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保護受訪者私隱，筆者曾改動或杜撰文中部份時間、人物、地點及情節）

為甚麼要來香港？

桂茹最近一次遇到類似問題，是在寧夏一間派出所，當時她因涉嫌「非法採訪」而遭當局拘留，她吸取了前輩經驗，懂得如何裝傻扮懵，有一句沒一句地敷衍公安。公安也想大家好下台，沒怎麼為難她，只是官式問了幾句話，然後就閒聊了一整晚，不知不覺間就談到，為甚麼這個20多歲山西女生，捨棄前景似乎更好的上海和北京，南下香港這個沒落的都市。

那時候，桂茹沒意思認真回答，故發嬌嗔說了句：給你扣留在這裡，留了記錄，還怎麼到上海工作呀？說實話，她來了香港不過兩年光景，有一年在中大讀新聞學碩士，另一年則於本港中文媒體當記者；可於短短時間內，那帶有口音的廣東話已說得流暢自然，她告訴我，希望自己能於香港落地生根，拿到永久居民身份。我一如那位寧夏公安，忍不住問：為甚麼想留在這裡？

桂茹立刻道出兩個字：自由。我聽罷不禁有些疑惑，她是不是也像應付那個寧夏公安一樣，堆砌出一個體面答案來應酬我。

一個率真誠實的香港記者

留宿寧夏派出所那一次，其時桂茹的確在做實地採訪，走訪受害者家庭和維權人士，詢問他們能否走出多年陰霾，並記錄政府所承諾的補償和追究責任，如何一一落空。表面看來，桂茹與其他滿腔熱誠記者無異，僅用上「站在雞蛋一方」和「揭露社會不公」兩句話，就能概括她的人生志向；或者，如果要她一句帶過自己的新聞理想，也會如此簡單總結。

我認識了桂茹一段日子，沒錯，她的心傾向中國貧苦無依的底層大眾，同情他們對抗龐然國家機器，但這只是其行文間所流露的一面。

我們常常討論昔日報導，桂茹往往都會誠實面對自己，承認工作時難免有個人偏好，有時候即使質疑「受害人」的故事或多或少流於片面，也不太願意加以挑剔；她又不時反思，一宗宗悲天憫人的維權事件，情節人物縱使個個不同，背景主旨卻大同小小異，假如傳媒以新聞公器，反覆灌輸同一政治訊息，是否真的可以站在道德高地上，大義凜然地說客觀公正呢？

桂茹是內地高材生，原本於重慶大學本科修讀法律，將來成為專業人士，但她最終決定修讀第二學位，以新聞傳播為其人生志業。「揭露社會不公」，桂茹自述當初確有此宏大志向，同時她也坦白說，小時候當過報社小記者，於那段發掘市民故事的日子，享受自己寫的文章呈現人前，滿足感覺記憶猶新；到了大學時期，她經常成為活動主持，享受對大眾展示神采的自信。

再三反省後仍堅持「站在雞蛋那一邊」，「揭露社會不公」之餘，亦承認希望滿足一點私心，我認識的桂茹應不會為了一個迂闊概念，幻想著「自由」二字的美好，就決定要以香港為家。

觸得到摸得著的「自由」

回到最初的起點，桂茹衝口而出的「自由」是甚麼呢？

我腦海中立刻浮現「言論自常」、「採訪自由」、「出版自由」等概念，畢竟香港市民眼中的基本權利，對內地民眾來說可不是理所當然。不過這種想法只是我一廂情願，桂茹不是不理解和珍視各類型「自由」原則，但她心目中的「自由」卻是源於一段生活經歷。

當時是2014年，桂茹還是中大新聞學碩士生，遠赴北京參加實習計劃，於《紐約時報》駐京辦事處擔任記者約一個月。桂茹寄居在親戚家中，每天早晚擠兩小時地鐵，跟隨著人潮往返工作地點，但如果你說摩肩接踵的都市生活規律，聽起來好像與香港差不多，她會斬釘截鐵地否定。

桂茹經常遊歷在外，有時候到偏遠地方時，人生路不熟，她一個年輕女子會帶著防狼噴霧器徬身。就在她踏足首都的第一天，忘記行李箱內這件罐狀「可疑物品」，地鐵安檢人員搜出後大吵大鬧，當眾威脅要報警處理，幸好她保持冷靜有禮，解釋為何隨身帶著防狼噴霧器，成功說服對方息事寧人。桂茹此時仍只顧著委屈不服氣，還未有充足心理準備，即將日復一日見識國家機器的敏感和神經質

每日於北京各個地鐵站，乘客都要先通過安檢才能步入閘口，桂茹時常要當場喝一口所攜帶飲料，證明不是爆炸品方可「過關」。不過她沒有習慣成自然，反而提起這段日常往事時，語氣仍帶厭惡不耐煩；這種生活感覺一點一滴累積起來，致使北京景物儘管巍峨有氣派，灰黃天色下，她只察覺到無日無之的監控，無心欣賞當權者悉心維持的宏偉外貌。

親戚住所鄰近國安機關，桂茹每日路程都是五步一崗，十步一哨，軍人監視著街上一舉一動；有時家裡電話會傳出奇怪聲音，親戚說是見怪不怪，機關人員會監聽周遭通訊。桂茹回想自己於內地生活二十多年，至此才首度意識到「國家」和「政治」的存在，但對於如此龐大力量，她只覺得討厭無理；天羅地網下，北京沒有成為安全有序的居所，反而像是個可怕陌生的牢籠。

