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普曼=文
費正清在他的漢學著作《美國與中國》中，曾經描繪過西方國家這樣的一個希望：只要每個中國人把他的襯衫後身加長一英寸，蘭開夏紡織廠就可以永遠不停地開工。
似乎從那時開始，西方國家對中國廣大的市場前景就保持著浪漫的樂觀情緒，這種樂觀情緒在上世紀四十年代末破滅後，又在三十多年後重新燃起——自從改革開放以來，西方的企業繼續因為中國這個廣大的市場而蜂擁進入。
而我，也時常產生與西方國家一樣的幻想：如果每個中國人給我一元錢，我將擁有十幾億的資產。
按照算數原理，以上的種種願望都是合情合理的，但現實是這並不僅僅是算數。目前那些將中國平安渡過全球性金融危機以及保持經濟高速發展的希望，寄託於擴大內需，拉動農民消費增長的如意算盤，必須面對這樣一個狀況：擴大農村的內需，不僅僅是一個算數問題，還是一個心理問題。
任何一個稍微熟悉中國近現代史的人，都會清楚農民在推動近現代發展過程中所作出的犧牲。但是結果並沒有換來相應對等的回報，尤其是新中國之後，可以說農民經歷了一個從當家作主的主人，逐漸淪落到事實上的從屬地位的命運。可以說，經歷了數千年的傳統積累，加上改革開放後地位的逐漸下降，讓農民成為最沒有安全感的一個群體：城鄉剪刀差，讓農民收入沒有明顯增長，消費卻在不斷的變大，貧窮如影隨形；不斷發生的侵權事件，讓農民始終處於中國政治結構的最底層；諸多對農民利好的政策，在基層政府執行過程中的屢打折扣，讓農民開始對政府的政策持有懷疑態度……
所以，中國政府想要啟動農村市場，刺激農村的消費，拉動內需增長，除了提出實質性的政策之外，還需要考慮到如何減小農民的不安全感。有一個很明顯的例子就是當“土地經營流轉”這一政策被提出來的時候，許多農民不是想像自己應該怎樣利用這樣的政策，來規劃自己的未來行為。而是擔心這一政策是不是成為基層政府層政府侵佔自己耕地的幫兇？
而且一個顯然的是事實，城鄉收入差距在不斷的擴大，其相應的權利在過去也拉開了差距。農民不但和比自己收入要高很多的城市局面一樣面臨著看病難、物價上漲、房價上漲——任何一個有兒子通過考大學進入城市的農民，都面臨這樣的難題——等問題，同時他們還有自己作為農民所特有的情況：農村福利制度不健全，老能否有所養成為擔心的一個問題；過分分散的個人種植經濟，嚴重缺乏抗擊自然災害的能力……
在這些問題下，許多農民當然秉持著勤勞持家的傳統，實行著從緊的消費政策，讓那些盯著自己錢袋子的人們一次又一次的失望。他們的未來比城裏人的未來充滿著更多的不確定性，他們必須將自己的錢袋子看好了，以應對明天可能出現的大問題。這種現實，已經不僅僅是一個經濟問題，也是一個心理問題。
所以，即使土地真的能流轉，我想農民也不會輕易放棄自己的承包權；即使收入真的有所上升了，農民也不會養成美國次級貸款製造者們那樣今天花明天的錢的習慣。
如果中央政府真的有決心要改變現在的城鄉二元結構的話，真想通過農村的改革實現中國經濟繼續增長的話，那麼首先要解決農民的心理問題。不要一上來就對農民那僅有的錢袋子心存幻想，而是先打開自己的錢袋子，加大對農村設施的投資力度，並且加強對基層政府的管理和法制建設。先讓農民覺得踏實了，再跟他們提錢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