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文章是苦勞網小美為紀念六四而向朋友約回來的文章，於苦勞網和香港獨立媒體網同時刊出。
文：夏晚森(作者為台灣文字工作者)
一九八九年，我國三，喜歡看報，尤其喜歡看政治新聞。此前一年，蔣經國過世，此前兩年，台灣剛解除長期以來的戒嚴令。
那年，李登輝的總統之位還沒坐穩。國民黨舊勢力正磨刀霍霍，準備向這位某種意義上算是「靠運氣」才能當上「中華民國」總統的第一位台籍人士下手，好在隔年正式的總統大選中，將他一腳踢出權力核心。
那年，我還不知道這位看起來硬梆梆、寡言、少笑容，有著不太像一般台灣人的高大身材的「扈斗總統」，會為台灣帶來幾近翻天覆地的改變；當然更無法預料，此後廿年由他開啟，由民進黨接棒的中華民國台灣化進程。然而即使只是一個國三學生，我也知道台灣社會正隱隱醞釀力量，即將迎接一場不可測的改變。
我知道自己站在歷史交口上，聽到時代改變的濤聲正逐漸從遠處傳來，不知何時將掀起滔天巨浪，更不知這個我以為的巨浪是否最後只會形成一朵小小的水花。
那年夏天，我更關心的是即將到來的高中聯考，時代將改變，而我也在人生的關口上。我與同學揮汗讀書，龐大的升學壓力帶來的緊張讓教室空氣濔漫著詭異氣息。我們很用功，也很放肆，笑得比平常大聲，打鬧得更加厲害。最大的解壓方式，是扮起金庸小說的武俠人物，在國一國二及國三放牛班的學生都回家的第八、九堂下課時間，狂奔整個校舍，互相砍殺追逐。彷彿這些虛幻的刀光劍影，能為我們揮去沉重的不安。
同一時間，中國傳來驚人的消息，那時是四月，北京地區各大學的學生集會天安門，要求重新評價剛過逝的中共開明派代表人物胡耀邦。
隨著時間演進，天安門前廣場聚集的學生越來越多、訴求越來越廣泛也越強烈。當時台灣報禁雖然已經開放一年，但聯合與中時依然是壟斷性的媒體。我和同學一邊準備考試，一邊關注對岸形勢的發展。電視上、報紙上，一篇篇、一幕幕有關北京學運的報導及分析，搞得大家也跟著沸騰起來。是啊，那時我們都還是「中國人」，我們睜大了眼想看看是否沉睡的巨龍即將驚醒。於是上課時，有人偷塞耳機，隨時等著聽北京傳來的最新消息；下課時，大家圍著一夥討論，究竟王丹、吾爾開希哪個帥？柴玲跟他們誰比較聰明？最誇張的是一個同學居然寫信給吾爾開希，更不可思議的是這封沒有收件人詳細地址的信居然獲得回音。在某個夏日早晨，我們一群人興奮地圍在同學桌邊，看著滿滿一張信紙，一人一語帶著欣羨的口氣，展開有生之年第一次簡體字大猜謎，感覺猶如得到摯愛偶像的親筆回函般興奮。是啊，即使正被聯考痛苦的折磨著，我們依然是追夢的青春少女，而懷抱理想，膽敢跟當權者抗衡的勇士，當然是我們的無敵偶像。
那也是個世界局勢變動的年代。四月至五月學潮，中共黨中央對學生展現前所未現的寬待，黨領導幹部接見學生、傾聽學生的訴求。我至今猶記得吾爾開希為表不肖官倒李鵬（當時的中國國務院總理），穿著一身睡衣，前赴談判的模樣。那樣的畫面在電視中重覆播放，報上開始出現這些學生是否過於自我膨脹的檢討聲。上學時，我也與同學們討論並爭執著，吾爾開希究竟是太跩還是帶種，當做課餘的有趣話題。
這些新聞全數成了世界注目的焦點。五月十五日，舊蘇聯最後一任領導人戈巴契夫前往北京，展開訪談。全世界的記者同時聚集此地，準備報導兩個同在蛻變中的共產大國領導人世紀會談。學生們似乎打算趁著外國記者群聚、世界注目的時刻，爭取政府更多讓步。
就在戈巴契夫到訪前兩天，絕食運動將學潮帶上另一波高峰，同時原本學運的支持者，也有部分人士出現該適可而止的論調。
