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夢秋是中國媒體工作者，這是他在內地寫給香港獨立媒體的一手報導。對於有關四川大地震的報導，國內同袍批評香港傳媒揭露內地豆腐渣工程、中國政府缺乏地震通報消息等，是報憂不報喜。究竟媒體應該在救災過程中，對中國政府保持批判性，還是應該思考怎樣才能把救災變得更加有效，怎樣才能在不可避免的天災之下，將損失變得更小？編者認為此論值得更多討論方能判斷，此論題留待諸君討論
文：夢秋 (中國媒體工作者)
罹難者、廢墟、哭泣的人們，表情嚴肅而疲憊的救援者和軍警，所有這一切，充滿了最近這一個星期的電視螢幕。
2008年，對很多人來說是不幸的。我們這個國家遭受到了20年來前所未見的災難。但是，無論對於幸存者還是身爲這個國家國民的其他人來說，我們見證了新的歷史，一個在新的時代裏中國的成長歷史。她的成長讓我們自信而且欣慰。
這個國家在多年的苦難和發展中逐漸變得成熟而且自信了。她的人民，擁有更強的核心凝聚力。她保留了歷史所傳承的寬容和善良，也在不斷學習中被賦予了西方國家公民社會當中的協作和公德等責任感。這是我，作爲媒體工作者之一，從地震救災中體會到的深切感受。
多日來，沈浸在電視報道所帶來的深深震撼當中。我和我的同事們編輯了一期地震救災專刊和一期專欄。每天，我們都要接觸到各種觸目驚心的圖片，需要採訪各種地震現場的親歷者。接觸到的各種資訊，讓我們感到悲傷的同時，又感受到希望。也只有在這個時候，我們才能感受到“希望”這個詞，對於許多人來說，是何等的重要！
我不想在本文當中重復那些悲慘的故事。我想說到的是，那些給我們帶來「希望」的故事。
罕見的地震 快速的應變
對於這次地震的等級，我想，很多朋友已經注意到了這樣一個資料：7.8級（5月18日調整爲8級）。這是一個罕見的數位。地震等級每相差一個級別，強度相差30倍。這是一個常識。1995年在日本發生的阪神大地震震級爲7.3級，6500多人遇難。而本次汶川地震，波及面積之廣，地震烈度之高，世所罕見。地震波及面積達到10萬平方公里以上。這個面積，相當於兩個半臺灣島。半個亞洲都感受到了地震帶來的震動。地震造成四川、重慶、甘肅、陝西、雲南、河南、湖北七個省區市成千上萬人因此罹難。可以說，汶川已經取代唐山，成爲中國當代歷史上無可取代的災難性名詞。
對付這樣大面積的瞬間自然災害，可以說，政府已經做出了最快的反應。中國歷史上的多災多難，曾經使人們對死亡變得漠然，也因此培養了世界上最龐大的官僚體系。但是，如果這個官僚體制因爲各種原因變得臃腫無能，無法正常運作，這就意味著它不但不能肩負快速反應的職責，反而會成爲阻礙救災的巨大障礙。在這次救災過程當中，我們欣慰地發現，現在這個政權之下應急反應機制是高效的，也是積極的。
除了地震後幾個小時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即趕赴災區之外，震區反應最快的就是軍隊了。地震剛剛過去14分鐘，軍隊就派出了第一支醫療隊。中央對於軍隊的調動，如指臂使，非常靈活而且迅速。軍隊的調動成爲本次抗震救災當中的最大亮點。中央調動了據說超過13萬大軍。除了進行專業救災搶險的武裝警察部隊之外，還調動了武警機動師等機動部隊。武警38師的師參謀長王毅大校成爲帶領200人機動分隊，冒著大雨和滑坡的危險，20個小時之內徒步行走90公里，率先衝破艱難險阻進入震中汶川。
