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子秋
記得在中國文革即將結束、中國政治詭異動盪的一九七六年，自己還在草原讀中學。雖然那時中國大部分地方社會秩序依然比較混亂，然而在草原的學校卻出奇地寧靜，學風遠較內地大城市濃鬱，這也是父母親讓不安分守的我在這讀書的主要原因。
自己住的醫院家屬院有個受管制的清潔工，這個三十多歲的受管制分子單身一人，白天在醫院拉灰打掃清潔，晚上進了自己昏暗的宿舍從不出門。聽周圍夥伴講，這是一個因為偷聽敵臺被打為『反革命分子』的醫生。我問父親，父親歎了一口氣對我說，這個醫生畢業於內地名牌大學，他的醫術在這個醫院沒人能比。我從父親的眼神和口氣，覺得他非常尊重和惋惜這個古怪的『反革命分子』。
這個人雖然受政治迫害被管制， 晚上家裡倒也熱鬧。有醫生去他住的房間閒聊請教，或是討論一些醫療方面的問題，還有一些醫生家屬和護士給這個『反革命分子』送吃送喝。這個曾經盡職盡責的好醫生，被管制後還有很多藏民慕名他的醫術，從很遠的帳房到他那那間黑屋子就醫。每到星期天，他那裡就成了我們現在會所一樣的熱鬧地兒。
在那知識分子稀缺的年代裡，雖然知識分子被貶為『臭老九』被當政者嚴加防範和打壓迫害，但嚴酷的政治環境並沒有讓他們成為徹徹底底的臭狗屎，他們依然顯得那麼寶貴和重要；而在那樣貶低知識分子的政治高壓態勢中，『學而優則仕』也並未因此失去千百年來形成的強大力量。
有一次快臨近考試，我在做數學功課時遇到了難解的題，父親因擔心我的學業讓我去找他。我其實有些不太願意，心裡矛盾重重，覺得自己一個長在紅旗下的學生，去找一個『反革命分子』幫助自己輔導，心裡覺得有些怪怪的。不過到了他那裡，看到他態度和藹，和平常的長輩沒什麼兩樣，心裡也慢慢平靜了下來。他一邊給我削蘋果，一邊用濃重廣東口音一 步一步給我講解功課。
我在他的輔導下，不但很快完成了功課，而且還糾正和解決了以前一系列概念中的是似而非的難點。末了，他還和我說起了香港和遙遠世界發生的事，只是我基本沒聽懂他在講什麼。
就在我自己整理書本文具準備回家的時候，卻清清楚楚聽到他如歇斯底里一樣罵了一句：『他媽的共產黨……』，聽到這句聲調怪異的話，頭髮立刻豎了起來，心裡害怕起來，甚至還感覺到和一個 『反革命分子』在一起的恐怖。當我屁滾尿流跑到家裡把這一切告訴我爸爸，爸爸緊張地告誡我一定不要把他說的話告訴其他人，否則會打斷我的腿。
這也算是我在少年時期在偏遠的青藏高原的果洛大草原，第一次和中國知識分子打交道吧！當時儘管年少，但在很短的時間裡，就領教到溫文爾雅和歇斯底里的情緒如此突兀轉換，當時已經隱隱約約感覺到中國知識分子人格分裂及壓抑的特質。
這些陳年舊事，其實就是中國知識分子給我的第一直觀感受，今天在這就是專門談中國知識分子這個話題的。在即將把話題轉入正題之前，交代一下為什麼要做這件吃力不討好的事？
大家都清楚， 中國知識分子這個問題，本身就十分隱晦龐雜，今貿然提筆，費腦不說，確是感到有些文浮和自不量力，但不久前答應了我的一個作家朋友，做這篇『命題作文』， 無奈只有硬著頭皮落筆。在這麼小的篇幅裡妄論如此大時間跨度和空間跨度題材，實在令自己汗顏，心怯自知！
什麼是知識分子？什麼是中國的 知識分子？這是一個有著無窮答案的問題，可以說，有什麼樣的知識分子，就有什麼樣的對知識分子的理解。中國知識分子自然離不開其所生存的政治背景，因而政治因素也常常為知識分子帶來個人命運悲劇的結局。
這種悲劇命運又幾乎成為中國知識分子的歷史宿命，讓知識分子的『理想』、『政治功利』及『犬儒主義』交織在一起形成一種複雜的人文關係。而在多數情形下，很多知識分子政治理想最後又被政治功利犧牲排斥或吞噬，最後演化為為數眾多的憤世嫉俗『犬儒』，從而調繪出中國知識分子群體的悲劇主色。
