和組織如何塑造工農的階級意識，極力以階級鬥爭的方式來解決階級矛盾。因此，裴教授把「從前做牛馬，現在要做人」這一標語解讀為安源工人是為了「人類尊嚴和社會正義」而鬥爭，從而將中國革命視為無關階級意識的公民運動（civil movement）。筆者曾經訪談過1950年代初進廠的一位江南造船廠老工人，他說自己在上海剛解放時，曾經到上海市總工會聽過一次講演，講者是工會的幹部。當時這位幹部問在場的群眾，為什麼你們這些平民百姓在舊社會生活這麼苦？為什麼像杜月笙、黃金榮那些白相人（上海話，即黑社會流氓、混混）卻可以不勞而獲？很多聽眾就回答，因為「阿拉命苦」。但讓老工人印象非常深刻的，卻是這位幹部的回復——「不是因為你們命苦，而是因為三座大山壓得你們不能喘氣，讓這些白相人作威作福！」是的，「從前做牛馬，現在要做人」固然是追求生而為人的尊嚴，但為什麼平民百姓只能世世代代做牛做馬，白相人卻可以子承父業不勞而獲，這就肯定不是「阿拉命苦」的問題，而是階級壓迫和階級鬥爭的問題。
裴宜理雖然同情中國革命，強調了過去滋養中國革命的文化要素，但她忽略了階級鬥爭的內容和目標。因此，她過於強調一整套「文化定位」和「文化包庇」策略，忽略了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從而誤解了中國革命最重要的面向。這一問題同樣體現在裴宜理對文革工人運動的理解上：她只是把文革的派性鬥爭理解為文化、社會網路和利益上的分歧，從而引發工人對公民權利的鬥爭，卻忽視了社會主義革命要處理什麼「真問題」——如何處理社會主義條件下的生產關係？公有制條件下，就不會再有階級矛盾了嗎？這時重提的階級鬥爭，應該體現在具體的統治幹部和群眾、工廠管理者和工人等之間的鬥爭上。
重新以階級視角審視中國革命
那麼社會主義改造與階級關係到底是什麼呢？無產階級專政的目標是為了消滅階級——因為在一個真正的平等的社會裡，不應該有任何形式的階級壓迫，也不會有食利者。如果沒有「不間斷」和「持續的」革命，食利者隨時都可能東山再起，不管這種權力披上什麼樣的外衣。而在中國，這種階級權力已經回潮了——無論是在社會主義時期，亦或是當代社會。如今，官僚機構再度強化，党-國體制再度掌控社會，這意味著精英們的勝利。這難以避免他們以集體所有制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名義，再度佔有了生產資料與社會財富。「工人階級」的概念本身並不是問題，核心問題應該是，階級關係依然存在，但階級敵人依然高枕無憂。如果我們不重新以階級視角審視中國革命，那麼我們不僅把社會主義的遺產通通丟棄，更有可能失去了對當下社會「真問題」一劍封喉的能力——而忘記歷史，等於背叛。
參考文獻：
Perry, E. J. (1993). Shanghai on strike: the politics of Chinese labor.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Perry, E. J. (2012). Anyuan: mining China’s revolutionary tradition (Vol. 24).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Katznelson, I., & Zolberg, A. R. (1986). Working-class formation: Nineteenth-century patterns in Western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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