爲了抗震，中央調動還調動了除武警以外的大量正規現役部隊。內地6大軍區的部隊，只有南京軍區和瀋陽軍區的部隊沒有調動。海陸空三軍和第二炮兵（即執行核威懾的戰略火箭部隊）全部調動了。被派往災的部隊當中，除了富有山地和高原作戰經驗的13軍以及號稱鐵軍的54軍等王牌軍之外，還有中央的戰略快速反應部隊，在韓戰當中立下赫赫戰功的空降15軍（即大名鼎鼎的上甘嶺黃繼光部隊）。在短短72小時之內，中央先後通過空運集結了超過1萬人以上的軍隊。這個集結速度，從軍事角度上來說，已經非常令人吃驚。在2005年Katrina颶風襲擊New Orlean之後，美國軍方的反應速度是80個小時。
除了軍隊的反應之外，醫療系統和公安系統的反應也非常迅速。一些政府機構平時看起來官僚習氣十足，此刻效率之高，讓人瞠目結舌。成都的軍隊醫院在地震後幾個小時就在空地上搭建了野戰醫院，轉移了全部住院病人。政府也全力組織起來，保證水電和通訊的暢通。在幾千個通信基站被損毀的情況下，移動通訊在72小時之內基本上得到恢復，這個簡直就是奇迹。而災區各級政府人員的表現非常值得肯定。許多政府人員，本身家庭就有傷亡，但是一直強忍悲傷，堅守在自己的崗位上。在這裏面，可以列出來的人員就有北川縣的縣長，公安局局長，武警上校以及許多的幹部們。
CNN的報道當中採訪了一名當地村黨支部書記。他的家屬在地震中全部被掩埋，但他一直在負責救援工作的展開，甚至無暇顧及家人的生死。記者採訪他的時候，他淚流滿面。在手中的對講機傳來最新的資訊事，他甚至沒有來得及擦一把眼淚就轉身跑開了。這個場面給CNN的主持人帶來了深深的震撼，在好幾秒時間裏，兩個主持人呆住了，相對無言。在5月14日從空中冒死傘降到茂縣的15名空降英雄當中，有一位名叫任濤的士官，他的家人就在震中，生死未蔔。他還來不及放下心中的擔憂，就冒著極大的危險進行了傘降。這種驚人的毅力和鎮定，傳達給我們這樣一個資訊，他們是值得相信的人，是值得依靠的人。他們是我們的英雄。
地震救災可以傳達出來的資訊之二，就是讓我對我們這個國家的國民素質有了新的認識。之前，我們對整個中國的認識，可以用一個流行的想法加以概括：我們曾經認爲，中國自1949年以來，由於專制統治和文革的破壞，整個國家禮樂崩壞，道德敗壞，世風不振，腐敗橫行。中國已經放棄了傳統的儒家思想，而又不肯轉身投向西方的宗教信仰。信仰缺失，使我們認爲，無論國家的經濟的發展如何迅速，如果我們沒法尋找到合適的信仰，整個中國將成爲泥足巨人，隨時有崩潰的可能。但是，這次地震救災之中，我們可以看到人性的光芒在四處閃爍，可以看到無名的人們用怎樣一種堅強的力量維護著我們道德和生命的底線。
捨身成仁 全民救災
在遇難者當中，有捨身保護學生的老師，有在最後一刻用身體遮擋孩子的幼稚園阿姨；一個媽媽被埋在廢墟之下，她身下的孩子只有幾個月大。這位媽媽在等候救援的時光裏，艱難地用手機記錄下了這一條短信：
「寶貝，如果你能活下來，一定要記得我多麽愛你！」
這個嬰兒在母親的遮掩之下，毫髮未傷，直到有人把他救走。而媽媽卻與他陰陽永隔。
在這幾天裏，多少人無法知道自己親人的下落，多少人在堅毅的面容之下悄然落淚。但是，在這樣嚴重的自然災害面前，每個人都是國家的長城。我很欣慰的看到，我們國家傳統文化中的「仁義」在民間，在老百姓之間繼續傳承著。「仁」就是愛，愛自己，也愛他人。在別人需要愛的時候，每一個人都在毫不猶豫地付出，從拼死搶救受難者的軍人身上，到冒著餘震危險的政府總理身上，我們都可以發現“愛”的光芒。
回頭看看，當災區最需要血漿以救援傷者的時候，全國掀起了獻血的高潮。我在廣州天河城的街頭，可以看見排隊獻血的人長達上百米。一時間，由於獻血量太大，甚至超出了許多血站的處理能力，不得不緊急叫停。
