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應劉廼強〈香港為誰發展?〉
劉政協 閣下:
晚輩剛拜讀 閣下鴻文〈香港為誰發展?〉後有感。
今日我看到,晚輩(及我所認識而在 閣下眼中頭腦幼嫩的年輕人)與劉政協 閣下(按照我國習慣,一日政協就一生政協,請不要再客氣),很多觀點其實非常相近,所以我實在不願看見年輕一代與有水平的建制中人彷彿彼此水火不容。
我感受到 閣下都很不滿本地商家騎劫本地施政,這正是我們反對功能組別和選委會選特首的原因。我就算暫且相信所有政府官員及立法議員都像聖人一樣愛人如己,但現行制度本身就陷政府及立法會於不義:14位功能組別立法會議員0票當選,特首選民只有800人,這兩個數字,已經令政府及立法會帶有「原罪」,就算他們真的心繫家國、鞠躬盡瘁,只要施政「稍微出錯」,都會被人「誤會」是政策傾斜。我們不如攜手改革此「陷政府及立法會於不義」的制度,一起建立真正的民主制度,包括普選特首和廢除功能組別,不要再讓商家騎劫施政。
有些誤會,晚輩不得不澄清。晚輩姑且不反對 閣下以「後物質主義」描述年輕人的價值觀,但「後物質主義」絕不是「反物質主義」,至少對我而言,「超越維生的物質」對於生命是中性的,物質豐盛不是罪,物質匱乏亦非格外神聖,相反亦然,承先賢孔子所言,富貴無罪,「不義」而富且貴才是浮雲,我自己反高鐵,重點是社會公義,如果政府能夠顧全社會公義,包括顧及受影響的居民、限制高鐵票價等,我是認同全國高鐵網絡有利國家人口流動及隨之而來的社會發展的。
雖然我認同智慧累積的重要,但我不會苟同 閣下「革新大部份騙人」的論述。先賢古訓,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宏大如「平天下」,當須以「格物」為基礎,格物就是批判、解構事物,是建構知識的過程。中國共產黨亦著重「先鋒性」,亦是講求比群眾走前幾步,帶領中華民族向前走。既然 閣下都同意「頭腦僵化不利社會發展」,年輕人關心社會期望政府改善,為何卻被 閣下直斥「入世未深」呢?我實在很有誠意希望政協 閣下親身認識經常描述的80後青年,他們絕不是 閣下眼中純粹鬧事、頭腦幼嫩的憤青。
政協 閣下,晚輩很認同民族復興的大業,很清楚中華民族的頭號對手是超大型跨國資本和美帝軍工復合體,但是若然中華人民共和國(及香港)的政治制度趕不上經濟發展、趕不上資訊流通,人民得不到政府應有的照顧,本身已經生活在水深火熱(執筆之日又有煤礦火災死了25人),而且小部份作惡多端、禍國殃民、玩忽職守的酷吏又可繼續安然連任,殘民自肥、夾帶私逃(往美加)的大資產階級又可繼續謀取暴利,那麼全國(包括香港人)怎能上下一心復興中華民族?民主制度的最核心,就是要和平地「送走」不及格的官員,僅次而已,民主制度只是讓其他社會問題「有改善的可能」,而非像現在官僚資本家專政下「死路一條」。
在我眼中,活躍表達反對意見的80後,心繫香港、心繫中華民族。政協 閣下,請不要再互相誤會了。
願中華民族大義昭彰!
社會民主連線副秘書長
容樂其
二o一o年三月十六日
題外話:閣下引用一些例子「描述」年輕人吃不了苦云云,我只可以說「奧運義工不代表我」:在學生時代(其實只係早幾年),晚輩搞港大國事學會的交流團,交流對象正是貴州窮鄉僻壤的中小學生,晚輩在當地旱廁「辦大事」的經驗仍然歷歷在目,當然我深知,相對諸位長輩經歷抗戰、大躍進或文革的痛苦,晚輩的所謂「經歷」是微不足道的。倘若我遇到值得我奉獻的對象,我才不會因「沒有冷氣」而退出。順帶一提,現在敝黨社民連的總部,現在就是沒有冷氣,幸好天氣未轉熱,還不是太辛苦。如果再深入討論,我自己則不會付出任何心力時間到本港的奧運馬術,因為我不認同將社會資源投放到沒有意義的形象工程,此乃後話。
原文:
信報2010年3月16日
劉廼強
香港為誰發展?