同樣擠逼的地鐵車廂，同樣洶湧壓迫的都會人潮，北京和香港之間卻橫梗著一道名為「自由」的鴻溝，內裡不是甚麼慷慨激昂的概念原則，而是日常生活的切身體會。至少到目前為止，桂茹流連於香港鬧市，尚未察覺到強大冰冷的國家機器隱身其中，日夜監控著她的言行舉止。

「心中無黨」的中共黨員

今天，桂茹是個初出茅廬的新聞記者，嚮往免於監控的自由；她同時是中國共產黨黨員，八千八百萬的一份子。她有時懊悔地自怨自艾，當初都沒怎麼深思熟慮就入了黨，對不起自己；我呀，就覺得她「恨錯難返」的語調太過沉重，我們的生活大多都不免這樣，計算和籌劃未來總是徒勞無功，拿上手的東西最後發覺不合用，現在的我譏笑著過去的我。

薄熙來治下重慶，「唱紅打黑」的年代，大學尖子桂茹獲得入黨邀請，她不是像如今所說那麼不明所以，實則事前曾諮詢媽媽和師長意見，他們都認為有黨員身份在手，找工作會方便些。不過現實是黨員有近九千萬之眾，僧多粥少，較有把握的，就是對加入國企有幫助，具體講到怎樣發財或升官，桂茹的「智囊團」都心裡沒底；大家都僅僅覺得，有總好過無，多一個身份資格對事業發展總有幫助，應該是吧。

黨可以給我甚麼呢？高材生心中有朦朧答案，但可能從未認真想過這個問題。不管如何，入黨筆試當然難不到桂茹，而面對那些檢查其思想狀況的「傻婆」，她坦承是「見人講人話，見鬼講鬼話」，輕易打發掉。其後，這個新晉黨員熱心爭取成為「唱紅打黑」活動的主持，目標是訓練膽量和實踐主播技巧；薄熙來倒台，重慶變天，但對桂茹來說只是換了口號，再不用高呼「三進三同」和「五個重慶」，她仍努力運用黨的資源，專心經營自己的人生。

時至今日，當寧夏公安指控桂茹「非法採訪」，她立即搬出黨員身份，強調自己信奉馬列毛鄧，擁護習近平總書記，惹得盤問人員失聲竊笑；可見入黨還有「剩餘價值」，可供香港記者桂茹拿來「開玩笑」，於派出所緩和對立氣氛。近年中共中央多次譴責大量黨員「心中無黨」，不交黨費，不參與組織生活，不信共產主義，桂茹正正是犯上所有不足的「反面典型」。

按中共規定，每一個黨員都必須於某個機關「掛單」。桂茹的「單位」是家鄉小區的居民委員會，過往這類街坊組織只是飲茶灌水，給大媽們一個歇腳場所，黨務活動全都馬虎了事，更不會有人多事查究誰沒有來開會。悠閒風氣近來卻蕩然無存，桂茹說居委會不滿她多次缺席會議，威脅要除名處罰；於是她母親隨機應變，承諾會代女出席，吸收「黨的訊息」，再轉達給遠在香港的女兒聽，勉強堵住居委會的口。

自習近平上台後，中共中央認為眼前種種政經痼疾，病根之一為黨員失去精神信仰，人心散渙，所以大至反腐打貪，小至追討黨費，總之必須從嚴治黨，重振基層思想風氣。自改革開放以來，當市場經濟愈趨強大，不待中共高層推廣「捉到老鼠就是好貓」的道理，以千萬計的基層黨員都改信了實用主義；他們祈求富國強兵也好，謀取私利也罷，「共產主義」都逐漸成為空洞標籤。

只要現今的社會土壤維持不變，黨內的「桂茹」大概只會除之不盡，「春風吹又生」；假如非重振共產精神信仰不可，也許習近平真正要整頓的對象，並不是個別「反面典型」而已，而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自身。

如何解讀十三億個人的「私歷史」？

一個人的體驗，可以代表八千八百萬份之幾個黨員，十三億份之幾個中國人？誠然所有人的「私歷史」都獨一無二，但世上總有他人也經歷過相似的生活軌跡，探索過同一可能。

桂茹還在家鄉太原時，她是本地人際網絡的「既得利益者」，從沒想過求醫治病會是難事；然而當她成為重慶的外地人，沒人際關係可以疏通，頓時發現自己求助無門，花盡功夫才找到醫生看病。與桂茹同一經歷的異鄉人應該不在少數，縱使他們不一定因利益受損，而悟出桂茹的結論：社會不能單靠人情關係運轉，我們需要制度規則以確保公平公正。

留港兩年期間，桂茹曾經大病一場發高燒，要入院治療，剛巧其母來港探望，陪伴在側。她見到香港的醫生只開出退燒藥，不為桂茹做腦掃描，又不為病人吊鹽水，一度當場詰問，事後回想才恍然大悟，明白年輕女兒發燒，其實反映身體正對抗病菌，根本毋須多費藥力損耗病者。桂茹母親又聯想起，不少內地醫生所以提供那麼多療法和藥物，說穿了都是小事化大，盡可能開多些票據收錢。

為甚麼要來香港？自從親身比對中港社會之別，桂茹的母親認同女兒的結論，再沒有問這個問題。