「仁」是責任，對國家和社會的責任。開放的媒體和反應迅速的政府，都清晰地闡釋了它們在危機階段對於責任的認識。從軍隊不惜一切代價打通封堵的道路，可以看見他們對於責任的理解。從那些因爲工作職責，而無法顧及家人的醫生、護士、教師、工人身上，我們也看到了對於責任的理解。
在救災過程當中，出現了許多人性化的措施。全國上下，對怎樣救災，在救災過程當中所表現出來的全面思考，也是一種責任的表現。地震之後，軍隊迅速發出指示，要求各部對四川籍戰士的情況進行瞭解，穩定軍心；爲了防止疫病流行，防疫部門在災區已經展開了大規模噴灑消毒水的工作。新聞媒體也表現出了高度開放的態度，主動傳遞各種資訊，爲離散的親屬提供尋人服務。這也是對社會總體上的關懷，是人對人之間的責任。
我想，我們現在正在進入一個重建國家道德的階段。不是我們找到了重建道德的精神來源，而是因爲一次次的自然災害，使我們發現了自身血液裏傳統的精神力量，我們將從這一片廢墟當中，發掘可以讓我們的文化繼續延續千年的精神幼苗。
災難並不可怕，可怕的是我們對於災難的麻木。幸好，我們不再是這樣一個麻木的民族。鳳凰已經涅磐，我們已經重生。
不能客觀：中國媒體工作者告白
作爲媒體工作者，我還有許多想要說的感受。在地震之後，我個人的情感已經不容許我採取中立的立場對抗震救災做出冷漠的評價。的確，西方媒體當中對於地震災難的報道是平靜的，客觀的。它們會關注傷亡的數位，關注死者的呻吟，關注許多戲劇性的場面，甚至關注地震當中的陰暗面。但是，如果我採取這種立場，是對我自己的國家和民族不負責任的行爲。我不是一個旁觀者，而應該是救災人員當中的一分子，哪怕我自己的力量是如此微薄。在整個國家爲地震感到哀傷的時候，我不能過度渲染悲情和憤怒，而應該表達別人和我對於災民的祈福，表達一種不屈不撓的信心。對我來說，這次政府的所作所爲，已經接近無可指摘。國際社會的反應，我們港澳臺同胞的反應，讓我感到鼓舞和感動。
我所能說的，也許只有一句祝福：祝生者平安，願逝者寧靜。
下面集中說明一下我對廣泛流傳的幾種說法的一些解釋：
地震能不能預報？
地震本身預報的難度很大。地殼的地質變化，在長期來看，的確存在著一個可預報的範疇，所以長期預報是有可能的。但是短期預報，要將地震時間準確預報到月日，則非常困難。地質運動是一種物理運動，但是這種運動存在著極大的不確定性，無法通過既定的數學模式進行推導。中國曾經在1975年預報了7.3級的海城大地震，並進行了緊急疏散。即使如此，仍舊有超過上萬人傷亡。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則根本無法預報。此外，地震強度和地震烈度是兩個概念。地震的強度目前通用的裏特克分級制度來計算，即我們常說的裏氏震級。但是地震烈度則是另外一個概念。由於地震分爲淺層地震和深層地震，因此即使地震強度很高，淺層和深層地震造成的破壞情況也不一樣。這一次的地震和唐山地震一樣，屬於淺層地震，因而破壞程度特別嚴重。
此外，還有一些說法，認爲事前有一定的地震徵兆，政府沒有及時進行疏散。這些徵兆包括出現地震雲，大批動物的異常，例如癩蛤蟆四處亂跑，貓狗情緒不寧等等。事實上，北川縣公安局局長和他的幾個同事被一條情緒不寧的狗趕出了辦公室才幸存下來。而他的一百多個手下，幸存下來的人只有三分之一。
