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會轉型期的階級創傷：留守兒童事件反思
文／劉建洲
破土編者按：今年六月，似乎是留守兒童的多事之秋，繼「貴州留守兒童四兄妹集體喝農藥自殺」事件後，又發生了「湖南衡陽12歲女童毒死同學」事件。我們為生命消逝而惋惜的同時，不禁想問：為什麽有關留守兒童的悲劇事件一再發生？到底誰該為留守兒童問題擔責？為了解開留守兒童問題背後的癥結，破土特推出本期「留守兒童專題」，邀請留守兒童研究、農民工問題研究的相關專家、學者就這一問題發表見解，希望他們的闡釋能解開我們心中的疑惑。本文原標題為《中國社會轉型期的「階級創傷」——由「留守兒童事件」引發的思考》，為上海行政學院劉建洲教授作品，他從階級創傷的視角為我們理解留守兒童問題提供了新視界。
破土：近年來，留守兒童及其引發的相關社會問題，引起了社會各界乃至中央高層領導的高度關注。特別是今年六月份發生的一系列事件，如「貴州四名留守兒童喝農藥自殺身亡」事件，「湖南衡陽12歲女童毒死同學姐妹」事件，更是引起媒體和網民的熱議。並非巧合的是：畢節四兄妹的母親因為不堪家暴逃離了家庭，投毒女童小雯（化名）的母親，也在五年前離家出走。有人將這些兒童稱為「失母兒童」。盡管他（她）有自己的母親，但這些母親們由於各種原因拋夫棄子、遠走他鄉。請問L教授， 您怎麽看待這種巧合？
L教授：托爾斯泰有句名言，說「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對留守兒童而言，我們看到的悲劇和不幸，雖然表現形式各有不同，但原因卻高度雷同。當然，「失母兒童」只是一個很表面化的歸因。更深刻的歸因在於，這個群體正在失去基本的共同體——家庭。這一點我們從每年消失的村莊數量上，可以看得一清二楚。很多農村家庭的現狀是這樣的：爺爺、奶奶與孫兒孫女在老家，父母在外打工，還很可能分居兩地。留守兒童並不是一個鐵板一塊的整體，但就總體而言，他們面臨的制度安排卻高度雷同。如果我們拋開各種蒼白的道義評判，就不難發現這樣一個嚴酷的現實，流動農民工、留守老人、留守兒童，他們構成了「農民工生產體制」制度安排中的一顆顆小棋子，正是這些小棋子、小人物的奮鬥和遭遇，構成了中國社會的巨變和轉型基礎。他們的人生際遇之所以引起大家的關注，正在於它折射的是大歷史背後小人物的命運。但歷史的弔詭在於，在中國這樣一個工人階級國家，傳統的共同體（村落和家庭）處於不可逆轉的消亡中，新的共同體（比如工人階級社區）卻難以形成。
破土：最近，北京師範大學心理學教授李亦菲主持完成的《中國留守兒童心靈狀況白皮書(2015)》調查報告，從心理學指數的角度對留守兒童的心理狀態特別是危險程度進行了評估。我們也關注到，不同的學科對農民工問題和留守兒童問題做出了不同視角的解讀，有些解讀甚至大相徑庭乃至相互對立。您如何評價這些不同的解讀？
L教授：我對李亦菲教授的工作表示敬意。每當一起關於留守兒童的事件發生和被有關方面成功應對之後，總會出現各種解讀、解釋和闡釋。按照馬克思的說法，學者立足於不同的學科視野解讀悲劇性事件，最終的目的當然在於避免類似事件的發生，更高的抱負，是通過社會干預、政策倡議等方式，來改變產生這些事件的結構性因素。這當然很艱難。我特別尊重那些通過解讀來揭露現實、介入現實、改變現實的學者和網友。很遺憾的是，我們常常看到，一些解讀拘泥於自身的學科，缺乏「美人之美」的氣度，更沒有「美美與共」的勇氣；還有些解讀和點評，簡直就是「精神鴉片」或「精神砒霜」，它們有意無意遮蔽社會現實、回避社會現實，甚至將個人苦難的社會因素和歷史源流抽離出來。我傾向於進行一種綜合的解讀和診斷。
很多社會學者對心理學的解讀和工作表示質疑。原因在於，心理存在著嚴重的個體主義方法論預設；另外，心理學的解釋及其提出的應對策略，往往缺乏結構的視角和歷史的視野。應當說，社會學家的這些質疑，有其合理之處。但是，我們要看到，心理學自身有著極為龐雜的學科體系與不同的研究取向。社會學同樣如此。誰能說社會學就一定是批判性和建設性兼備呢？我有時開玩笑地調侃，很多發表了多篇農民工或留守兒童研究文章的社會學名家，很可能連一個農民工朋友或者留守兒童朋友都沒有。這可能是苛責他們，因為按照「價值中立」的原則，和研究對象交朋友反倒是不正常的事情。其實，從應用和操作的角度而言，心理學的視角和具體做法，優勢頗多。畢竟，解決個人的心理問題，診斷、篩選出可能存在「問題」的農民工與留守兒童，要比社會學者注重改變宏大的「結構」，要相對現實和容易得多。我傾向於進行心理學和社會學的綜合。畢竟，結構性問題往往通過個體的心理創傷表現出來；而在勞工社會學中，階級的結構可以說是最為重要的一個結構。這樣的綜合，要求我們轉換一種思路，不妨將留守兒童問題看成是中國社會轉型期「階級創傷」的一種表現形式。從這種屢屢出現的「階級創傷」中，我們不僅能夠看到現實和歷史，還能夠感同身受、反觀自我，從而對大歷史背後小人物的命運，有一種深刻的「同情的理解」。這樣，我們提出的對策，也不至於掉到「精神維穩」的陷阱中去。
