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報上個月尾某日下午，兩名中國遊客在雪梨皇家植物園對着一棵樹小便，正好碰上巡警經過，結果發生衝突，最後兩個遊客被澳洲警方起訴「襲警」，於是又成新聞。坦白講，看到這類「中國遊客不文明」的消息，我已經沒有多大感受了。它能呼喚起的反應，來去兩類為主，一是痛斥「這些人丟盡了中國人的臉」，二是嘲諷「他們再度證明了中國人的文明質素」。這兩種反應皆與我絕緣，主要是因為我不太明白新聞事件當中的主角和我有什麼關係。兩個恰好和我同文同種同國籍的遊客在澳洲隨地便溺，如果要說是丟人，那也只不過是丟了他們自己的人格罷了，反正我不會幹這種事，我為什麼要替他們汗顏？要是外國人看多了這類消息，形成固定印象，所以在遇見我的時候就已經帶着另類眼光，我也只能暗自慨嘆不幸，不巧碰到了習常偏見。這算是阿Q嗎？也許吧。
所以還在關注此類新聞，是為了看網上的短評快語。我覺得有意思的地方在於除去前述兩大主流反應之外，總還有一部份試着「批判地」回應，甚至為那些涉事的人物辯護，感覺上這種言語還有越來越多的趨勢。比如說「媒體一天到晚就在報道這類消息，到底用心何在？中國人在海外還有不少正面表現，為什麼不多說點那些正能量的事」？「輿論總是宣傳這種新聞，目的就是要抹黑中國」。我也曾經試着認真思考，媒體究竟應該怎樣「正面報道」中國遊客在外地的「積極表現」，但很快我就放棄了，因為我完全沒法接受這套思路背後預設的媒體觀。在這種想法底下，做媒體就是要宣傳，於是一切新聞便皆有了前設的價值，非黑即白，非好即壞，報道遊客便溺乃壞宣傳，報道遊客正面行為則是好宣傳。
問題是這類宣傳機器教導出來的媒體觀幾乎從來就沒搞懂過什麼叫做新聞。所謂新聞，按最俗常最老套的理解，總該是有些異常的，和平日我們天天遭遇、可以預計的東西有些不一樣。於是兩個遊客在公園小便，之後還要襲警，才成了一條新聞，實在是因為這太不像是經常會發生在我們身邊的事了，而非它們可以起到什麼負面宣傳的效果。反過來想，也許我們都會同意那每天數以百萬計的中國遊客裏頭，絕大多數都幹不出這類怪事，表現相當「正面」，那麼以宣傳為重任的媒體是否就得多多報道這些合乎人情常理的正常言行呢？假如真有一份媒體起了一個標題，叫做〈大部份中國遊客在澳洲都會使用公廁〉，難道那些嫌惡負面宣傳中國形象的人看了就會老懷安慰，覺得「正能量滿滿」嗎？
當然，我們還可以繼續思辨下去，進一步反省「正常」的意義。的確也真有人是這麼做的，就在那條新聞後面，好幾個人發言的大意是：必須認真看待國情的差異，中國有很多事情是不能用「普世價值」來衡量的。我看不太懂這番話的意思，他們是想說中國人在公園小便是正常的國情嗎？應該不是。於是我猜測他們只不過是慣性反饋，無論看見什麼不利於中國的消息，或者一些會引起國人「不自信」的言論，都要立刻提醒大家批判反省的必要。
「國情」確實是很長一段時間以來，用來反擊任何批評中國諸種狀態的萬靈丹。不論你在談的是新聞自由、人權狀況、民主發展，還是現在的遊客表現，「國情說」一概派得上用場。任何「國情說」的預設，多半都離不開相對主義的討論，也就是說你不能外在地用一把尺子衡量所有國家、文化和社會的情形，必須從內部出發，看看那些國家、文化與社會自己對事情的想法以及評斷標準。例如新聞，我就不該拿我那一套辦法來判斷中國流行的「新聞即宣傳」說對不對，因為中國自有一種非常特別的輿論環境和價值，不容外人說三道四。更重要的是，我那套所謂「普世」的標準也遠遠沒有我所想像的那麼「普世」，它背後其實也有一個很獨特的地域文化標準，並且主要來自「西方」。於是外人對中國的各類評論，都難免染帶了一層他們自己文化所賦予的偏見，不夠公正；只是他們自己意識不到，還要以為自己那套遍行天下罷了。簡單地講，蘋果和橘子是不可能放在同一尺度下衡量的。假如就連自己人也學會了外人那種「普世」尺子，動不動就拿中國說事，這便是中了「西毒」，受染太深，理該回頭學習「國情」，慢慢懂得用中國人自己的觀點來思考和感受。
一旦涉及到文化和價值相對主義的討論，可就是個大題目了，相關論述文獻在所多矣，三言兩語講不清楚。取巧一點，我換個方式繞着來想，看看這些「國情說」假定的那個「中國」指的到底是什麼。要是有人批評中國遊客行為不文明，我們反擊，指出這是文化差異，聲明中國別有自己一套言行規範的話；我們在此所說的「中國」，究竟是哪一個「中國」呢？不論它是《詩經》裏的中國，還是《環球時報》的中國，它在這類說法當中都應該能承擔起一個價值原點的作用，有一套規範系統和邏輯，於是才可以用來支撐所有人我之別的說法，使得我在說「我和你不一樣，不要拿你那套來看我」這句話時理直氣壯。然而，當前各種「國情說」後頭真有這麼一個能夠說得上是價值源泉的「中國」嗎？
原文刊在蘋果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