關於依賴地震前的異兆進行疏散的問題。我想，“異兆”是否能作爲一個科學的依據以發出地震預警？正如中醫的“望聞問切”用以判斷一個病人的病因，這種做法在西醫的眼中是極其不科學的。我們所依賴的自然科學完全是從西方移植過來的體系，更加不會依靠非科學的各種“異兆”來判斷災難的發生。對於10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來說，緊急疏散相當於一個小國家全面進入了戰時狀態，因此判斷是否可以疏散，需要許多能夠互證的科學發現。在2007年颱風襲擊上海和浙江一帶的時候，當地曾經進行過數百萬人的疏散。它雖然證明中國有能力進行大規模疏散，但是這個疏散是建立在對氣象資料的全面正確分析之上，而地震預報與疏散，遠遠無法達到這個程度。對於那些地震研究人員，我們需要保持一份理解。畢竟，他們承受的壓力，要遠遠大於其餘的科學人員。
爲什麽災區受到破壞的房子以學校居多？
美聯社在報道災區的情況時，曾經說過，在1976年的唐山地震之後，中國政府推行建築標準時採用了很高規格的防震措施（building code），但是這個措施是否能夠執行很成問題。因此，災區大量的學校倒塌就成爲一個受人關注的現實了。
對於美聯社的說法，我暫時不置可否。我在這兒先說清兩個事實：首先，地震發生的時候，正好是各個學校下午開始上課後的幾分鐘，學生集中坐在教室當中。其次，學校是僅次於影院劇場之外人群最爲密集的地方。中國的國情決定了中國的學校班級規模相當大。因爲教師資源的緊缺，並且在長時間以來難以得到緩解，中國目前的地方公立中學基本上採用大班上課的方式，每個班級的規模學生多達50-70人。我在十多年前中學畢業之前，班級招生法定人數是48人，畢業前整個班級人數已經膨脹到63人。
由於班級規模大，導致教室修建的時候建築面積十分大。教室的結構又決定了在相當大的跨度之內，不能有梁柱支撐。而且，考慮到教室採光問題，教師左右兩側需要用來開窗戶，不能作爲承重牆承受整棟建築的重量。真正的承重牆只能是教室前後兩面牆。學校教室大規模倒塌，是有建築結構原因在內的。況且，據瞭解，倒塌的教室很多都是老式建築，採用的是典型的磚牆承重，水泥預製板封頂。磚牆的承重能力較差，現在已經基本爲人所認識。在1990年代之後，許多新建築已經改變了建築結構和材料。在北川中學，一層五層樓的教學樓全部塌陷，它的建成年代是1994年。另外一棟五層教學樓建於2004年，它的最下面兩層全部塌陷，而上面三層則保持完整。
然而，即使是新建築也難逃強烈地震帶來的震撼。在本次地震當中，據我們在現場記者發回的報道，北川縣政府大樓也倒塌了一半，被視爲准軍事部門的公安局大樓也損失慘重。都江堰中醫院也被夷平。學校之所以受到媒體關注，那是被掩埋在裏面的罹難者，都是我們的希望和未來，因此讓人感到分外難過！
學校建築倒塌是否是因爲建築質量問題，還是因爲客觀的原因，我相信，在衆目關注之下，將來一定會有一個讓人們可以認可的答案。
爲什麽沒有及時派出空軍進行空投搶險？
首先需要明確的一個事實是，空軍不是萬能的。汶川地震發生在四川盆地的西北地段，地形極其複雜，屬於典型的高山峽谷地段。該地區平均海拔在1000米-2000米之間，但是群山環繞，地勢崎嶇。有些高山海拔高度可以達到5000米。這對於用於救災的直升機來說，幾乎已經到了飛行高度的極限。而如果出動固定翼飛機進行空投的話，由於氣象條件在災情發生後兩天非常惡劣，不但不能保證空投援助的準確性，甚至連飛機的安全也無法保證。
高山峽谷之間的氣流變化可謂瞬息萬變。高山切變風是直升飛機的殺手。即使不考慮直升機的安全，很難說，在大雨滂沱，雲層極低的天氣條件下，直升機能有多少作用，難以判斷。
