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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媒特約報導)活生生的歷史不騙人,珠海學院學生關注社會組在星期二(四月三十日)請來謝志峰先生。現任的城市論壇主持,原來於八九年為亞視記者,是六四事件的目擊者,更是當時留守至最後的其中一位記者。當日出席活動者達一百人,反應熱烈,珠海關社會於五月六日至十日於校內設六四展板,並舉行電影放映。
一開始他先跟學生講述六四事件發生前中國的情況。謝形容當年的民生方面,一九七九年中國內地開始改革開放,努力擺脫文革,農村包產到戶已取得一定成果,城市也實行廠長負責制、價格開放措施等 。追溯改革開放前,中國物價統一,所有生產也是國有。改革開放後,物價適當地開放,將次要物資如汽水開放給市場。誰決定甚麼可以放出市場、放給誰或價錢是多少,就是政府官員負責。但同時中國出現貪污官倒的情況,殘民自肥,老百姓生活很差。只有沿海發達,因而引起其他城市不滿。所以六四當時其中一個口號就是「打倒官倒」。
政治方面,胡耀邦之死引發學生舉行大遊行。胡耀邦是中國在文化大革命前的總書記,是有名的清官,並為文革時的寃案翻案。 胡富有改革思想,也因此得罪政府內的保守派。當時政府不濟,民間出現優化管治的呼聲 。同時學生組織也開始冒起,最有名的叫「民主36」,他們談民主理想,也要求釋放政治犯。學生也受外國思想影響,當時東歐及蘇聯的改革也影響著學生的思潮。
謝志峰:參與八九民運的學生不怕死
「耀邦永遠在我們心中」、「不該死的死去了,該死的,還在」、「毛主席的幹部兩袖清風,華國峰的幹部無影無踪,鄧小平的幹部百萬富翁」、「刪除專政」、「建立民主中國」及「死我們不怕,但為中國民主,我們仍然要去」,謝志峰說從當時的橫額,便能看見學生的要求。他指當時的學生是自發,沒有被教唆,也沒有使用暴力,學生知道「應做的就去做」。他形容學生很勇敢,抗拒軍隊入城是利用單車和以身體敞在軍車底阻止軍隊入城。謝志峰認為唯有用道德才能解釋到當時學生的行為。五、六月天氣很辛苦,學生會送上食水給軍人和說服他們。他坦言一直認為中國人的民族性是怕死,但回憶那幾十日看見的學生完全是不怕死的。
對於「一小撮人煽動其他人」的說法,謝志峰解釋任何運動也有領袖和跟隨者,但我們應該要明白當時社會狀態,如果沒有適當社會狀形勢,再強的領袖也沒有用。對於「做成流血事件是因為學生不知進退」的說法,他指群眾運動最難是組織共同意志,由數所院校擴展到全北京的大學再到社會,本身整個運動群龍無首,領袖權也不確定,難以作出決定。要求學生有清楚的部署是不正常的,學生只運用原始的動員方法,謝志峰認為我們應該追究社會問題本身。
謝志峰說很難綜合清場前學生的心情,只說在對話後,感覺運動膠著,甚麼方法也用盡也沒用。他形容雙方因為沒有明確溝通,彼此對形勢也是十分緊張,不過學生實在沒有預計過政府真的會用軍車和子彈驅散。在清場前,有載滿子彈的巴士進來,亦有娃娃兵出現準備驅散。他當時希望找個能拍攝到情況,又能隨時離開的地方。他說當時的自己如果不是為了報導的話,他並不怕死。後來他爬到公廁頂樓拍攝,又訪問學生和在街道的記者,他形容當時情況很亂,指示不足,即使有南面撤退出口也無用。
謝志峰:最可恨的是「忽然愛國」
八九年六月,謝志峰的太太正懷孕八個月,他說若女兒早二十四年出生,便可能會在天安門,他認為學生做的事是對,即使是自己女兒在內,也沒有任何道德勇氣叫她回家。
他指總有些人把對某些組織的忠誠當作信仰,明明知道真相也不承認。他說最可恨的人是「忽然愛國」的人,當時開聲支持的人到現在竟說沒有發生過。說到六四事件對他的影響,謝志峰坦言自己於九七年移民,五年後才回港。六四事件發生後,他更關心社會,也開始思考中國何去何從的問題,更希望在未來有機會修讀歷史。
謝志峰說六四要承傳,中國未來也靠學生,不要怕龐大的勢力,再龐大勢力沒有人民支持也只是虛有。
後記:
二十四年前的事,到今天本可以與我們沒關係。但香港每年也有大型紀念活動,紀念、痛心和閱讀歷史之餘,我們也要把當年學生的承擔、夢和勇氣實踐。
編輯:黃俊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