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源——挖掘中國革命之傳統
文／青草＠破土工作室
「何為中國革命傳統？這一傳統在當代中國政治中又扮演什麼角色？」 在《安源》這本書開頭，裴宜理就拋出這一深刻的問題。
在古巴，民眾一致認為革命傳統意味著全體古巴人民能夠享有免費教育和免費醫療；在美國，人民將自己的革命傳統和民權（如言論自由和集會自由）緊密相連。但在中國，大部分中國人似乎並不明瞭我們的革命傳統是什麼。在追求經濟發展的今天，一切都以人民幣為導向，中國的革命傳統似乎早已在社會輿論和日常生活中被遺忘了。
同樣被遺忘的還有安源。「安源」，曾是中國共產主義革命的源頭。這裡是1922年安源工人大罷工的地方，在年輕的革命者李立三、劉少奇和毛澤東的組織下，13000名路礦工人舉行了5天的大罷工，使得「安源工人俱樂部」（實為工會）得到資方和官方的承認；這裡是中共第一個共產黨支部所在地，1924年，每5名中國共產黨員中就有1名是安源路礦工人；這裡擁有由共產黨運作的最大的工農補習學校網及第一個共產黨幹部學校。即使安源工人俱樂部在1925年遭受殘酷鎮壓，安源仍然為中國革命做出卓越貢獻：安源工人回鄉後在湖南等地成立農會，是湖南風起雲湧的農會運動的骨幹；他們也是秋收起義的主力軍，還有超過5000名安源工人參加了紅軍，投入到中國革命轟轟烈烈的潮流中。
革命先烈所付出的鮮血和生命不應該被遺忘，中國的革命傳統也不應該被時代拋棄。因此，裴宜理教授立足安源，回顧從19世紀20年代到21世紀的歷史變遷，試圖為我們梳理安源經驗中所蘊含的中國革命傳統。裴宜理是哈佛大學政治系教授，她出生於上海，長期關注中國底層社會的革命者。在本書中，裴宜理教授從文化視角，為我們揭示中國革命何以成功、並為勞動者的地位帶來改變。
那麼，回到本書開篇的問題：中國革命的傳統是什麼？基於裴宜理教授的分析，安源的經驗是通過教育工作和基層組織建設來實現勞動者做人的尊嚴訴求和社會公正。
一、中國革命傳統之一——工人的教育工作
教育是安源工人工作的第一步，也是安源經驗的核心部分。
1922年，23歲的李立三來到安源煤礦，他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開辦工人子弟學校，並且利用家訪的機會，認識安源煤礦和鐵路的工人。隨後，他又開辦了工人夜校，教工人基本的漢字，並講解馬列的入門思想。李立三等組織者還編寫了教材《平民讀本》，向工人講解革命階級意識，解釋什麼是工會、什麼是國民革命和社會主義。除了上課，還通過一系列創新的形式教育工人，例如戲劇、演講、歌曲、電影等文化媒介，效果更加顯著。工人俱樂部還主辦了31部由工人們自編自演的“化妝演講”，這種表演融合了喜劇和演講，每次講演都能吸引上千名觀眾。在課堂內外的學習和活動中，安源工人開始認識到壓迫和剝削的根源，認識到只有進行鬥爭和革命才能創造一個工人的天下。
安源為工人教育而編制的課本、戲劇、歌曲、講座或其他宣傳材料，形成了一套工人教育的教材和教學模式。而此模式之後散播到江西蘇維埃，並且於戰爭時期在全國各個革命根據地廣泛採用。
二、中國革命傳統之二——工人基層組織建設
在進行工人教育的同時，李立三等組織者也開始積極建設工人基層組織。仿照蘇聯和巴黎公社的經驗，安源工人開展了一系列的民主實踐。在罷工後的一個月內，安源工人俱樂部多達13000多名成員參加了第一次代表直選，成為隨後一系列直選的開端。俱樂部內每10人組成一個10人團，每個團各自選出一名「十人代表」；然後大約140個百人小組在各自選出一名「百人代表」；最後，路礦公司的45個工作部門都各自選出一名「總代表」。總代表每月開兩次會，會上的決策需要得到每月舉行一次會議的百代表會議批准。工人代表的選舉每年舉行一次，通常是在臨近大罷工紀念日的夏季舉行。
除了成立工會組織，安源路礦工人俱樂部還建立消費合作社，以低於市場價格出售如油、鹽、布、米等等基本生活必需品，以使工人免受商家的盤剝；還組織自己的武裝隊伍，稱為「監察隊」， 維持俱樂部的安源和秩序，以免於員警、黑社會的欺壓；工人們在1923年5月還設立一個裁判委員會，取代了腐敗官僚的法院，成為當地群眾解決矛盾的主要仲裁者；俱樂部下的故工撫恤會設立了互濟股，負擔因工業事故死亡的工人的喪葬費用。這些工人組織的出現，讓一個自治的、民主的工人社區成為可能。
三、中國革命傳統之三——勞動者尊嚴和社會公正
「從前是牛馬，如今要做人！」這是1922年9月安源大罷工的口號，代表著底層勞動者要求做人尊嚴的呐喊。在工會成立以前，安源工人飽受資本家、軍閥和黑社會的剝奪，工人像牛馬一樣辛苦勞作，卻收入微薄，甚至健康和生命也不能得到保障。為了爭取做人的尊嚴，安源路礦工人開展了5天的大罷工，迫使資本家與工人進行集體談判，並答應工人的加薪要求、承認工人的工會組織。更為重要的是，工人的地位也得到很大的改善，以往頤指氣使的工頭和管理人員甚至要稱呼工人「萬歲」。安源罷工是中國勞動者抗爭的一個縮影。在共產黨的帶領下，底層工農經過30多年艱苦卓絕的抗爭，為的是建立一個勞動者的天下，實現工農當家做主的權力。這是中國革命當年的莊嚴承諾和奮鬥目標，也是激勵無數先烈為之犧牲的原因。
但是，解放後，安源經驗和中國革命傳統都遭到一定的曲解。在毛澤東時代，安源歷史被一再改寫，工人群體的努力和抗爭被淡化，領袖個人的作用被一再神化和提高。安源的革命光榮傳統成為了強化政治領袖的權力、進行個人崇拜的工具。改革開放後，革命被等同於暴力和混亂而受到批判，「工人教育」、「工人組織」和「建設工人當家做主的社會」的革命傳統也都被拋之腦後。安源工人的處境也一落千丈，不僅失去了終生勞動保障，而且重新遭受包工制、資本家的嚴酷剝削。
正如裴宜理所指出的，安源發生了令人痛心的歷史倒退現象，當下煤礦工人的悲慘生活如同一個世紀之前，這提醒我們中國革命尚未完成。基層勞動者的社會處境應該仍然是社會關注和討論的核心問題，如果工人群體的處境持續得不到改善，就不能排除革命再次上演的可能。
參考文獻：
Perry, E. J. (2012). Anyuan: Mining China's revolutionary tradition. Univ of California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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