此時，台灣的報紙除了依舊持續報導北京學潮，也大篇幅比較戈巴契夫所領導的蘇聯民主化及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政策的影響，討論究竟是蘇聯政治經濟雙管齊下的改革，還是中國經濟開放、政治依舊緊縮的政策，能使共產世界成功轉型？誰終將通過歷史的考驗成為未來典範？當時誰都沒料到，一場腥風血雨即將到來。
戈巴契夫離開中國後，北京的氣氛更趨緊張。同情學生的趙紫陽遭到軟禁，接著北京宣布戒嚴。學生們仿效美國自由女神所做的塑像在廣場中被立起，廣場中播放著台灣歌手集體創作的歌曲〈歷史的傷口〉。山雨欲來風滿樓，學生的臉上更多是焦燥而不復學潮初起時的自信。我和同學們在小小悶熱的教室中，時不時輕輕地哼唱著：「矇上眼睛，就以為看不見；捂上耳朵，就以為聽不到。而真理在心中，創痛在胸口；還要忍多久？還要沉默多久？」
我已經忘記那是否是一個躁熱的夏季，只記得在那哀傷歌詞背後傳來的不安。那是我的祖國、夢中的中國，那些血脈相連的同胞會有什麼樣的命運？
事情來得讓人措手不及。六月三日解放軍入城，次日凌晨起，展開軍事鎮壓，坦克上的機關槍掃向天安門廣場的示威者，學生倒於血泊，混雜血水淚水的畫面透過還留在北京當地的國外媒體傳到各地。我在電視前掩面哭泣，心中一邊想，是否小時候在《吳姐姐講歷史故事》中讀到的東漢和宋代太學生學潮被鎮壓就是這樣？當天上學，班上一片愁雲慘霧，那位時常偷聽廣播的同學，哭得尤其厲害。
之後，我們的心情跟著報導持續起伏。王丹被抓了，他會被判死刑嗎？柴玲跟吾爾開希有沒有逃出來？他們還好不好？是不是國民黨的地下組織會幫忙營救？還是有誰能幫忙呢？大學時，我在課堂上聽到老師教到戊戌變法失敗，變法要角譚嗣同被補後寫下的〈獄中題壁詩〉：「望門投止思張儉，忍死須臾待杜根」，一瞬間回想起六四時的種種畫面，望門投止的張儉，在逃亡的過程中，連累了無數護衛他的支持者；六四後成功逃亡的吾爾開希跟柴玲，回想起廣場上那些來不及逃的，消失的青春生命，懷抱的是怎麼樣的心情？他們是學潮的要角、重要的領導人，同時也是營教者主要的協助對象，而那些默默死在廣場上的無名者，終究只能被歷史掩蓋所有存在過的痕跡嗎？所謂革命的豪情與壯烈，究竟是多少殘酷現實所砌成？人為了理想要犧牲堅持到什麼地步？我至今沒有答案。
一九八九年，我邁向了高中生活。同年，隨著蘇聯勢力撤出，東歐共產世界，一國接著一國，各自完成政治改革，成為民主國家。第二年，台灣大學生仿效天安門學運的精神，在中正紀念堂廣場上，豎立起巨型「野百合」雕塑，靜坐抗議要求「解散國民大會」、「廢除臨時條款」、「召開國是會議」以及制定「政經改革時間表」。在民意的支持下，李登輝一步一步展開民主改革，同時掃除政敵。然而那場全世界的人都知道，唯獨北京以外的中國人都不知道的流血事變，終究給中國帶來什麼樣的變化？依然眾說紛紜。
而我在將近廿年後，在相較於事件當年顯得異常冷淡的台灣社會氛圍中，時常想起一九八九年，那個我和許多同學，都還認為自己與中國人血脈相連的夏天。
註：1.為免記憶錯誤，文章中事件發生年代曾經查證。
2.六四事件發生時，我每天剪報，記錄事件的發展。事件發生後好些年，仍持續關注當年學運參與者的下落。雖然事隔多年，當年看到的一切，彷彿歷歷在目。 我一直想寫些什麼，記錄我心中的六四，也紀念國三時的瘋狂生活。選在一個與六四完全無關的日子，發表這篇文章，當作對青春歲月的憑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