二千多年前的春秋戰國時代，王權衰落，諸侯爭霸。為了壯大自己的自身實力，各國積極延攬人才。生死攸關的政治博弈，打破了本來的貴族階級為主體的政治體制。使得原本沒有資格參與政治的庶民和在本國不得志的貴冑士大夫，有了機會發表自己的政見並參與政治決策，並產生了頻繁的人才流動，逐步形成了一個沒有階級差異的知識分子群體。
在這一時期裡，這群有思想的知識分子面對現實的社會、個人利害與國家之間的利害交互運用、人生哲學等問題提出瞭解決的辦法和思想。他們相互影響及標新立異，各種學說思想紛紛出籠。這群 知識分子在『百家爭鳴』的寬鬆學術環境中，既追求政治理想，也追求政治功利，憑籍儒家道家法家墨家等的百家人文思想，同古巴比倫、古希臘、古印度、古埃及以及其他核心文明一樣，在春秋戰國多方力量角力博弈中，營造出一個燦爛的『哲學思想爆炸期』。
在當時，代表中國先秦時期『諸子』的老子、莊子、孔子、孟子、荀子、墨子等學術思想，形成了道家、儒家、墨家、法家、名家等學術流派的『百家』，也為從封建關係中游離出來的『仕』和各階層產生的知識分子群體，提供了一個可以批評政治、抗衡王侯的價值系統。
然而，儒家的『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為泰』《孟子•騰文公下》的功利主義本質，奠定了中國知識分子人格、使命、功名三位一體的思想結構。而後來的 『先天下憂而憂，後天下樂而樂』理想及責任的充實，衍生出中國恥感特色的知識分子性格形態。而這種知識分子性格，最後亦成為了國家民族性格的重要組成部分。
至於民族文化性格和知識份子的性格這種相關關係，中國如此，西方也如此。但古希臘和中世紀的歐洲知識份子對待自己的追求，卻是採取某種二元式的方式解決這一問題，即所謂『上帝的事情歸上帝管，凱撒的事情歸凱撒管』。
現代之前歐洲的大部分知識份子是遠離世俗利益的，他們不是沉湎在理性知識的世界之中，就是投身于嚮往上帝天國的神學世界。無論是他們的理性知識還是超現實的信仰系統，其背後都有一套遠離功利的形而上學背景。就現代西方知識份子而言講，他們對真理的態度和現實中的道德理念及利益追求是有嚴格區別的，並不會把真理精神和道德功利混為一談。
然而，中國的文化精神不同於西方，它既不是宗教型的，又非知識型的。從先秦開始，中國文化就表現出消解忽略形而上學及理性批判的傾向，體現為一種道德至上的人文精神。
正如國學大師徐複觀指出：『一切民族的文化，都從天道天命開始；但中國文化的特色，是從天道天命一步一步的向下落，落在具體的人的生命行為之上。』因此，中國知識分子的性格，不是像西方那樣，追求形而上的世界，而是眼光向下，腳踏實地以德立人，將力圖實現自己功名及政治理想的實踐，浸潤於儒家哲理的人文理想。
由於中國文化，缺乏像歐洲文化中那樣的法律和約定以及循序漸進的傳統，無法從體制結構約束專制。因此個人與社會、社會與國家之間，只能依賴儒家所建構的禮治。但禮僅僅是立足於個人的德性，而立足於德性上的東西依賴于自身的道德約束。這就對人性有很高的要求，要求人們有高度的教養，但我們無法讓社會每一個人都達致高的道德水準。
這時作為社會成員的知識分子發現，人可以沒有道德，但完全可以說一套做一套。如果用自己的嘴巴劫持道德，不但可以受到人們的敬仰尊重，還可以通過獲得道德及道德帶來的各種福利。在嘴巴道德讓人獲得數之不盡的立身處世的資本之時，有些人還利用道德口術，在勾心鬥角的利益角逐中，堂而皇之貶低別人而使自己立于道德高地而不敗。
於是，在中國幾千年的文化歷程中，『嘴巴道德』大行其道，皇親國戚達官貴人販夫走卒無不為『嘴巴道德』而陶醉。一部分中國知識份子和民眾相比，可謂是『嘴巴道德』的先驅和宣導者，他們或寫或畫或著書立說，孔聖人、朱熹、紀曉嵐等無不如此。不能不說，中國知識份子以及民眾心口不一的人格分裂特質的形成，的確和這些『嘴巴道德』的『聖人名家』的示範效應有關。