「必須堅持發展經濟與改善民生、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的內在統一,圍繞改善民生謀發展,把改善民生作為經濟發展的出發點、落腳點和持久動力,着眼維護公平正義,讓全體人民共享改革發展成果,促進社會和諧穩定。」 —溫家寶,二○一○年《政府工作報告》
人活了一把年紀之後,經歷過滄海桑田、人情冷暖,很自然的就形成了對人情物理一套看法。周邊發生的事物,在腦袋中很容易就納入某些框架,某些規律當中,毋須下下從零開始了解和分析,待人接物便更加老練恰妥。時下「知識型經濟」、「知識型社會」講求的,就是知識累積的重要性。人的腦袋是知識最佳載體,古語有云:「家有一老,如有一寶。」未來人類愈來愈長壽,老人的作用只會愈來愈大。我輩大多只能活數十年,今天的「八十後」、「九十後」將等閒壽命過百,光是從本身長遠利益出發,他們也要敬老。
改朝換代還差得遠
大概每十年八載,我們便見到什麼「新時代」、「新經濟」、「新道德」、「新文化」、「新民主運動」等等以「新」為標榜的東西。事後證明,百分之九十九點九九都是騙人的。太陽之下極少新事,而地心吸力則是永遠發揮作用的,只是許多時我們不覺得它的存在。於十九世紀中葉,鴉片戰爭戰敗,國人處於「三千年未有之變局」,當然要求變求新。只是類似這樣的局面,數千、數百年才一遇。最起碼,這不是今天的香港。香港最近「八十後」突然大熱,這真有點「捧殺」的味道,但是入世未深的一些年青人,卻飄飄然的忘其所以。
一些逗着他們說的話,「八十後」聽了,許多會一時之間覺得中聽,大有開天闢地的興奮。沒有錯,「八十後」生長於前所未有的資訊社會中,這處境是十分獨特的。但我們卻不要忘記,資訊科技是一種「充能科技」(enabling technology),而不是「轉化科技」(transforming technology);它本身是不具顛覆性的,不會直接催生大時代。君不見今天的「金融海嘯」,跟八十年前的「大蕭條」何等相似,便知道整體框架和規律在這段時期改變不大。如果有些野心家想藉挑撥「八十後」鬥「五十後」,混水摸魚還可以,改朝換代還差得遠。
只是年紀較大的人腦袋裏的框架和規律日趨鞏固,很容易會連少許調節都抗拒,這種與時並增的保守性,是會有礙社會發展的。年青人沒有既得利益,甚至有時要向既得利益者爭取他們的發展空間,所以每一代都提出一些新的命題。這些命題,是提醒我們社會面對不斷改變的現實,是需要我們重視和思考,繼而直面問題的所在,嚴肅處理的。
我們探討了幾十年,今天還在繼續探討的問題是:香港應如何發展?今天一些年青人提出一個過往很少人認真考慮過的新問題:香港為何要發展?
地產財團取代英資
需要指出的是,這是一個一眼便看穿的假命題。香港要集中發展農業的說法,更根本不值一哂。說什麼「後物質社會」?香港的「八十後」,普遍少點兒物質都不行。奧運期間,就有過百名香港青年志願者因為沒有冷氣,晚上睡不了覺而退出,在內地成了笑話。那些「苦行者」,周六到菜園村宿營還可以,我倒想於十年後看看他們選擇住那裏。
香港當然要發展,其實他們想要指出的真正問題所在是:香港為誰發展?
這個問題,青年人至今還只隱晦地提出,因為他們幼嫩的腦袋,還未完全把事情弄清楚,並且作清晰和有條理的論述。
直到上世紀八十年代中,《中英聯合聲明》簽署之前,這個問題的答案都十分清楚:香港是為英國的商業利益而發展的。而自一九四七年以來,對中國來說,「保持現狀、長遠打算、充分利用」,香港是為新中國利用,為國家建設作貢獻的。這裏一點都沒有香港市民的份兒。
十三年過渡期間,以國際貿易投資為主業的英資撤退,空間陸續由本地的地產財團填補。發展到今天,不知不覺之間,香港事實上是為地產財團利益而發展的,連特區政府都被他們騎劫,成了他們的附庸。好一段時期,尤其是經歷了亞洲金融風暴和房地產泡沫爆破的危機中間,毫無經驗的中央,還以為這就是「真正的資本主義」,符合「一國兩制」,並且能為民族復興大業繼續作貢獻,是好事。
只不過,「維持香港的繁榮和穩定」,對香港很多人來說,一天比一天空洞,只不過是保證這隻鵝繼續生金蛋的手段,這裏依然一點都沒有香港市民的份兒。先不說公務員、教師、社工等好一大批人沒有直接享受到中國改革開放帶來的紅利,和另一批北上回流,風光不再的「師傅」;整體而言,回歸以來,不管什麼CEPA、「自由行」,日子比以前差的大有人在。對一些前路茫茫的年青人來說,更覺得反感。我是最早提倡年青人北上發展的【註】,但已多年不再提了。試想一個大學畢業青年北上,數千元的工資,不但養不起香港的老人,連剛畢業便背上的二三十萬元學生貸款都還不了。過去二十年的「三高政策」,已經使青年們只能困籠於香港,作困獸之鬥。「八十後」鬥「五十後」的說法之所以有市場,就是這個道理。他們有些人索性來個一拍兩散,不如大家都乾脆不發展好了。
外強中乾困籠絕望
從外邊看,香港還不錯。但這只是表面風光,外強中乾。裏邊的人則覺得前無去路,後有追兵,內部又吵吵鬧鬧,什麼都幹不成。做官的,做一日和尚敲一日鐘,敷衍茍且。市民則營營役役,有事無事都加班加點,卻連住得舒服點都達不到。還未有營營役役資格的學生,讀不成書的父母盡力讓他們繼續讀,也不知道讀來為什麼;讀得成的,大學還未畢業就排隊輪候公屋,志在已經沒有新供應的居屋;眼看前面毫無奔頭,只是困籠絕望。
眾所周知,我是最不香港本位的,但今天我不能不鄭重指出:香港並非單純的國家民族發展工具,更加不是幾個寡頭財閥的搖錢樹。我堅決不會同意香港只為香港人發展,但最起碼,香港絕大部分市民,都要能分享發展的成果。戰後二十年,港英偏離了這鐵律,遭遇到市民強烈的反彈。麥理浩把情況扭轉,今天許多人緬懷的前朝過去,其實都是他的政績。回歸十三年,基於種種原因,香港正在一步一步的朝着錯誤的方向走。我和少數人不時發出警告,但從來沒有人聽。直到一群憤青出來鬧事,主流社會才開始警覺。但即使今天,依然極少人願意正視最基本的問題。
香港為誰發展?這個問題,正在敲問着我們的大人先生。我們主流社會,以及中央,都要認真思考。
註:劉迺強:港燦逃荒。《信報》,二○○一年一月十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