破土：您說的「階級創傷」是一種什麽樣的創傷？
L教授：「階級創傷」（Class trauma）並不神秘，凡是身處階級社會中的人都會有親身的體會和切膚之痛。「階級創傷」是一種階級沖突的形式，不過，這種沖突發生在階級社會每個成員的內心世界和精神世界當中。過多的時候，人們會把這種內心世界的痛苦、無力、絕望乃至被閹割、被撕裂的感覺，看成是自身的問題、暫時的問題，是每個人必須為成長或成功付出的必然「代價」。有趣的是，在特定的時代，特定群體和個體，甚至會自覺地為了某個更高的範疇，比如家族、國家等，自覺地承受這種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比如，根據葉辛的小說《孽債》改編的電視劇主題歌這樣唱道：「美麗的西雙版納留不住我的爸爸，爸爸一個家，媽媽一個家，剩下我自己好像是多餘的。」這裏就有著對「階級創傷」的曲折表達。魯迅在小說《故鄉》中，這樣生動地描寫自己聽到閏土恭敬地稱自己為「老爺」後的感受：「我似乎打了一個寒襟；我就知道，我們之間已經隔了一層可悲的厚障壁了。」從某種意義上講，「階級創傷」是人們對階級界限、階級歧視和排斥、階級傷害、階級壓迫的復雜情感體驗與心理感受。從這個角度去審視貴州畢節自殺兒童留下的遺書，我們能夠體味到一種濃郁的「階級創傷」，盡管它不過出自一個小學六年級學生的手中：「謝謝妳們的好意，我知道妳們對我的好，但是我該走了。我曾經發誓活不過15歲，死亡是我多年的夢想，今天清零了！」
破土：「階級創傷」對於理解工人階級家庭問題是一個很重要的視角。您是如何發現這一視角的？為什麽留守兒童的「階級創傷」會轉變為對自身和同學的傷害？
L教授：最近幾年，我承擔的課程包括領導幹部壓力管理與心理調適。在教學的過程中，經常會和心理學圈的學者和老師交流。有時候，妳會反思，為什麽中國社會特別流行心靈雞湯？現在誰沒有被心理雞湯刷屏的時候？有些善於制作心靈雞湯的專家教授，不光登上央視的百家講壇，同時也實現了讓自己先富裕起來的夢想。講一個故事吧。有一次，一位參加培訓的領導幹部講述了他的心理壓力。他的工作可能是與處決各類死刑犯有關，這讓他有一種莫名的負罪感和心理壓力。他的調適方法，是私下咨詢某位寺院的主持。在傾訴了自己的苦惱後，那位主持安慰他的一句話，讓他最終釋懷：「妳不要有什麽壓力，因為妳這是在替天行道！」這個看似笑話的故事，讓我思考心理問題背後的社會背景。
發現並審視「階級創傷」,還有一個機緣，那就是自己翻譯《星星之火：全泰壹評傳》的過程。我們常常看到，工人階級及其家庭的心理和精神創傷，常常指向自身、家庭成員乃至本階級的成員。這種場景在《全泰壹評傳》裏面有很多體現。全泰壹曾經十分憎恨自己的父親，因為他常常酗酒，暴打母親和自己，然後變賣家裏僅有的一些東西，離家出走。區別在於，全泰壹在經歷了「階級創傷」後，實現了最終的覺醒，他深刻理解到，父親其實也是一個受害者。在貴州四名留守兒童的遭遇中，我們也看到類似的場景。在《全泰壹評傳》中，還有這樣一段描寫：全泰壹曾經在擁擠的公交車上，看見了一位背著柳條筐的女性小販在和售票員爭吵。這位小販當時的樣子，就象是泰壹母親的一位鄰居，他和這樣的鄰居已經相處二十二年了。這樣的人，他（她）們的生活沒有希望、沒有理想或人類的成就感，他（她）們的生活價值，就象一只螞蟻的價值。為了在絕望中維持著自己的生活，他（她）和們自己的鄰居爭吵，對鄰居不恭，有時候甚至粗暴地對待自己的鄰居。同時，他（她）們被所在的社會漠視和鄙視。真正的問題在於：很少有底層的成員，能夠將社會強加於他（她）的自卑轉化為自尊，將羞辱轉化為自豪，將恐懼和卑賤轉化為憤怒和勇氣，將依附和詆毀轉化為自主和解放，將沈默和順從轉化為批判和鬥爭。
農民工或者留守兒童的「階級創傷」之所以往往轉變為對自身和同學的傷害，原因正在於社會底層在社會流動的過程中，常常會面臨一種鐵絲網般的柵欄，這種柵欄不是別的什麽東西，而是一種階級邊界，一種社會秩序，一種規則，一種道德律令，一種警示性的標誌。約翰.列儂有一首很經典的歌曲，叫《工人階級英雄》（Working Class Hero）。我覺得網絡上傳播的一段MV視頻畫面配得特別好。裏面是一群孩子被柵欄阻隔在花園外面，一個小男孩首先勇敢地闖進了柵欄，孩子們蜂擁而入，他們突破了柵欄這一咒語般的隱喻——這就是階級的藩籬。「階級創傷」之所以產生，是因為一些階級必須通過法律、制度和市場來保護自己所在階級的利益。「某些人被各種鐵絲網組成的柵欄包圍，因為他們想要保護某種東西。他們會向那些試圖攀越柵欄的人吐唾沫，踐踏他們。那些從柵欄上跌落的人們，他們的臉部因痛苦而扭曲，並充滿罪惡感。」經歷了近三十多年的發展，中國社會的階級邊界基本確定，階級的柵欄紮得越來越細密和精致。這是底層的「階級創傷」往往轉為指向自身和同輩群體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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