中國儒家德性文化作為中國知識分子人格的主要支點，促成了知識分子使命、功名及政治理想破滅的思想結構特徵。由於道德尺度只是各人的內心體驗和判斷，或只靠感覺自己內心安否，而無法作客觀的判定。這種只能信自己而無法信於別人的德性，若不上升而向下墜落，便會轉為自私自利的自然欲望。
在如此主觀的德性文化之下，中國知識分子自然也分化成為幾部分人，一小部分是少數懷有人文理想的知識分子，他們無能為力，只有聽憑道德說教下的道德沉淪，而這種道德現實又讓這群知識分子背上了毀滅其政治理想的十字架；另一部分則是自利自利的個人主義知識分子，他們既無內在的德性『自力』，也無外在約束他們的宗教或法律的『他力』，最後以欺上瞞下、爾虞我詐的品性，合流匯入權貴階層或利益既得者階級。
但最值得說的是中國知識分子中的犬儒階層，這是一群什麼樣的人呢？這是當代一群對倫理、社會風俗、社會體制採取不信任的態度，以及大眾社會中拒絕被收編的貌似憤世嫉俗的人。
『犬儒主義』一詞是從歐洲哲學中翻譯過來的一個概念。蘇格拉底曾經把幸福解釋成靈魂的幸福。把個人的欲望下降到最低點，努力作一個自給自足的、獨立自主的人，這便是最初犬儒主義者的理念。無疑，作為四大古典希臘哲學流派之一的早期犬儒主義，具有非功利的正面道德意義。
而當代犬儒主義早已和古希臘犬儒主義大相徑庭，他是一種『以不相信來獲得合理性』的社會文化形態。犬儒主義者的徹底不相信表現在不相信別人的熱情，不相信別人的義正辭嚴，不相信有所謂 正義的呼喊，他們甚至不相信還能有什麼辦法改變他們所不相信的那個世界。他們把對現有秩序的不滿，轉化為一種『不拒絕的冷漠』、一種『不反抗的清醒』、一種『不認同的接受』，獨善其身，只要自己不受傷害即可。
現代社會結構的分化和各自建立的思想價值觀的規範，使得權勢政治和大眾日常生活的道德規範經常處於衝突狀態。冠冕堂皇的政治理想標榜和令人失望的道德沉淪的現實，使得普通人對政治敬而遠之，甚至將上層建築視之為不道德的階級，以此政治現實形成的知識分子犬儒主義的重要特點，就表現為政治冷漠和潛意識中的抵抗。因此可以說，知識分子犬儒主義就是某種對現代政治無可奈何的不滿和抗議。
但不管怎麼說，大眾犬儒主義畢竟表現了大眾某種獨立的自我意識。犬儒主義有玩世不恭、憤世嫉俗的一面，也有委曲求全、接受現實的一面，它把對現有秩序的不滿轉化為一種不拒絕的理解， 一種不反抗的清醒和一種不認同的接受。犬儒主義在其他現代社會的大眾文化中也存在，但是普遍到一般人覺得左手、右手之間的信任都出現了危機的情況卻並不多見，這種危機是整個公眾政治和道德生活危機的冰山一角。
說中國當代犬儒主義，不由得讓人想起捷克著名作家米蘭•昆德拉，這位幾次和諾貝爾文學獎失之交臂的作家出生于捷克斯洛伐克的布爾諾。1975年流亡法國，1981年歸化為法國公民。他以自己洞察人性的作品在全球掀起了多次『昆德拉熱』，尤其受到中國讀者的追捧。
在這股『昆德拉熱』的旋風中， 有一個中國知識界故意沒有言明的東西，就是昆德拉提供的一些有別於犬儒主義知識分子的另類思想資源——獨立的人格和對『真』的忠誠。昆德拉說：『要活在真實中，不欺騙自己也不欺騙別人，除非與世隔絕。一旦有旁人見證我們的行為。不管我們樂意不樂意，如果我們都得適應旁觀者的目光，那我們所做的一切便無一是真了。』
對中國當代的『臭老九們』來說，這些力道十足的思想資源華麗而深沉，正是幾千年來中國傳統文化結構，所不能給予的知識分子所必須的人文營養素。而 對於中華民族的未來而言，現代意義上的知識分子又是那麼不可或缺。
當今中國知識分子的犬儒主義態度，既不只是一種單純的懷疑戒備心態，也不是玩世不恭的憤世嫉俗行為表達，而更是一種人們在特定的情境中形成的生存方式。然而對於中國知識分子來說，傳統文化和現代文明的碰撞以及體制的局限，是扭曲產生犬儒知識分子的最主要原因，這也是中國知識分子最不能令人釋懷的糾結和悲情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