在這次救災當中，暴露出了中國通用航空業一個極其嚴重的問題。即使在後來有條件提供直升機救援的情況之下，還是沒有足夠多足夠好的直升飛機投入使用，而且特別缺乏救災專用直升機。在軍隊調動了濟南軍區兩個陸航團的情況之下，參加救援的直升機不過百餘架。中國還不能生産可以吊運大型救生裝備的重型直升機，而且也沒有從國外進口類似的飛機。在中型直升機上面，只有20多年前進口的美式“黑鷹”直升機和俄羅斯制米-171飛機。雖然這兩種飛機在救災過程當中表現出了出色的高原性能，但是畢竟其作用受到了限制。
直升機的使用風險是非常大的。1979年震驚世界的伊朗人質事件當中，美國派出解救伊朗人質的8架直升機遭遇沙漠風暴，部分直升機退出，另外有一架直升機與加油機相撞，導致多名特種部隊隊員身亡。最後被迫放棄所有直升機。在1998年長江流域的抗洪大災當中據說也有軍方的直升機墜毀。這種情況說明，直升機的使用其實有著相當大的限制，並不是如好萊塢電影當中美軍直升機那般全能。
對於傘兵的情況也是如此。傘兵本身就是一個非常危險的職業。不要看見他們降落時頭上的傘花就認爲他們很安全。其實傘兵降落的時候地面的衝擊力是非常大的，許多老傘兵的膝關節和脊柱骨都會受到慢性傷害。而且，傘降的散佈面非常大，要集結起來是非常困難的。在這次抗震救災的過程當中，從現場以及後來的圖片判斷，唯一進行的一次傘降是5月14日的15人傘降。圖片顯示，當時的雲層非常厚，在穿破雲層之後，傘兵們能夠調整自己方位尋找合適降落點的時間也所剩無幾。資料顯示，飛機的飛行高度是海拔4999米，屬於高空跳傘（傘兵們由於戰術要求，跳傘高度多在1000米以下）。爲了保證降落的準確性和安全性，傘兵們本次傘降沒有戴氧氣罩和護目鏡。想到他們必須在群山和河流、峽谷之間尋找不多的降落地點，我要對這15位冒險空降的勇士們表示由衷的敬佩！
最後，還要對這次的地震救災提出自己的一些批評。
雖然軍隊表現了極大的英雄主義氣概，將軍和大校上校們領先衝鋒，拼死命打開了通往震區的通道，但是總體上還缺乏救災的經驗，在突如其來的情況之下，難免有準備不足的情況。從電視畫面判斷，許多軍人和武警戰士沒有戴頭盔即進入救災現場，這是非常危險的。有部分戰士沒有手套，全靠雙手扒開廢墟。還有一點，就是許多戰士沒有穿軍靴，而是穿膠鞋開始救災。總而言之，軍方對於戰士的個體保護還不夠充分。而且後勤給養保障有不到位之處。許多軍人連夜奮戰，但是常常吃不飽，甚至沒有足夠的水喝。這當然和受災程度太嚴重，道路不通有關係。
其次，雖然媒體表現出了開放的態度，但是在災難之後的幾天，又習慣性地回到了原來的軌道。雖然不再重復資訊封鎖，但是那種典型的「把壞事變成好事」，「把救災當作成績」的做法，官方媒體幾十年如一日並未有所改變，而這一次也不因爲汶川特大地震表現得更加明顯。地震已經過去一個星期，無數的亡魂在泉下呻吟，媒體應該思考，怎樣才能把救災變得更加有效，怎樣才能在不可避免的天災之下，將損失變得更小。然而，我們看到的是，一次次領導人出現在現場的場面。我絕不會說領導人到現場是作秀，因爲他們冒險前行，隨時可能遭受到餘震。但是，我們更應該把更多的鏡頭留給普通人，留意他們的傷痛和悲哀，留意他們的樂觀和希望。是他們，而不是國家領導人，代表了整個民族存在的未來。
震驚和悲痛當中的責任感
幾天來，在震驚和悲痛當中，深深地感受到了我自己的責任感。我無法親身趕赴災區，爲搶救生命盡我所能。也許我的努力工作，向我們的同胞們解釋一些原委，描述一下我們的感受，也是對地震救災工作的一份責任和義務。
在寫下這一切的同時，仿佛看見了7天來無數感動和哀傷的鏡頭。生命是脆弱的，但是愛心與責任感是強大的。正如一位網友所說的那樣，中華民族在災難中進行著一次偉大的自我救贖。
圖片來源：lgcf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